杭州與合肥：中部城市強勢崛起的絕佳樣本

合肥從一個“三五”（5平方千米、5萬人口、5家小企業）城市發展成為“新一線城市”和“長三角副中心城市”，特別是21世紀以來，合肥的經濟發展速度堪比深圳，引起了全國關注，甚至有海外媒體的褒獎性報道。身居合肥、深諳合肥發展歷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劉志迎教授帶領團隊，從時間、空間、城市、產業、科技、資本、人才、民生、生態、政策十個維度，分十章內容全面解讀了“合肥發展”案例，系統地回答了媒體上關於合肥的各種“爭論性評價”。

杭州與合肥：中部城市強勢崛起的絕佳樣本

來源/中信出版集團

要說當下熱度最高的城市，那定當是杭州與合肥。這兩座城市以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詮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多元可能。

杭州，這座千年古城，在數字經濟浪潮中煥發新生。作為中國網際網路經濟的搖籃，它不僅成就了阿里巴巴這樣的商業巨擘，更在人工智慧領域展現出驚人創造力。深度求索（DeepSeek）的開源模型DeepSeek-R1在全球AI領域引發震動，而國產3A遊戲《黑神話：悟空》的問世，則讓杭州在全球遊戲產業版圖上佔據重要一席。這些創新成果不僅彰顯了杭州數字經濟的活力，更展現了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領跑姿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合肥的硬科技突圍之路。這座曾經的“小縣城”，憑藉科技創新實現華麗轉身，躋身新一線城市行列。在量子科技領域，世界首臺超越早期經典計算機的光量子計算機在合肥誕生，世界首條量子保密通訊“京滬幹線”開通，“本源悟空”量子計算機以突破性的效能指標，創下全球訪問量超2000萬的驚人記錄。透過引進龍頭企業、培育產業叢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合肥在家電、新能源汽車、新型顯示等領域形成全球競爭力，成為中部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典範。

數字創新看杭州，硬核製造看合肥。對於正在尋求轉型升級的中部城市而言，這兩座城市的創新實踐，恰如一部生動的教科書，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寶貴經驗。

本文關於合肥模式的分析內容，主要引自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合肥有模式嗎？一座城市的創新實戰案例》，本書是中國科技大學劉志迎教授傾心三年研究，聯合合肥贊家科技合作編寫的重要研究成果。書中系統總結了合肥從昔日小城演化為新一線及長三角副中心城市的創新路徑。下文將從政策支援、科技創新等關鍵維度，對比合肥與杭州模式，剖析兩座城市在產業升級與創新生態上的異同，為讀者揭示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多元路徑與可借鑑經驗。

一、從政策支援看合肥與杭州

合肥與杭州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合肥以“政府引導基金+政策支援”為核心，透過精準佈局和資本運作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化發展；而杭州則以“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為基礎，透過最佳化創新生態和政策體系，聚焦數字經濟與人工智慧等前沿領域，形成了“雨林式”的創新生態。

合肥：政府引導基金與政策支援的“合肥模式”

合肥的政策模式以政府主導為核心，透過“政府引導基金+政策支援”推動產業崛起。合肥透過設立政府產業投資基金叢林，構建了覆蓋企業全生命週期的基金體系。例如，合肥組建了總規模超過600億元的政府產業投資基金，帶動近4000億元的社會投資。這種模式不僅支援了重大專案落地，還透過產業鏈上下游的聯動，形成了完整的產業叢集。

在政策支援方面，合肥每年投入100多億元助力產業發展，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出臺專項政策支援積體電路、人工智慧、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這些政策穩定且“免申即享”，企業無需繁瑣申請即可獲得補貼，極大地提升了政策的落地效率。

合肥還透過“以投帶引”的方式，推動產業鏈的完善和叢集化發展。例如，透過投資京東方和蔚來等專案，合肥不僅獲得了高額回報，還帶動了上下游企業的集聚。這種模式被《經濟學人》評價為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正規化。

杭州：產學研用融合與創新生態的“杭州模式”

杭州的政策模式則以“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為核心，透過最佳化創新生態和政策體系，推動數字經濟和人工智慧等前沿領域的發展。杭州透過建設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等“創新蜂巢”，構建了“產學研用金、才政介美雲”十聯動的創新生態。這種生態既不像矽谷的完全自由放任，也不同於深圳的強產業規劃，而是透過政策引導和要素集聚，營造出“雨林式”的創新環境。

