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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總統選舉都是關於對最高法院的控制，即使許多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週二，透過讓前總統川普連任，並將參議院控制權移交給共和黨，選民們將迎來這個前景：除了最年輕的選民外，所有人的餘生都將生活在一個極度保守的最高法院之下。
最高法院年齡最大的兩位法官都是保守派：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現年76歲，塞繆爾·阿利托現年74歲。自1990年以來，大法院法官退休時的平均年齡為83歲。當然，賀錦麗擔任總統並不能保證由民主黨人任命他們的繼任者，但至少會在接下來的四年裡剝奪共和黨人的機會。這種可能性現在已經消失了，法院右翼中一兩位法官戰略性退役、並讓年輕極右翼法官上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阿利托從未公開討論過他可能退休的問題。但今年早些時候他的一段錄音流傳出去，他妻子瑪莎-安·阿利托(Martha-Ann Alito)在錄音中暗示他可能不會在法庭上呆太久了，她說：“我想要一面耶穌聖心旗，因為下個月我就得被迫看對面的彩虹旗幟，等你擺脫了這些負擔，我就要把它掛起來。”
就托馬斯而言，他顯然希望能待得越久越好。1993年，《紐約時報》報道稱，他告訴他的一名職員，他計劃在最高法院工作到2034年。當被問及為什麼是在那個特定的年份時，托馬斯的回答直截了當。據報道，他說：“自由主義者讓我的生活痛苦了43年，我也要讓他們的生活痛苦43年。”
甚至在週二之前，民主黨面臨的高法問題就已經很嚴峻了。川普第一任期內任命的三名大法官都很年輕：尼爾·戈薩奇大法官在獲得確認時49歲，佈雷特·卡瓦諾53歲，艾米·科尼·巴雷特48歲。他們三人都可以輕鬆地在最高法院任職到2060年代。他們替換了一批老法官，這意味著如果民主黨想要將最高法院交給自由派，至少要花10到15年的時間。現在，這個時間範圍更接近30或40年。
川普將於明年1月就職，這將對最高法院的工作產生直接影響。法官們已經在拜登政府作為原告或被告的9起案件中聽取了口頭辯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還會審理更多的案件。並不是所有這些案件都將受到政府更迭的影響，但有關環境法和第二修正案的案件可能會讓川普司法部改變政府的立場。
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大法官們將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川普的一些政策計劃。他的一些建議，如清洗聯邦公務員制度，在法律上是可疑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提議援引1798年的《外國敵人法》(Alien enemy Act)來執行無證移民大規模驅逐計劃，將會引發法庭鬥爭。制定聯邦預算的是國會，而不應是馬斯克。很難想象大法官們會在其中一些政策上竭力限制川普，尤其是在他現在有明確的民主授權來頒佈這些政策的情況下。
從長遠來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數可能會繼續其正在進行的工作。法官們將更容易限制或縮減聯邦法規。民權法將受到挑戰；法院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案件，這可能導致人們無法再透過《投票權法案》挑戰種族不公正劃分選區的行為。更雄心勃勃的目標，比如將胎兒人格寫入憲法，或者推翻全國範圍內保護同性婚姻的裁決，現在都可能會在保守派法律運動中獲得支援。
川普時代的選舉突顯出，最高法院及其成員對自己在公共生活中角色的理解發生了更深層次的轉變。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直至退休或死亡。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法官幹到退休為止。從1946年到2005年，共有16名最高法院法官退休或辭職，沒有人在任上去世。
這種情況在過去20年裡發生了變化。自由派和保守派大法官都更加謹慎地安排了自己退休的戰略時間，以確保總統任命一位意識形態相似的繼任者。有時他們能成功。大衛·蘇特和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在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退下來，好讓他任命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和埃琳娜·卡根，加強其自由派的力量。
但有些事情甚至超出了法官的控制範圍。安東寧·斯卡利亞在2016年突然意外去世，引發了當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任命最高法院第五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可能性，這將使最高法院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自由派佔多數的情況。共和黨人團結在川普周圍，阻止這種可能性。2014年，露絲·巴德·金斯伯格拒絕了一些民主黨人以健康原因辭職的呼籲，在2020年總統大選前六週去世。雖然拜登贏得了那場競選，但她去世意味著川普任命巴雷特接替她。
這兩位法官的去世對民主黨的心境產生了長期影響。由於擔心在川普的領導下，最高法院將面對7票對2票的巨大劣勢，一些左翼人士已經要求70歲的索托馬約爾在民主黨仍掌控白宮和參議院的“跛腳鴨”時期退休。但這起不到任何效果。首先，索托馬約爾沒有表現出對退休的興趣，也沒有公開的健康問題，因此退休不是特別緊迫。更重要的是，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喬·曼欽在3月份承諾阻止任何缺乏共和黨支援的候選人，從而排除了提名自由派法官的可能性。
民主黨人如何與最高法院打交道的前景也不明朗。近年來，最高法院的一些批評者提議進行全面改革，增加更多法官，以明確扭轉川普時代的多數席位。拜登政府沒有采納。如果民主黨在聯邦一級重新掌權，類似的提議可能會再次被提出。但是，即使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一位在立法機構中擁有多數席位的總統，在1930年代末也沒有辦法做到填充最高法院的人數。
未來的民主黨總統是否會比現在更成功，這一點值得打一個問號。在過去的三次總統選舉中，有兩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最高法院未來的公投——誰將在2016年控制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在2024年是否已經走得太右。民主黨在這兩場比賽中都輸了。法官本身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選票上，但他們肯定已經從週二的結果中得到了一個訊號：全速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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