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持續、中東戰火再起、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再次贏得大選、美聯儲進入降息週期……在動盪變革的全球大趨勢下，世界在重重不確定性下前行。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哪些“灰犀牛”？特朗普重返白宮將帶來什麼？中美經貿關係何去何從？中國經濟如何爬坡過坎？臨近年終，古根海姆學者獎得主、“灰犀牛”概念提出者米歇爾·渥克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獨家專訪，基於她對風險的理論框架一一做出回應。
在她看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灰犀牛是氣候、宏觀經濟和金融脆弱性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尤其是與貿易政策相關的不確定性。其中，地緣政治壓力可能會使氣候和經濟問題變得更加難以應對，尤其是在美國大選後貿易戰威脅加劇的情況下。
她認為，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做出了大量承諾，但這些政策的具體實施時間和效果卻充滿不確定性，這相當於對企業徵收“不確定性稅”，推高了企業的運營成本。不僅如此，其中很多舉措可能加劇通脹壓力，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可能加劇滯脹風險。
至於美國是否會掀起新一輪貿易戰，她認為，特朗普會有很多虛張聲勢的強硬表態，但同時，也將為很多美國公司開後門，這樣的做法預計會“遭到美國企業甚至本黨部分成員的抵制”。“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硬漢’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談判策略。”
儘管很多經濟學家對中美貿易關係持悲觀態度，但渥克認為，這種僵局並非無解，尤其是考慮到特朗普已經面臨的政治阻力。回顧美國和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貿易戰，她認為，要讓中美關係取得突破，需要卓越的外交智慧和牢固的商業關係。
“中國越能展現出與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不同，傳遞出中國追求積極競爭、擴大開放、合作共享的明確訊號，世界就能越快地改變這種危險的貿易態勢。”她指出，美國新一屆政府應該看到關稅的後果：1930年美國通過了歷史上最高的關稅法——《霍利—斯穆特關稅法》，使1929年經濟大危機進一步惡化和擴大。
她建議，短期內，中國企業進一步加深與美國商業夥伴的關係，同時，積極探索同世界其他國家建立投資機會和商業夥伴關係。此外，中國也要擴大內需和刺激消費，這也將有助於中美關係的改善。
2017年，渥克的個人專著《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機率危機》中文版在中國問世。不久，“灰犀牛”成為中國媒體上的熱詞。她用這個概念提示人們注意那些大機率並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此後，她又在中國出版了《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繼續探討風險的應對。
古根海姆學者獎得主、“灰犀牛”概念提出者米歇爾·渥克
（資料圖）
美國大選後貿易戰威脅加劇
《21世紀》：在2024年進入尾聲之際，你怎麼看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在你看來，目前最主要的灰犀牛有哪些？
渥克：在我看來，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灰犀牛是氣候、宏觀經濟和金融脆弱性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尤其是與貿易政策相關的不確定性。
世界未能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正在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加劇了食品通脹、政府因應對日益頻繁和嚴重的天氣相關自然災害而產生的預算壓力、房地產估值、保險資本化和覆蓋範圍、水資源短缺、健康（無論是野火煙霧、中暑還是極端天氣的其他影響）、供應鏈中斷、被迫遷移等問題。不迅速採取行動的代價仍然遠遠高於投資於緩解和適應。
宏觀經濟脆弱性包括：新冠疫情暴發前就存在的鉅額私人和公共債務過剩，現在情況更加糟糕；資產泡沫；過度金融化的經濟體，金融資產吸走了實體經濟的資源。
地緣政治壓力可能會使氣候和經濟問題變得更加難以應對，尤其是在美國大選後貿易戰威脅加劇的情況下。
