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大貓等貓盟成員在潮水盆地東部進行了調查（《流浪兔猻：潮水盆地考察記》），此行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滅鼠活動對兔猻種群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荒漠地區的兔猻非常依賴齧齒類獵物，滅鼠對兔猻種群的影響，甚至可能超過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新能源。

面對這個結論，我是有些忐忑的。在滅鼠大任務面前，再討論兔猻保護，似乎顯得“聖母”和不合時宜。甘肅存在天然的鼠疫疫源地，鼠疫和霍亂是唯二的“一類傳染病”，傳染性和病死率極高。與人民的生命安全問題相比，保護生物多樣性工作說是“輕如鴻毛”也不為過了。

但是，現實世界往往不是“電車難題”這樣的二選一。如果仔細審視滅鼠活動和自然規律，總可以發現迴旋的餘地，既要安全、又要生態也並不是痴人說夢。 

在自然界中，鼠疫耶爾森菌Yersinia pestis可以生存（透過跳蚤在齧齒類間傳播）的生態系統，稱為鼠疫自然疫源地。人類是鼠疫耶爾森菌的偶然宿主，如果感染到肺部，可能產生透過呼吸道傳染的肺鼠疫，機率很小，但一旦發生，死亡率極高，傳染性極強，如十四世紀爆發的“黑死病”。

從人類的角度看來，鼠疫自然疫源地就像定時炸彈，令人不寒而慄，因此人們想把它徹底拔除，也是合乎情理的。相比殺滅鼠疫耶爾森菌和跳蚤，殺滅齧齒類是更加容易的方式。從1959年起，我國借鑑前蘇聯的經驗，在松遼平原的通遼鼠疫疫源地（這裡的主要齧齒目宿主是達烏爾黃鼠Citellus dauricus），開始了“滅鼠拔源”工作，成功透過滅鼠剷除了鼠疫病菌的存在環境，在1964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成果獎。

之後，我國開展了全民性的“滅鼠拔源”防控鼠疫工作。但效果往往很不理想。生態學家、科學院院士孫儒泳自1973年起，連續四年參加“滅鼠拔源”，可謂是滅鼠專家了。他對於滅鼠拔源防控鼠疫的評價是什麼呢？是“這項工作不值得。”

孫儒泳根據生態學知識得出結論：生物種群的動態有自身的規律，人工殺滅某些“害蟲（鼠）”，企圖斬草除根的方法，甚至可能使動物種群數量以更快的速度反彈。他認為，相比滅鼠拔源，防治鼠疫更好的辦法是，在疫源地進行充分調查，對鼠類間傳染的鼠疫及時做出預告，切斷鼠疫與人的接觸渠道，加強人類間的鼠疫的防治工作。

防控工作的發展歷程也證實了孫儒泳院士的前瞻性。自80年代起，防控鼠疫的工作方式已經轉變為監測為主、綜合預防。本世紀初，國外根據人類健康與生態環境緊密關聯的事實，提出了“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呼籲把人類健康和動物、生態環境的狀況共同看待。根據“同一健康”理論，鼠疫防控應該“生態學動物監測”和“人間早期診斷處置”並舉，掌握鼠疫自然流行的規律，隨時透過監測資料，判斷鼠疫的風險。

而為什麼通遼鼠疫疫源地的滅鼠拔源工作成功不可重現，主要原因是當地適合發展農業，所以人們在滅鼠的同時，還在大規模開墾荒地。達烏爾黃鼠沒了棲息環境，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想要為了滅鼠而徹底改變一地的生態環境，即使不提其生態代價，花費的財力物力也難以估量。

如今我國的鼠疫防控仍然在進行滅鼠，但目標已不是單一的“斬草除根”。在人類生活區，滅鼠工作的要求是儘可能滅鼠、滅跳蚤，但在野外地區，要在儘可能減小生態影響的基礎上，減少齧齒類的密度。例如2017年透過施行的《甘肅省鼠疫預防和控制條例》，30條中只有第12條是關於滅鼠的：

從“斬草除根”轉變到“減低密度”，不僅是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也是為了提高防控工作效率。將疫源地的齧齒類全消滅，不僅難度極大，過度撲殺結果還可能恰得其反，這點我會放在下一節討論。

我國西北地區滅除齧齒目（和一些兔形目，如鼠兔）動物的工作力度是巨大的。例如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建設工程，光是為了治理鼠兔，一期就投資了1.57億，二期投資了6.5億。這不僅是為了防治傳染病，也是因為人們一般認為，老鼠和鼠兔等小型挖洞獸類，吃草和挖洞等活動，會造成草場退化。

但無論撒多少藥，滅鼠活動都不能“斬草除根”，有時還會引發激烈的數量反彈。2023年發表的《以一種基於自然的小型挖洞獸類控制策略維持草地的可持續性》（Anchoring grassland sustainability with a nature-based small burrowing mammal control strategy，下文簡稱《自然控制》）提出，原因在於影響鼠類和鼠兔種群數量的自然因素。

由於西北地區冬季嚴寒，鼠類和鼠兔又有穴居習性，滅鼠很難“去根”。滅過一輪鼠之後，總會有幸存的少數的鼠類和鼠兔，而食物相對很多，這就給它們創造了快速反彈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滅鼠活動對捕食者會造成嚴重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吃了死老鼠造成二次中毒，也是因為食物減少，食肉動物無法生存。

