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15週年之際,出版人方啟理Kelley分享了創辦《商法》的初衷、與中國法律市場共同成長的感受,以及引領《商法》砥礪前行的不懈信念。同時,知名法總亦分享了他們對《商法》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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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之思:“商”與“法”的共生密碼
作為國際市場首家以深度融合“商”與“法”為核心定位的中國商業法律媒體,《商法》自誕生起,便肩負著彌閤中外商業法律差異、推動國際經貿合作的使命。

2009年創刊之際,正值中國加入WTO後深度融入全球經貿體系的轉型期。彼時,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法律及商業規則認知複雜而多維,中國企業“走出去”亦面臨國際規則水土不服的困境。
“不如我們一起做些事情,來彌合市場中這個巨大的中外法律情報鴻溝,”15年前的那個春天,我和我的合夥人James Burden、韓傑思(Christopher Hunter)、魏若彬(Robin Weir)一拍即合,決定創立一本有助企業和法律市場發展的法律月刊。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下,我們走訪了中外法總和律師圈、瞭解企業所需,期冀打造一個跨越文化、凝聚共識的對話平臺。

期刊命名代表了創始團隊的信念—這本法律期刊該如何起名?就在我們躊躇滿志、天馬行空地暢想之時,精通中國文化的Chris提出,大道至簡,“商法”二字雖樸素,但直中肯綮——以“商”為體、以“法”為用,恰好呼應了我們對中外企業和律界做出貢獻的堅定承諾。
“商”指向商業實踐中的動態需求——企業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捕捉機遇、規避風險;“法”則錨定規則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如何透過法律框架保障交易的公平與效率。

“商法”從廣義上更代表了中國商事法,定下“商法”二字作為期刊名稱後,我不禁自問:我們能否擔綱得起這名稱?這份使命感一直鞭策我至今,也激勵著我們團隊不斷進取。我深知,名字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有著別樣鄭重的寄託;它代表著誓言、使命和願景,也成為我們團隊的文化基因。
我的導師兼摯友韓傑思在2021年因多發性硬化症病逝。自此,當我回想起《商法》命名時的難忘點滴,以及他“力臻完美”的人生信條,更令我堅定的把這份對追求質量的執著,和為法律界做出貢獻的信念傳承下去。
今天,我自豪並謙遜地向還未認識《商法》的師友們介紹:《商法》一直秉承創始團隊的初心,從紙媒發展到領先國際市場的法律全媒體。它突破了傳統法律媒體的單向說教模式,透過案例解析、政策解讀、實務指南等形式,將抽象的法律條文轉化為可操作的商業語言。
例如,在2009年《反壟斷法》實施初期,《商法》率先推出中外企業併購合規專題,透過對比歐美壟斷協議認定標準,幫助跨國企業理解中國特色的競爭政策框架。這種“從問題出發”的內容設計,使得法律知識不再是束之高閣的文字,而是企業決策的實用利器。

破局之策:在變革浪潮中錨定價值座標
過去15年,全球商業法律環境經歷了劇烈震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監管重構,到數字經濟催生的資料主權之爭;從“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創新,到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合規體系重塑,《商法》始終以前瞻性與在地性為內容支點,從三個維度構建獨特的媒體價值:
1. 法律動態的“解壓器”。2014年至2024年間,中國新制定或修訂法律超過200部。面對迅疾的立法速度,《商法》創建出一套“政策追蹤-專家點評-企業應對”三位一體的報導模式。以新《公司法》為例,編輯部聯合30多家律所的律師團隊,歷時半年推出涵蓋公司設立、公司治理、股東權益、公司合併與分立、資本架構與管理、資訊披露等焦點問題的深度解析,為中外企業提供實用指引及內部培訓的教材。這種將龐雜法律資訊轉化為結構化知識圖譜的能力,令《商法》成為企業應對監管變化的導航儀。

