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不會消亡，但需要縮水
作者簡介
劉建軍，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基層政權與社群治理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民政局決策諮詢專家。主要從事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比較政治制度、基層政權與社會治理、城市政治學的研究。
我寫這篇小文章，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讀書讀了快半個世紀了，感覺自己的大腦太累了。這麼多的思想和知識把我折磨得死去活來，不堪重負。記得若干年前，看到一本英文書，書名是“Sin of Knowledge”，翻譯成中文就是“知識的罪惡”。儘管這一論斷過於極端，但現在的知識爆炸的確印證了這一論斷的某些合理性。於是，我就在想：我的知識世界亟需清理和縮水，需要從壓迫性的知識世界中抽身而出。當然，我需要宣告的是，我的這些感受與判斷都是關乎我自己的，於他人、於政治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均無涉。所以，大家不要對號入座。我只是在思考如何把我知識世界中的水分擠掉，讓自己輕裝上路。
開宗明義，我先把自己的中心想法交代一下。我越來越覺得，所有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其絕大多數研究成果，對於人類知識來說可能是一種多餘，幾乎都沒有什麼價值。既然如此，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就不需要這麼多人去研究社會科學。有時候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社會科學界之外，那些不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反而會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很多的社會科學成果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更多的是負擔，是多餘，是一廂情願的想象，是自我意淫的技巧，而不是揭示真理和能夠擦亮人之生命的知識資源。如果是出於興趣和愛好研究社會科學倒也無妨。如果以為自己的文字可以揭示真理、支配歷史，那就是貽笑大方了。
政治學的書讀得越多，我對這個專業的懷疑、厭惡和絕望也就愈加強烈。我在這個領域讀了30多年，總的感覺是：越讀越迷茫，越讀越空虛，越讀越無知，越讀越無趣。我曾經跟我的導師曹沛霖先生說過：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就是跟著您學了政治學！他老人家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還是手寫的，中心意思就是三個字：莫後悔。現在我把這封信放在書房一個很珍貴的地方，時不時地拿出來看一下。說實話，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人生不能走回頭路。怎麼辦呢？我現在研究都城政治學，就是想把政治學安放在一個真實的空間中，讓政治學更具體、更有趣。2024年我在復旦大學國務學院給研究生開了一門課——《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就是想讓自己的研究去關注那些真實的、重要的問題，而不是像獵手似的挖空心思去搜尋自變數，把學術變成自我意淫和自我陶醉的幻象。其實我這樣做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不想讓自己有限的生命在這個讓人絕望的虛假的知識世界之中消耗殆盡，不想讓自己與韋伯那張苦澀、怨恨、苦大仇深的臉為伴，更不想讓自己看著這位型別學創造大師發明的數不勝數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概念而不知所措。
我發現政治學自身包含著其無法克服的悖論。例如，政治學中的大道理，對政治家並無多少價值。政治家治國考量的時間沒有這麼長。例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政治的根本在於‘正義’”等等，諸如此類的信條對政治家在特定情勢下采取的決策與行動並沒有多少價值。說到底，政治學與治國理政的關係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密切。古今中外，政治學要麼是為政治和國家服務，要麼是職業化生存策略。是國家支配了政治學，而不是政治學支配了國家。基辛格說在哈佛教書的時候，相信世界的程序是由結構和規律支配的，等他進了白宮才發現支配歷史的力量來自特定人物的行動。這句話不是隨便而言的，一定有其內心深處的反思。這個論斷可謂是對學院派釜底抽薪式的蔑視與嘲弄。我猜想，哈佛大學的那些教授們肯定對基辛格恨之入骨。中國人民大學的陳先達先生在《哲學與社會——老年沉思錄》一書中有一段話，可謂是振聾發聵，讓我感同身受：