民以食為天，獵物數量對於捕食者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中國科學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態系統定位站的調查顯示，當地有大量的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1976年，高原鼠兔的種群數量為288.48只每公頃）和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當時艾鼬的平均密度是10.34只每百公頃，香鼬是69只每百公頃。九十年代初由於大雪等氣候因素，高原鼠兔數量急劇下跌，1990到1992年的調查發現，高原鼠兔的密度為4.97只每公頃，而艾鼬的種群密度下跌到0.37只每百公頃，香鼬的種群密度則為3只每百公頃。

由於被捕食者（如鼠兔）的繁殖速度往往比捕食者（如艾鼬）快，外界影響解除之後，被捕食者會首先恢復，而且因為捕食者數量少了，被捕食者身上的壓力驟然減輕，數量增長更快。但與之同時，捕食者的種群恢復一時還趕不上。這樣，獵物和捕食者的數量爆發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延遲。

下面這張圖來自奧德姆（Eugene Odum）的《生態學基礎》（Fundamentals of Ecology），內容是哈德遜灣公司（Hudson Bay Company）的加拿大猞猁Lynx canadensis皮和雪鞋兔Lepus americanus皮收購量。加拿大猞猁以雪鞋兔為主食，所以猞猁和兔子數量呈正相關。但兔子數量的變化發生在猞猁之前，在猞猁的數量下降至谷底時，兔子首先開始絕地反彈，隨後猞猁才會跟上。

所以，在捕食者和獵物都因為外界影響（比如下大雪或滅鼠活動）數量減少以後，鼠兔之類的小型挖洞獸類會首先出現一波爆發。最終呈現的效果就是“滅鼠之後，出現劇烈的反彈”。

另一個問題是抗藥性，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就發現了對抗凝血類老鼠藥具抗藥性的褐家鼠。滅鼠力度越大，對抗藥性的選擇壓力也就越大，越來越多的鼠類有了抗藥性，未來的“戰爭”也會更加困難。

實際上，一定要在“生物多樣性”和“人”之間選一個，“要麼滅鼠，要麼人類吃虧”，本身就是一個過於簡化的假設。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趙翔，對滅除鼠兔工作提出過這樣的意見：我們在處理生態問題的時候，總是希望邏輯鏈條簡單粗暴，效果立竿見影，認為鼠兔是破壞草場的罪魁禍首，只要把鼠兔打掉草場就會變好，就是這樣的一個邏輯鏈條。但現實中的生態問題往往比它複雜得多，不能指望一個簡單粗暴的解法通吃。

一方面，鼠類（和兔類）在生態系統中有其作用。鼠兔被稱為“高原大米飯”就是最好的例子，三江源地區已知有32種動物捕食鼠兔。挖洞獸類透過挖掘和啃草，增加草地環境的異質性，從而增加了當地生長的植物多樣性，它們的洞穴又為許多動物提供了巢穴。青藏高原草地的表面常有草根構成的一層堅固的“皮”，鼢鼠和鼠兔挖掘地表，可以提高土地的滲水性，使土壤像海綿一樣蓄水，從而削弱水土流失的影響。像這樣以自身活動改變生態環境的動物，被稱為“生態系統的工程師”。

另一方面，滅鼠行動經常把鼠類（和鼠兔）定為造成草場退化，與家畜爭奪食物的害獸，其實它們與人類的競爭往往不是那麼直接。比如犛牛喜食禾本科的草，高原鼢鼠喜食非禾本科的草，而且高原鼢鼠在地下啃食草根，兩者的食物競爭很少。《自然控制》指出，目前對於鼠類（和鼠兔）對草場造成的影響，我們的瞭解過於片面，還需要進一步的實地考察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過度放牧會造成非禾本科的植物如蕨麻Argentina anserina增多，這也就意味著，鼠類和兔類的食物更多，草地被啃短之後，它們也能更容易地發現捕食者。《自然控制》因此認為，鼠類和鼠兔增加不是草場退化的“因”，而是“果”——過度放牧造成草場退化，而退化的草場恰恰創造了鼠類和鼠兔適宜的生活環境。

現實裡的草場不是經營遊戲，我們不能指望一切因素都在人類的掌控之下。好訊息是，我們也在逐漸認識到從實際條件出發，瞭解自然規律的治理思想的重要性，“滅鼠”的方法論也從“人和鼠不共戴天”，轉變為“控制數量，恢復平衡”。

例如，在三江源地區，青海瑪多縣的公保發明瞭“暗堡式野生動物洞穴”，利用小型食肉動物對洞穴的依賴性，用人工洞穴吸引藏狐、赤狐、黃鼬等捕食者“上門入住”，來控制鼠兔的數量。WWF高原溼地專案還在瑪多縣修建了鷹架，招引捕食鼠兔的猛禽。招引捕食者控制鼠兔，當然不可能像撒毒藥那樣立竿見影，但它的效果更持久，成本更低。

在潮水盆地，貓盟見證了滅鼠對兔猻的影響，行文至此，我不禁開始猜想，荒漠的兔猻能夠像高原的藏狐一樣，被視為“友軍”嗎？畢竟現實世界是複雜的，生態和人不是二選一的選擇題，大家同在一個生態系統之中，從一開始就沒有永遠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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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四晚19:00，貓盟西北組的姍姍直播分享《一隻兔猻的荒漠生活》：

1、兔猻是如何成為表情包天賦選手的？

2、猻四頓和偷雞猻有些什麼出圈的故事？

3、兔猻戰鬥力不強，生存能力槓槓的？尊嘟假嘟？

4、如果你是一隻野生兔猻，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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