《21世紀》：中東局勢動盪升級是否讓你感到擔心？它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渥克：中東衝突的升級令人深感擔憂，但我更願意讓對該地區有深入瞭解的人來評估具體情況。透過對能源價格產生的次生影響，這場衝突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影響，類似於徵收了“不確定性稅”，並轉移了人們對世界各地非常現實緊迫的經濟問題的注意力。
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21世紀》：不久前，二十國集團峰會在巴西召開。在當今世界危機四伏的背景下，怎麼看G20在全球治理方面發揮的作用？當前，金磚國家的擴員受到廣泛關注。怎麼評價金磚國家在G20中的角色？
渥克：當世界經濟不可避免地進入下滑週期時，國際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各種全球峰會——無論涉及哪個集團——都是領導人定期交流的重要機會。但它們很少能產生比拍照和含糊其辭更多的效果，真正的工作是在峰會之下進行的。組織規模越大，越難達成協議。因此，較小的組織和小型的工作組可以扮演積極的補充作用，為確定實現共同目標的方法創造了機會。讓各方基於各自的優先事項充分交流、集思廣益，比自上而下的全球秩序要好得多。
零和博弈往往無異於兩敗俱傷
《21世紀》：在今年的G20里約峰會上，完善全球治理、推動國際組織改革是核心議題之一。為了建立更加公平、穩定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我們需要採取哪些行動？對國際組織改革有何期待？
渥克：美國希望回到其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主導地位不受公開質疑的時代。但世界已經改變，全球治理也應隨之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界遲遲未能認識到採取更具協作性、更少“我們對抗他們”的做法的好處。但新政府提出的優先事項和秉持的立場遠非美國國內的唯一觀點。支援採取更具協作性做法的聲音也已出現。
巴西總統盧拉樹立了跨越意識形態界限、持續努力的良好典範，這也是我長期以來敬佩他的原因。我希望看到一個積極競爭的世界，而不是零和博弈或（尤其是）雙輸的世界。太多人沒有理解，“一贏一輸”的概念往往與“兩者皆輸”相同。
在很多問題上，全球合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這包括：確保低收入國家擁有獲得關鍵技術的必要資源，以拉動經濟增長並降低其經濟的碳強度；讓所有對排放影響較大的國家更快地向淨零經濟邁進，支援低排放經濟體實現自己的淨零之旅。
特朗普的普選票優勢僅有1.47%
《21世紀》：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橫掃了所有七個戰場州，成為20年來第一位贏得普選的共和黨總統。共和黨還獲得了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如何理解這一結果？
渥克：特朗普的勝利並不像一些（美國）媒體——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所說的那樣具有決定性。可以肯定的是，他贏得了普選，這是20年來共和黨候選人首次獲勝。但截至12月初，在普選票方面，他的優勢僅比哈里斯高了1.47%，這是自2020年以來最小的差距。與拜登在2020年對特朗普的4.45%的優勢或奧巴馬在2008年對羅姆尼的7.2%的優勢相比，特朗普的領先優勢非常微弱。以49.9%比48.3%的支援率，特朗普甚至沒有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援——更不用說所有美國人的支援率了。哈里斯在2024年贏得的選票位元朗普在2020年贏得的選票還多。一些媒體往往會誇大事實，以追求更具戲劇性的頭條新聞和更多的網路點選量。
談到決定性的勝利，更好的例子是托馬斯·傑斐遜在1804年獲得45.58%的普選票，以及詹姆斯·門羅在1820年獲得64.69%的普選票。或者更近一些的例子是沃倫·G·哈定。卡爾文·柯立芝、富蘭克林·D·羅斯福、林登·B·約翰遜、理查德·尼克松，他們都獲得了大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普選票。自1984年羅納德·里根以18.21%的選票獲勝以來，沒有一位候選人以兩位數（12） 的普選票獲勝。
不僅本次選舉結果非常接近，共和黨成員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擊特朗普。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特朗普一直難以讓有爭議的內閣提名人得到確認。因此，他沒有得到強大的授權，更不用說可以肆意而為了。
特朗普政策或引發滯脹和不確定性
《21世紀》：特朗普勝選對美國經濟意味著什麼？特朗普承諾要解決一系列國內問題，包括移民和通貨膨脹。他能兌現承諾嗎？如果能，這將對經濟產生什麼影響？
渥克：兌現承諾從來都不是特朗普的強項。讓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只要大家關心通貨膨脹或預算赤字，甚至對經濟學稍有了解，怎麼會投票給他？他的政策處方是滯脹和不確定性的根源。他提出的關稅和驅逐出境政策具有高度的通脹性。美國新聞媒體最近報道了幾篇關於公司趕在預期價格上漲之前增加海外採購的故事。甚至有一篇報道稱，一家公司取消了節日獎金，以便購買更多進口零部件。