我經常提醒自己：我是屬於書生式的知識分子。除了讀過幾本書外，對社會了解太少，也無實踐經驗。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來說是個致命傷。對人類歷史無知，卻大談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從未跨出過國門一步而又大談全球化問題；從未擔任過任何一個實際職務，甚至連小組長都未榮任過，卻大談如何治國理政；對社會實際問題，對社會兩極分化的實際狀況毫無認識，卻只是從應然和實然的抽象概念出發去爭論什麼是公平正義。紙上談兵的趙括總算讀過不少兵書，而我們比起趙括還遜一籌。我們寫自己不懂的東西，以為文章無非是寫出來的，實則不然。腦子裡空空，文章必然是空空。以空對空，必然是空洞無物。從血管裡流淌出的是血，從水管裡流出的是水。
社會只有一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理論？有人說理論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為社會界比自然界複雜。我現在越來越覺得社會的複雜是人臆想出來的。社會其實沒有這麼複雜，也沒有這麼多維度和變數，都是人們強加給社會的。生命不能承受理論之重。太多的理論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在大學裡，太多的理論也把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折磨得苦不堪言。理論如此之多，不是精彩紛呈，而是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說得不客氣一點，很多理論就是信口雌黃、訛言謊語、自以為是。生產理論的秘訣就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搞得越複雜，理論就越多。到最後，發明理論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啥。社會科學不需要這麼多理論，社會自身也不包含這麼多理論。國將亡，制必多。人將蠢，思必累。這麼多的思想和理論，其實都是生命的負擔，也是文明的負擔。韓非子說：“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當今全世界的社會科學都在彰顯研究技巧、用變數語言和因果機制割裂社會事實的道路上狂飆突進，陷入了一個自我陶醉的無底深淵。
美國社會科學的這一面向最為強盛、最為極端。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淪落為職業化的生存和標榜策略，而且把知識世界搞得越來越複雜。搞得我們的學生在這個複雜的知識世界裡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有的人甚至把身家性命都搭進去了，成了虛假社會科學的祭品。著實令人心痛。我在大學教書三十多年，越來越覺得大學的社會科學教育似乎走向了它的反面。
就拿政治學來說吧，其實百分之九十的書其實都是知識的負擔，有的已經成了知識的罪惡。根據我粗淺的經驗，要想學好政治學，主要讀一下如下三類人物就可以了，其中每一類人物可能都不會超過20個。像托克維爾都進不了這個名單，他充其量就是一個聰明而敏感的政治見聞的記錄者而已。陳先達先生說：“我們大多數作者都是‘小偷’，是盜竊別人的思想。我們的文章只能說是讀後感，是對前人或經典思想的反嚼。真正的思想是原創性的，應該是言前人之未言。這種文章我一篇也沒有。”這不是陳先生的謙虛，其實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樣的文章，既然如此，能夠讓我們真心去讀的書其實沒有多少。在此，我把需要閱讀的三類人物或三類書籍列舉如下：
（1）影響文明程序的社會思想家
對人類文明程序能產生實質性影響的社會思想家沒有幾個。大部分人寫的東西都是自我意淫，與文明和事實沒有半點關係。真正對文明程序有實質性影響的社會思想家包括孔子、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亞當·斯密、凱恩斯、洛克、馬克思與恩格斯、董仲舒、西塞羅等。對文明程序能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古今中外沒有幾個，屈指可數。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今幾乎所有人、所有地方都生活在這類社會思想家的思想遺產之中。
（2）改造世界的政治家