2. 國際規則的“轉換器”。針對中外法律體系的認知鴻溝,《商法》透過其全球專家網路,搭建起規則互譯的橋樑。在歐盟《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生效期間,編輯部策劃了“資料跨境流動的中國方案”系列報導,解讀中國《個人資訊保護法》與GDPR的異同,透過採訪各中外法律專家,邀請企業高管參與討論,分享合規實踐經驗。這種“雙向對話”機制,有效加強決策者在跨境交易中的風險管理意識。
3. 行業趨勢的“探測器”。在讀者需求日益垂直化的趨勢下,《商法》創新性地推出“年度法律市場營收調查”“律所費率調查”“企業選聘律所因素調查”等深度分析報告,旨在透過全面調研及採訪在華具代表性中國及外資律所,涵蓋各行業及領域的律所表現、發展、機遇與困難,反映出行業生態與痛點,促進企業管理者與外部律師的良性合作迴圈。

同時,在嚴峻的經濟和國際環境下,《商法》推出了專為法務群體設計的務實、公平、公正的評選活動,以表彰優秀法務個人和法務團隊對各行業的貢獻。此外,《商法》還定期評選出值得嘉許的年度交易、中外律所及律師,助力企業選擇適合的外部合作伙伴,提供真正具備公信力的參考。
使命之重:社會責任與未來願景
我出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的香港,深知秩序對於商業社會蓬勃發展的深遠意義。一路成長,我見證了香港從一個區域性貿易港口迅速崛起為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透過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和法冶基礎,為商業活動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確保合同執行、智慧財產權保護和爭議解決的公正性,從而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和企業入駐,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在1997年迴歸祖國後,香港依然堅持“一國兩制”原則,保持了獨立的法律體系和商業秩序,國際資本繼續自由進出,為其金融、貿易和物流業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正是這種高度制度化、透明化的商業環境,使得香港能夠在全球經濟波動中保持韌性,成為連線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
誕生於香港的《商法》作為中國商業法律領域的觀察者與記錄者,始終承載著這份融匯中外、推動依法冶企的社會責任,並已將其內化為媒體基因。
在內容層面,它推動形成“合規即競爭力”的行業共識,倡導中國企業建立現代治理體系。在推動業界提升專業水平方面,《商法》秉承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無論是報導、採訪,還是獎項評選,始終保持多元、多角度、基於事實的分析和判斷,力求為企業讀者提供有意義且富有養分的實用資訊,同時鼓勵一直為提升法律行業專業水平而默默耕耘的律師與法務。這種“商業向善”的價值導向,使其超越了傳統媒體的資訊中介之角色,更成為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共建者。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需要堅定的心智和排除萬難之決心,當我每每看到期刊封面“商法”二字的隸書題字時,我便獲得了溫暖和力量。
沿用至今的這兩個美麗的題字乃是出自我母親翁麗莉的手筆。她熱愛中國傳統藝術,是一位民間書法家。幾十年來一直義務為香港癌症協會的病患者授課,卻分文不取。她敏銳、靈活、默默奉獻和具社會責任的個性,與《商法》的定位不謀而合,也是我期許《商法》作為專業媒體永遠堅守的價值。
面向未來,無論風雲如何變幻,《商法》二字將恆久激勵我們不斷與時俱進、勇往直前。

今日世界,挑戰與機遇並存。在技術維度,人工智慧正在重塑法律服務的形態,如何將生成式AI與法律資料庫融合,構建智慧化的跨境合規資訊平臺?在全球化層面,如何應對地緣政治對國際商事規則的衝擊,為企業提供更具韌性的爭議解決指引?在媒體生態方面,如何平衡深度內容與碎片化閱讀需求,找到專業性與可讀性的最佳平衡點?
對此,《商法》的答案或許藏在2009年12月創刊號的發刊詞中:“To meet a need – 讀者的需要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和奮鬥的目標”。商法之道,致廣大而盡精微;下一個15年,它需要以更開放的姿態擁抱技術變革,以更包容的視野融通多元文化,實現從“規則闡釋者”向“生態構建者”的躍遷——這既是對初心的堅守,也是對時代的回應。
15年前,創始團隊以“商法交融”的理念創立《商法》;15年後,當全球經濟步入規則重構的新週期,這份初心顯得愈發珍貴。
在商業與法律、本土與國際、傳統與創新的多維碰撞中,《商法》始終要做那個執燈者——不僅照亮前路,更點燃對話的火種。我期待與業界和讀者攜手,以中國為根基、商業為紐帶、法律作橋樑,努力不懈,共同書寫全球化的新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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