更大的經濟問題是，由於特朗普經常改變主意，而且情緒化，而不是基於紮實的政策分析，他的政府徵收了所謂的“不確定性稅”，也就是說，許多企業會因為對宏觀經濟環境沒有信心而猶豫不決，這會拖累經濟增長。
特朗普一貫推行的政策是為最富有的美國人減稅。如果國會透過他的提案，進一步為富人減稅，同時增加其他美國公民的稅收，這將加深聯邦預算赤字，加劇通貨膨脹，並讓經濟放緩。他不太可能建設性地解決人們對大公司的日益增長的憤怒。
特朗普似乎還可能會推動更多投機性資產的投資。他正在建立的“政府效率部”的簡稱是DOGE，與埃隆·馬斯克支援的狗狗幣的名稱一樣，這絕非巧合。馬斯克已經在採訪中承認狗狗幣是一場騙局(hustle)。特朗普的加密貨幣政策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斯克的影響，而後者的態度充滿不確定性。
特朗普的外交承諾或淪為空談
《21世紀》：特朗普2.0對美國外交政策意味著什麼？他是否會對烏克蘭和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並給中東局勢帶來更多不可預測性？
渥克：預計特朗普2.0將以對俄羅斯極為有利的條件推動在烏克蘭停火，並以貸款而非贈款形式提供援助。然而，他迅速結束戰爭的“承諾”可能會像他的其他“承諾”一樣遭遇滑鐵盧。
隨著特朗普試圖徵收更高的關稅，他會有很多虛張聲勢的表態。然而，知情人士預計，他將為“買票入場”的公司破例。因此，他將遭到美國企業甚至本黨部分成員的抵制。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硬漢”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談判策略。
一些人將選舉結果至少部分歸咎於拜登政府的巴以政策。然而，那些因此而投票反對哈里斯的人會發現特朗普比拜登政府更支援以色列。這肯定會讓他們不高興，儘管這有可能加劇該地區的緊張局勢。
中美貿易緊張之局並非不可破
《21世紀》：特朗普的“決定性勝利”對美國貿易關係以及更廣泛的多邊貿易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如果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更多關稅，中國應如何應對？
渥克：再次強調，“決定性”是對特朗普當選的極大誇大。他並沒有他認為的那種權威。
儘管很多知名經濟學家已經指出了高額關稅將造成的損害，但特朗普認為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是“好的政治”（good politics）。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日本經濟表現優於美國時，美國經歷了一段反日狂潮。當時，美國人對日本企業在美國房地產（尤其是紐約市標誌性建築洛克菲勒中心）的投資以及向美國大量出口汽車感到憤怒。然而，隨著日本企業被視為創造就業機會的因素，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美國人最終開始歡迎日本企業，目前這些公司佔美國累計吸引外資的15%——日本是美國最大外資來源國。
因此，中美緊張關係的情況也並非不可能過去，尤其是考慮到特朗普已經面臨的政治阻力。要取得積極成果，就需要卓越的外交智慧和牢固的商業關係。我在美國中西部長大，那裡有句俗語：“一勺蜜要比一桶醋能抓住更多蒼蠅。”中國越能展現出與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不同，傳遞出中國追求積極競爭、擴大開放、合作共享的明確訊號，世界就能越快地改變這種危險的貿易態勢。經濟史學家正試圖提醒美國回想起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災難性事件，該法案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反制措施，最終加劇了美國的大蕭條。（編者注：該法案將890種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在該法案透過之後，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
短期內，中國企業應進一步加深與美國商業夥伴的關係，同時，積極探索同世界其他國家建立投資機會和商業夥伴關係。
此外，如果中國擴大國內需求和消費的努力取得成功，那麼也有可能改變與美國的關係態勢。
中國一攬子刺激方案有助於提振內需
《21世紀》：如何看待中國最近提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這些舉措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的前景？
渥克：刺激內需的目標是正確的，也是重要的。但就像降低過度槓桿一樣，刺激內需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前進的道路上總會有坎坷和意想不到的後果，因此，持續評估政策是否發揮了預期作用非常重要。
任何刺激方案都面臨著一個平衡問題：既要足夠廣泛以產生大規模影響，又要足夠狹窄以確保達到預期效果，而不是僅僅加劇資產泡沫。
