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陳勁松
通常來說,那句“F”開頭的髒話從一位名人嘴裡冒出時,會讓人感到不適。然而,當48歲的女士莫妮卡·萊文斯基用“F*** you”開頭,排著隊將美國最高法院六位保守派大法官點名罵了一遍時,她獲得了18萬人點贊。
莫妮卡·萊文斯基不是尋常之輩。她是白宮的前實習生,克林頓性醜聞的女主角。她人生曾被全世界媒體聚焦曝光,她見過無數大風大浪。這一次,令她失態的原因是,6月24日當天,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取消憲法對女性墮胎權利保障。
如果說萊文斯基的推特代表了來自美國民間的怒火,那麼6月28日《紐約時報》的社論則代表著主流輿論對於最高法院的合法性發出了疑問。
這篇名為《美國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當性》的社論認為,現在的最高法院越來越保守,共和黨對提名越來越嚴格,“如今的最高法院中,沒有人能像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那樣,儘管他是由共和黨任命的,但他是獨立的,他的判例往往是不可預測的。肯尼迪於2018年退休。與肯尼迪1988年加入最高法院時相比,現在篩選要嚴格得多,因此像他這樣的自由思想者不可能坐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席。”
6月30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危機》更是直截了當:“最高法院越來越被視為政府的另一個黨派。艾米·康尼·巴雷特大法官在路易斯維爾大學發表講話時聲稱,大法官們不是一群黨棍,但她沒法否認這個傾向越來越明顯。保守派將佔據上風,而且可能會持續十年或更久。”
目前美國最高法院的組成中,保守派對自由派是6比3,佔壓倒性優勢,這種比例在美國曆史上只有小羅斯福時代出現過。
當時的最高法院判決羅斯福多項新政違憲,讓羅斯福怒不可遏。1936年,連任成功的羅斯福提議,允許總統在現有九位大法官基礎上,針對所有年過70的大法官,可以額外提名一位大法官,但保證高院的規模不能超過十五人。也就是說,羅斯福所推動的高院擴充計劃,將給他創造額外任命六位大法官的機會,足以保證親新政派能牢牢把控高院。
這個方案引發軒然大波,甚至民主黨內部大多數議員也不支援最高法院擴大,最終不了了之。
最高法院的傾向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個機構對美國社會走向有著非常大的影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興起民權運動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由派佔上風的最高法院做出了兩個歷史性宣判,1954年的布朗案和1973年的羅伊案。
羅伊案大家已經熟悉,布朗案實際上比羅伊案更加重要。
布朗案的全稱是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局案。布朗是個黑人,他的家位於堪薩斯州託皮卡市。當地學校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他的孩子不得不到一英里外的黑人學校上學。1950年9月,布朗的女兒林達要上三年級了,他帶著女兒到附近白人學校試圖註冊,遭到拒絕。布朗遂向美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求助,在協會幫助下,他將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1954年5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做出決定,判決種族隔離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因此“黑人與白人學童不得進入同一所學校就讀”的種族隔離法必須廢除。
白人和黑人必須分別就讀不同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現象存在已久,布朗案的裁決終止了它。這之後,種族隔離的法律依據“隔離但平等”被推翻,任何法律上的種族隔離都可能因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平等權而被判決違憲。接下來數年中,美國開始廢止一切有關種族隔離的措施,美國民權運動也因為本案邁進一大步。
