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一詞近來成為正統基督教的主流詞彙。這個詞在推特和部落格等社交媒體中經常出現；就像所有複雜的思想一般，它被簡化成寥寥幾百字後，落在那些熱衷批判別人卻不願細心思考的人手中。它像一顆語言子彈，用於消滅左派的敵人，好比“白人特權”一詞常被用於打擊右派。
然而這個詞彙的出現、甚至在那些無關痛癢的推特言論中使用，正指向這時代的一種有趣而又令人困擾的病態。其實，這可以證明馬克思與其後學雖然在經濟論戰中敗陣，我們或可說他們在文化鬥爭中正佔上風。
從這角度看，如今我們都活在馬克思的世界裡。
當一切都變得政治化
若要解釋我這話是什麼意思，不妨回顧歷史。19 世紀的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曾有力地論證，人類的自我並非作為自我意識的存在而孤立存在，而是當他們與別人交往時才產生自我意識。黑格爾在其著作《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這樣描述：“自我意識之所以是自在自為的存在，實際上因為它是為他人而存在的；這就是說，它之所以存在只是由於被對方承認。”（英文版 111 頁）
撇除所有術語，簡單來說，黑格爾的意思是：透過與他人的關係，我們才知道自己是誰——這些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同事等等。要成為卡爾·楚門，就要與其他特定的人建立一個特定的關係網路；否則，如果我試圖想象自己有不同的父母、朋友等，我就會完全找不著北。那個人無論怎樣都不會是我。
那麼，這與文化馬克思主義有何關連？
卡爾·馬克思是黑格爾最著名的學生，他將黑格爾的思想顛倒過來（馬克思本人則認為這其實是撥亂反正）。這帶來了深遠的後果：馬克思就如黑格爾一樣，相信人的身份是由社會關係構建的；然而——至為關鍵的一點——這些社會關係並非如黑格爾所說的由思想、觀念所決定。馬克思認為社會關係本質是唯物的，它們取決於一個人在經濟中的地位。
這聽起來似乎是個相當抽象的觀點，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具有重大實踐意義的問題。假如我是由我的社會關係構建的，而所有社會關係本質上都是關乎經濟的，那麼所有社會關係都是關乎政治的。這就意味著，一切塑造我成為我的也都是關乎政治的。如果有一種說法——有些社會有機體，例如家庭、教會、童子軍等是“先於政治”（pre-political）而存在的，意思是它們履行著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重要職能，並且處於政治鬥爭的範圍之外——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不再有效。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化以及當中的一切，都與政治相關、關乎社會的整體結構，關乎誰是壓迫階級和誰是被壓迫階級。
透過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可以說：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是勝利了——因為他心目中“一切都關乎政治”的社會就是我們的世界。烤個蛋糕、成年人在臥室裡做的私事、學校球隊的性別要求、教會按立同工的資格、電影選角等等，每件事都被賦予了普遍性的政治意義。如今這形成了我們看待社會的直覺方式——不論我們是左派或右派。例如，當一方認為童子軍需要接納女孩以消除性別不平等，那麼反對這做法的人就不是以政治中立的方式行事；他們也是在宣示一種政治立場。
這就是教會在談論當今政治議題時承受巨大壓力的原因。我們活在馬克思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的文化想象力被“一切都關乎政治”的觀念所轄制。在這種大環境下，任何人在任何團體對任何議題保持沉默都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在當今世界，對任何事情不採取政治立場就等於採取一種政治立場——即採取維持現狀的立場。
訴諸教會不是屬世的、教會專注屬天之事等論調，在現代人聽來就像是在支援世界上現存的種種不公——例如性別、經濟、心理方面的不公——繼續存在。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常常被證明是一種錯誤的二分法。它絕非一場零和遊戲，從日內瓦牧師同工會（Company of Pastors）、英格蘭聖公會的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到 19 世紀的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等都可以證明：健全的屬天追求並不會阻礙我們去關懷貧苦、軟弱、無助的人。但在今天世俗和政治化的文化中，基督徒很容易誤以為屬天的關注僅僅是一種對他人無情漠視的合理化方式。
這對雙方有何影響
我接下來要談的問題，就是關心社會議題的基督徒被指控為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件事上，雙方都要小心處理。
首先，十誡的第九條可能是推特世界裡最容易觸犯的道德誡命。人們可以在推特上以愚蠢的辱罵毀謗來攻擊陌生人，而且不必承擔任何後果。基督徒的推特發言在這方面也時常令人尷尬，既暴露了他們思想的淺薄，也暴露了他們對別人名譽的蔑視。有些人就像那些隨意發出“種族歧視”指控的人一樣，經常用“文化馬克思主義者”一詞去批判別人，但他們應當確保自己的觀點是有根有據的。梅爾文·丁克（Melvin Tinker）在其佳作《醜惡的力量：西方世界是如何失敗的》（That Hideous Strength: How the West Was Lost）中就作了良好的示範。動輒給別人貼上“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的標籤，卻迴避真正的討論，這種做法是非常可恥的，絕不應在基督徒的對話中出現。
但另一方面，有些基督徒渴望改革社會，對“福音更多關乎天上的事而非地上的事”這樣的說法感到厭煩。他們不妨反思自己是否容讓當今世界關於“文化總是關乎政治”（culture-is-always-political）的偏好不恰當地侵入了其神學。否定“先於政治”的立場、關注各種制度、給一切沒有時刻關注時事的教會和信徒定罪——這些行為其實是在模仿世界的價值、做法和廉價的憤慨。其實，將此等行為稱作文化馬克思主義是太抬舉它了，只會讓愚蠢的低俗攻擊顯得挺有深度。
在推特上論戰的缺陷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一直是個麻煩的問題，它會讓本應合一的人們爭執不休。當今的文化，將一切都政治化了，並且將所有思想都簡化成一條條平庸的推特發言，特別不利於冷靜地思考聖經對這些主題的教導。這太讓人痛心了。
也許認真的基督徒會少花點時間在推特上彼此攻訐，而致力於在地方教會努力作工，與他們真正能影響的人交談——就是那些與我們有真實的關係、並且同屬一個教會的人。這肯定比在社交媒體上裝模作樣要好。在社交媒體上“指點江山”也許會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但實際上只會掩蓋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除了那些本來就同意我們的人之外，誰也影響不了。也許在推特上熱衷討論社會公義的正反雙方，都可以把自己無意義謾罵別人的時間，用來探訪教會內軟弱的人、開放自己的家、幫助當地的社群，做一些對真實的人有真正影響的事情。
當然，眾人皆知馬克思認為行動高於理論。也許馬克思主義裡有一點值得大家學習：重視在地方教會與鄰里中的實際行動，而不是消耗大量時間在推特、Instagram、臉書上炫耀自己對全人類的愛，但實際上，我們除了自己誰都不愛。
就像腦科手術不能用大錘與電鋸來完成一樣，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有建設性的神學討論也不能只用 280 個字元來做到。
本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中文網站，
Thomas Kwan
譯，
JFX
校，轉發略有編輯
。英文原標題：We All Live in Marx’s World Now
卡爾·楚門（Carl Trueman），阿伯丁大學博士，現於賓州格羅夫城市學院任教，教授聖經與宗教研究，著有《路德的人生智慧》（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