中國近期提出的鼓勵和支援經濟適用房和醫療保健的舉措是支援國內需求的明智策略，這些領域最需要幫助的人在拉動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增長方面貢獻顯著。這些政策旨在釋放被抑制的需求，當經濟可能正在放緩但仍有巨大未實現潛力時，這是一件好事。
同樣，將債務減免與化解隱形債相結合是一種很好的策略，有助於緩解財務壓力，並具有提高財務透明度的額外好處。
支援金融資產交易的刺激措施（無論是公司股票還是其他型別的股票）可能更加棘手。許多投資者將股市表現作為情緒指標，因此在經濟放緩或資產波動時期，政策制定者通常會介入以穩定表現。但如果刺激措施被證明過度，則存在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資產價格與潛在價值和隱含風險脫鉤。
中國應確保實體經濟與金融間的平衡
《21世紀》：近期有很多關於中國經濟是否動力不足的討論。你怎麼看？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什麼？
渥克：任何尋求減少債務的國家都將面臨增長放緩。這不是批評，而是經濟現實。我相信，隨著疫情期間實施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刺激作用持續減弱，企業和政府將不得不償還債務或以更高的水平再融資。
眾所周知，我非常支援早期財務整頓，透過使用債務減記、債轉股以及與經濟增長或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情況掛鉤的利率和還款等工具。例如，與GDP掛鉤的債券在經濟繁榮時期利息更高，在經濟衰退或增長停滯時利息更少。或者，利息和還款可以與健康或氣候指標的改善掛鉤。
這些影響風險生態的政策與減少債務負擔的策略相結合，可以充分提高生產力，從而使企業和經濟的增長速度快於債務積累的速度。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實體經濟和金融資產之間保持健康平衡，從而刺激高質量增長。促進高質量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重新平衡經濟，讓消費比投資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和觀察家們已經針對這一挑戰討論了一段時間，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新想法。
重視風險定價在市場化改革中的作用
《21世紀》：當前，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未來備受關注。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提振民營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
渥克：在市場化改革中，有一個要素並不總是得到應有的重視——儘管它在許多政策討論中已被隱含——那就是風險定價。
金融資產價格應該準確反映風險以及相關公司或國家的價值。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使金融資產價格脫離了現實。西方人常常將強勁的股市表現與強勁的經濟混為一談。但如果資金流向二級市場的資產組合，而不是被用於直接投資和發放工資，那就表明經濟並不強勁。
政府幹預可以暫時平息金融市場的波動。但真正支援經濟的方法是支援那些購買產品和服務並透過教育或創業投資建設自身人力資本的人。
我認為，一個值得更多關注的重要策略是擴大醫療和退休的社會保障安全網，為人們提供更大的“風險保護傘”。當人們不再那麼需要未雨綢繆時，他們更有可能成為更積極的消費者，這將支援中國商業發展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進而促進財富積累。他們也更有可能創新和冒險，比如放棄一份沒有前途的工作，尋找一份更有挑戰性和更高效的工作。
當今經濟中技術進步的快速步伐意味著不僅要支援基礎和中等教育，還要支援終身學習。這將有助於培育公民和公司所需的人力資本，因為人類掌握了可以提高生產力的技術。我不喜歡稱之為“人工智慧”，因為儘管人們對人工智慧大肆宣傳，但我看到太多生成式技術產出的產品，我絕不會稱之為“智慧”。技術有其優勢，就像人類一樣。但人類需要培訓才能讓技術為我們服務。
《21世紀》：如今，“灰犀牛”這個概念在中國已經廣為人知，尤其是對於政府官員和商業媒體來說。你對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廣泛接受程度感到驚訝嗎？
渥克：這確實是一個驚喜！我問過在中國遇到的很多人，為什麼這個概念如此受歡迎，最合理的答案是，“灰犀牛讓人們有機會談論我們心中的想法。”這讓我開始進行一些研究，以寫出續集《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因為我很清楚，每個國家和文化對風險的態度都不同：既追求機會，又採取行動避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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