那時候的最高法院被稱為沃倫法院,因為時任最高法首席大法官為厄爾·沃倫(Earl Warren)。
有趣的是,這個首席是拿總統位置換來的。1952年沃倫被視為共和黨熱門總統候選人之一,因五星上將艾森豪威爾的參選而退出。退選的條件就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於1953年提名沃倫出任最高法院第14任首席大法官。
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原本屬於溫和保守派的沃倫上任後,其判決急速左轉。沃倫一手主導了美國曆史上最為自由派的最高法院。並與民權運動一起,進行廣泛的司法能動主義判決,以至於艾森豪威爾總統後來評論,提名沃倫乃是自己“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錯誤”。
在沃倫法院(1953-1969)期間,最高法院透過一系列判決大幅擴大了憲法賦予的公民自由權利。包括布朗案、1962年到1964年期間的“一人一票”案(極大改變了很多州農村地區的投票權重)、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了對公眾人物誹謗案件的“真實惡意原則”)、費南德茲訴得克薩斯州案(裁定墨西哥裔美國人有權參加陪審團)、1966年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要求警方羈押當事人必須告知其擁有某些權利,包括請律師的權利,即所謂“米蘭達警告”)。
1969年,沃倫從最高法院正式退休,沃倫·厄爾·伯格(Warren Earl Burger)於1969年繼任第15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雖然通常認為伯格法院(1969-1986)標誌著保守派的崛起。但沃倫大法官的後期影響仍然存在,因此伯格法院繼續擴大了公民的隱私權,並里程碑性質地以7:2透過聯邦層面上的墮胎合法化,即羅伊案。
在平等、隱私、言論自由、被告人權利等諸多領域,沃倫法院和伯格法院推動了自由派所相信的理念和政策。在最高法院之外,則是民權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嬉皮士和反文化運動等社會風潮。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雖然充滿了動盪和衝突,但被很多自由派視為他們的黃金年代。
2022年6月24日,美國加州,在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後,米茨·裡瓦斯(左)在舊金山市政廳舉行的一場墮胎權利抗議活動中擁抱她的女兒瑪雅·伊瑞巴里恩。
1969年,時任總統約翰遜本計劃提名福塔斯接替沃倫出任首席大法官,但福塔斯因爆出醜聞而辭職。這就給了尼克松兩個最高法院法官空缺。兩年後,哈蘭和布萊克退休,尼克松又獲得兩個提名權。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辭職後,接替他的福特又因道格拉斯退休而獲得了第五個提名權。之後,卡特雖然替民主黨奪回白宮,卻並未遇到任何一個最高法院法官空缺。
從1932年開始,共和黨雖然一共只有三人進入白宮,其中還有一位是接替尼克松的福特,卻在1970—1975年短短五年間就獲得五個提名名額,可謂是運氣爆棚,為里根時代的徹底右轉打下基礎。
1980年,里根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是一次徹底的社會變革。直到今天,美國仍生活在里根所塑造的社會結構當中。共和黨以反墮胎和反福利國家為旗幟,將南部白人、宗教保守力量等團結起來,強調去管制,提倡傳統道德和家庭價值,整個國家徹底右轉。
1980年11月4日,羅納德·里根與家人慶祝他當選美國第40任總統。
從里根時代開始,最高法院法官提名過程變得前所未有地慘烈,兩黨對大法官提名人選變得更加嚴格和審慎,而最高法院判決中,意識形態站隊更加明顯。
1987年,里根提名羅伯特·鮑克(Robert Bork)為大法官,此人是堅定反對墮胎派,結果在提名過程中,泰迪·肯尼迪參議員譴責“在羅伯特·鮑克的美國,婦女將被迫進入黑市墮胎”。最後參議院以58:42拒絕了鮑克提名。
這次提名失敗後,兩黨吸取了教訓,儘量避擴音名像鮑克這樣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人選。