改造世界比認識世界、解釋世界更難。馬克思不是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嘛：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政治學家引以為自豪的那些信條或大道理對政治家們改造世界並無多少影響。從來沒有聽說哪一位政治家治國是按照哪一種揭示因果機制的理論、哪一個概念、哪一個正規化來治理國家的。偉大的政治家都是在艱苦的實踐中不斷充實、發展自己的思想、理論、智慧和技巧。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能夠締造制度遺產、產生長遠影響、對政治世界進行實質性改造的政治家也不是很多。代表性人物如秦始皇、毛澤東、鄧小平、華盛頓、林肯、羅斯福、拿破崙、戴高樂、丘吉爾、彼得大帝、斯大林等。
（3）影響知識構成的思想家（學者）
拋開那些單純製造文字產品的學者，能夠進入我們閱讀範圍的就是那些影響知識構成的思想家和學者了。這些思想家和學者大都是學院派的，近代以來尤其是以大學教授為主。他們對自己的文字很自戀，總覺得自己的文字能夠影響社會和歷史程序。儘管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覺。現在大學裡那些學習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們就是天天與這些人物在打交道。他們的著作被很多人稱為“經典”。我在大學教書，發現很多學生被這些著作折磨得死去活來，讀完後還不知所云。給學生們講授這些著作的很多老師們，也就是陳先達先生所說的那種無學校外生命體驗的人。教外交的人沒有搞過外交，教管理的人沒有搞過管理，講治國理政的人小組長也沒有幹過。
所以，我經常跟學生們說：從目前來看，在大學裡教社會科學的老師們比你們高明不了多少！能夠影響知識世界構成的思想家其實也不是很多，能進入我們眼簾、進入我們閱讀名單的，主要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阿奎那、老子、韋伯、涂爾幹、福柯、盧梭、梁啟超等。在本文所說的這三類人物中，最不能多讀的就是這一種。在影響知識構成的思想家（學者）中，大多數也都是知識麻煩和知識累贅的製造者。他們是觀念的發明者，但不是文明的塑造者。當然，會有一些人不同意這個看法。總覺得自己的文字可以支配歷史，可以影響世界，可以塑造他人。其實，很多著作、很多論文除了是文字的堆積之外，什麼都不是。在當今知識爆炸的時代，一本書、一篇論文的讀者可能就是兩個人：一個是編輯，另一個就是作者本人。在網際網路世界中，大多數論文和著作的結局很簡單：只有點贊者，沒有閱讀者！尼采說上帝死了，其實到頭來死掉的不是上帝，而是尼采自己。一則廣告上面的話很有深意：“尼采說：上帝死了！上帝說：尼采死了！”說實話，當今幾乎所有學者的影響大都是在高牆之內、書房之內的。甚至他們的影響都是被杜撰出來的。
最後再補充一點，社會科學永遠是文學的奴婢。讀文學比讀社會科學有趣得多！若干年後，當今大學裡生產的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理論、概念與正規化都會扔到歷史的垃圾堆中，但四大名著、餘華、劉震雲、莫言的小說會一直有人讀。《三國演義》在塑造中國人的政治認知和政治評價方面，是《三國志》無法與之相比的。巴爾扎克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一個民族的秘史不是隱藏在社會科學理論之中，而是隱藏在文學之中。小說中除了人名和地名是假的，其他的一切可能都是真實的；社會科學中除了人名和地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可能都是虛假的。文學是真的，社會科學是假的。這是我讀了三十多年政治學的最大感受。儘管這個論斷過於極端，但目前社會科學的發展態勢不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以科學名義進行科學研究的素材，很多都是被“製造”出來的。退一步講，單從審美和藝術的角度來說，閱讀蘇軾、莎士比亞所帶來的身心的愉悅是閱讀韋伯、羅爾斯遠遠無法與之相比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蘇軾、莎士比亞是不朽的，是永恆的，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理論都是短暫的，在人類知識的海洋中都沒有冒個泡，連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都算不上。
總之，學社會科學，學政治學，完全不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那麼多的理論，那麼多的正規化，那麼多的變數，那麼多的概念，都是知識的負擔、累贅和多餘。如果以此來折磨自己和學生，那就成了知識的罪惡。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對自己的知識世界進行清理和縮水，儘可能地去過一種簡單、清澈、健康的生活。“文科消亡論”肯定是過於悲觀了，但“文科縮水論”卻是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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