在政策支援方面，杭州實施了“高新企業規上化、規上企業高新化”行動，打造了從科技型中小企業到科技領軍企業的梯度培育體系。此外，杭州還透過設立1000億元科創基金，專門解決科技型初創企業的融資難題。這種政策體系不僅支援了企業的成長，還透過環大學大科創平臺的建設，推動了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

杭州的政策還體現在對數字經濟和人工智慧產業的精準佈局上。例如，杭州規劃了AI產業園，形成了“算力基建—演算法研發—場景落地”的完整生態。並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和“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服務理念，為創新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2025年，杭州計劃統籌現有產業政策資金的15%，集中投向新質生產力的培育。這種佈局不僅推動了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落地，還為創新企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合肥與杭州的政策模式各有優勢。合肥的“政府引導基金+政策支援”模式，透過資本運作和精準佈局，推動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叢集化發展。這種模式在重大專案落地和產業鏈完善方面表現出色，尤其適合需要大規模資金投入的產業。然而，這種模式對政府的決策能力和資本運作水平要求較高。

杭州的“產學研用”融合模式則更注重創新生態的構建和政策體系的完善。透過最佳化營商環境和要素集聚，杭州為創新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這種模式在推動數字經濟和人工智慧等前沿領域方面表現出色，尤其適合需要快速迭代和市場化的產業。然而，這種模式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支撐能力要求較高。

從產業導向來看，合肥的投資重點在於積體電路、新能源汽車、新型顯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杭州則聚焦於數字經濟、智慧製造等領域，同時兼顧傳統產業的升級。

二、從科技創新看合肥與杭州

合肥以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為核心，強調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全鏈條創新；而杭州則依託高校和企業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聚焦數字經濟和人工智慧等前沿領域，形成了獨特的科技創新生態。

合肥：以基礎研究和產業創新為核心

合肥的科技創新能力近年來顯著提升，根據《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數報告（2023）》，合肥的科技創新能力位居全國第七，研發能力和創新環境分別位列全國第三和第四。合肥的科技發展依託於其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和國家級科研平臺。合肥擁有全超導託卡馬克、穩態強磁場、同步輻射光源等13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專案，這些設施為前沿科學研究提供了堅實支撐。

合肥的產業創新則以“芯屏汽合”“急終生智”等現象級產業叢集為代表。在積體電路領域，合肥以晶合整合、長鑫儲存等企業為龍頭，構建了完整的產業鏈。新型顯示產業則以京東方、維信諾等企業為核心，實現了從沙子到整機的全鏈條佈局。此外，合肥在新能源汽車和人工智慧領域也取得了顯著進展，形成了智慧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叢集。

杭州：以“產學研用”融合和數字經濟為特色

杭州的科技創新能力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根據科技部發布的《國家創新型城市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21》，杭州的創新能力指數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深圳。杭州的科技發展以“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為核心，依託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等高校和科研機構，推動前沿研究成果快速轉化。

杭州的數字經濟和人工智慧領域發展尤為突出。杭州的“六小龍”企業，如DeepSeek等，正是基於浙江大學等高校的技術底座發展而來。此外，杭州還透過搭建技術轉移轉化平臺，推動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的快速落地。例如，杭州市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利用人工智慧大模型分析企業技術需求，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智慧匹配服務。

兩種模式在產業選擇、發展路徑、創新方式等方面呈現出明顯差異。杭州以數字經濟見長，注重商業模式創新和平臺經濟發展；合肥則以硬科技創新為主導，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這種差異既源於兩地的資源稟賦不同，也反映了各自的發展戰略選擇。

三、中部城市發展的路徑與創新啟示

中部地區城市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但也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壓力。借鑑合肥模式，中部城市應立足自身實際，找準發展定位。可以依託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培育特色創新叢集；圍繞國家戰略需求，佈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完善創新生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在具體實施路徑上，建議中部城市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強創新平臺建設，打造區域性科技創新中心；二是最佳化營商環境，吸引優質企業和人才落戶；三是推進產城融合，實現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的良性互動；四是深化區域協同，構建優勢互補的產業生態圈。

中部城市發展既面臨挑戰，也充滿機遇。在數字經濟時代，可以借鑑杭州模式的經驗，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可以學習合肥模式的做法，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透過兩種模式的有機結合，走出一條具有中部特色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城市發展沒有標準答案，關鍵在於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合肥模式和杭州模式的成功實踐，為中部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在新時代背景下，中部城市應當立足自身優勢，借鑑先進經驗，在創新驅動發展中實現新突破，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透過持續探索和實踐，相信中部地區必將湧現出更多具有特色的城市發展典範，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