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最高法院越來越重要,而法官提名過程越來越艱難,兩黨都傾向於把立場堅定而不是中立溫和的法官輸送到最高法院。共和黨尤其如此。
里根之後,來到最高法院的共和黨大法官不僅與他們的自由派同僚對比鮮明,甚至與里根上臺前被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也頗不相同。
以斯卡利亞、托馬斯、阿里託為代表的新一代保守派大法官被稱為“運動法官”(movement justices),即他們都受保守主義法律運動影響和培養。與老一輩保守派法官相比,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堅定甚至好鬥。
在現任九名大法官中,六名保守派大法官——羅伯茨、阿里託、托馬斯、格薩奇、卡瓦諾和巴雷特,都是運動法官。
從尼克松開始,一直到特朗普,共和黨總統在他們的任期內總是有很好的空缺時機,自1969年以來確認的18位大法官中,有14位來自共和黨總統,只有4位來自民主黨總統。
很多自由派政治家認為這是共和黨精心策劃的緣故。共和黨動員高齡的保守派法官自願退休,如布萊克蒙,奧康納等,為後來者讓路。而反觀自由派,就缺乏這等遠見,金斯伯格死在任上,讓特朗普獲得第三次提名機會,提名巴雷特,完成了最高法院徹底右轉佈局。
2022年6月24日,美國華盛頓,美國最高法院前,一名美國國會警察在執勤。
如同自由傾向的最高法院以布朗案和羅伊案將美國社會帶入民權的黃金年代一樣,當今最保守的最高法院也會以自己的價值觀改變美國社會。
在6月24日釋出的關於推翻羅伊案判決意見書中,保守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進一步提出,未來最高法院應該重新考慮過去關於避孕、同性戀和同性婚姻權利的重大裁決。
在意見書中,托馬斯展望了保守派的未來規劃,他稱,大法官們“應該重新考慮本法院所有實質性的正當程式先例,包括格里斯沃爾德(Griswold)、勞倫斯(Lawrence)和奧貝格費爾(Obergefell)案”。托馬斯稱,“因為任何實質性正當程式的決定都是‘明顯錯誤的’,我們有責任‘糾正’這些先例中確立的錯誤。”
托馬斯提及的三個判例分別表明了避孕、同性戀、同性婚姻權利受到憲法保障。如今,托馬斯的言論無疑為其打上了一個問號。
在2020年一場聽證會上,當被問及“格里斯沃爾德訴康涅狄格州案”是否正確時,被提名的巴雷特拒絕回答,拒絕承認這一判決是正確的,只是稱“無法想象”可以在州內透過全面禁止避孕的法律。
如果共和黨的規劃得以實現,美國社會將徹底走向保守,甚至引發社會層面的大分裂。
《洛杉磯時報》記者卡普蘭(Erin Aubry Kaplan)稱,年輕人將不再把美國視為一個民主國家,“我最擔心的是,推翻羅伊案將告訴美國年輕人:這種卑鄙、狹隘的壓迫是美國政治的根本所在。他們不再爭取社會變革,他們不再將這個國家視為一個民主國家。這令人不寒而慄。”
作家琳達·赫什曼(Linda Hirshman)在接受政治媒體Politico採訪時,更是直接預測美國會爆發內戰。
她認為,在接下來的10年中,不僅在紅州而且在全國範圍內限制墮胎的努力將更加激烈,直到緊張局勢達到沸點。
她甚至對美國的未來做出預測:共和黨將於2022年拿下國會,然後在2024年拿下白宮;國會將透過聯邦《逃亡婦女法》,規定以墮胎為目的的跨州商業交易中旅行或教唆旅行是犯罪行為;2028年共和黨總統連任後,新任司法部長將加大打擊跨州墮胎的執法力度;2032年,聯邦調查局將監視藍州僅存的幾家墮胎診所,並監控美國所有育齡婦女、她們的朋友和醫生的郵件及網際網路活動,以尋找她們計劃前往墮胎的證據。如果她們到達藍州,聯邦當局將逮捕她們,聯邦法官將透過便捷程式對她們進行審判,並將其移交給她們離開的紅州。她們的嬰兒在出生時將受到當地法律的約束,並被強制收養。
2022年6月24日,美國加州,在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後,米茨·裡瓦斯(左)在舊金山市政廳舉行的一場墮胎權利抗議活動中擁抱她的女兒瑪雅·伊瑞巴里恩。
這一幕是不是非常熟悉?對,就是美國黑奴逃亡的重演。赫什曼繼續預測,2032年之後,民主黨將重新崛起,如果他們在國會和白宮獲勝,那麼共和黨將發起內戰。
無論這可怕的一幕是否會實現,從遍佈各地的抗議人群來看,這個史上最保守的最高法院已經撕裂了美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