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以衝突爆發以來，伊朗遭受了重大傷亡，包括總參謀長巴蓋裡、革命衛隊司令薩拉米以及核科學家在內的多人身亡，隨後的反擊也零散無力。
很多人覺得伊朗是扶不起的阿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伊朗似乎成了“軟弱”“無能”的代名詞。
事實是這樣嗎？
一
我們直奔主題，先回答大家一個最大的疑問，為什麼伊朗不主動倒向中國呢？
2021年，中伊簽訂了價值4000億美元的“25年合作計劃”，2023年中國還幫伊朗恢復了與沙特的外交關係。對於中國這種有能力、又可信任的夥伴，伊朗不應全心全意依靠並支援嗎？
這裡面的道理，說複雜也不復雜，其實很簡單——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而所有外交都是內政的外顯。
伊朗的內政是什麼呢？
第一條線，是經濟。
作為一個國家工業能力代表標誌的汽車，伊朗2023年是100萬輛、2024年是150萬，預計今年能完成200萬輛，衝進世界十大汽車產能國行列。而明年2026年預計是300萬，差不多兩年翻一番。
這是什麼概念？
前年的年產100萬輛、和今年的年產200萬輛，分別是蘇聯1970年和1980年的全國汽車產量，也是中國1990年和2000年的全國產能水平。
這說明，伊朗已進入一個快速工業化時期，且從大面上看，伊朗工業的總體實力或規模，已逼近或超越蘇聯巔峰時期產能。
去年伊朗鋼鐵產能是3100萬噸，排名世界第10。伊朗原本規劃2025年鋼鐵產能達5000萬噸，超過德國3700萬噸成為世界第7。雖然由於電力缺乏可能暫時實現不了，但只要不遭遇重大突發事變，將來超過德國，追平韓俄，成為世界前五，幾乎也是非常有可能實現的。
單就工業能力而言，在中東土耳其也不是其對手，而以色列汽車年產量只有27萬輛，以日、韓品牌為主，只有伊朗的1/10。
伊朗與歷史上中俄（蘇）實力對比
以上資料說明，伊朗在中東、乃至世界範圍內，也是為數不多的、有較為完整工業/軍工體系的、處於快速工業化初期的工業國（準工業國），大致相當於蘇聯1970年代或中國改開初的水平。
而作為一個工業國，最需要的是上游資源輸入和下游商品市場。在生態位上，就和中國構成了較為直接的競爭關係。
而中國，目前處於工業化後的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階段。
不管見誰，特別是友好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喜歡從桌子底下抽出一疊厚厚的《自貿協定》，然後“籤吧，簽了，我們就是朋友了”，共同發展經濟。
如果自身是沒有工業化的國家，以第一產業或服務業為主，的確可以通過出口資源和農牧產品、進口各種工業品，與中國互通有無，實現經濟增長和共同獲益。
但以伊朗目前的工業規模狀況和工業技術水平，如果和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不用2年、最多3年之內，除個別保護品類和軍工產業，伊朗的本土工業，會基本上被中國的優質廉價商品擠佔空間。
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企業盈利減少、工人失業和稅收流失，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如果你是伊朗的工商企業主或統治集團，會投贊同票嗎？
在這種情況下，伊朗與中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競爭關係，就不可能走得太過親近。
所以，伊朗統治集團不是笨蛋也不是缺心眼。在它眼裡，不考慮背後的美國，以色列不足以作為它的競爭對手，而蘇聯和中國當初處於它這個經濟水平，已有實力和美國杠一槓了。
它想恢復和歐美之間的正常貿易關係，完全是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
因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和快速工業化時期，由於財富流向和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往往也是其政治上最為脆弱的時期。
這時，蘇萊曼尼派對外輸出革命固然很爽，但無法帶來足夠利益消弭內部固有的由於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社會矛盾和撕裂，所以必須想辦法找到外部資源的輸入，否則內部有可能先崩潰。
當年，中國是透過承接歐美日的產業轉移和加入世貿開啟全球市場，渡過了這一危險期。
而伊朗現在的內部社會處境，和上世紀70、80年代的中國是一樣的。不是伊朗神經病，也不是它喜歡跪。
就像當時的中國，為什麼不惜一切和歐、美、日搞好關係？而不是倒向蘇聯，去和蘇聯搞好關係。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如果倒向蘇聯，我們能賣給蘇聯什麼、蘇聯能買中國什麼？蘇聯能對中國進行產業轉移、和資本輸出嗎？是可以大量賣給我們廉價的資源，還是可以提供大量的下游商品市場？
當時的中國和蘇聯，經濟上高度同質化，妥妥的競爭關係，哪怕是同志+兄弟，又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許多人都在說伊朗“跪”，但為什麼跪，甚至任打任罵無怨無悔，不清楚。
總覺得統治管理層是不是有什麼大病，或是家人都拿了美國護照。
但伊朗統治管理層不是神經病。不說比我們聰明，管理一個9000萬人口的大國，且都是鬥爭出來的，至少不會比一般人蠢。
所以說，不要低估任何統治管理層，當然，也不用過於高估。
統治管理層的特點，就是它和它掌握的資訊、資源、利益是繫結的。
二
那麼，伊朗渴望和歐美髮展關係，最根本的邏輯是什麼呢？
作為（準）工業國，伊朗需要海量的上游資源輸入和大量的下游商品出口市場，而它所需要吞吐的物資也是巨量的；
中國需要海量的各種資源、礦石，它也需要（油氣除外）；中國賣汽車、賣建材、賣各種工業品，它也想賣。
這兩者(資源和市場)恰恰都和中國構成了直接的競爭關係。
而資源和市場，中國提供不了，相反還要和伊朗競爭；去工業化的歐美和它們控制下的全球礦業卻都有。
那它不希望打通歐美路徑，還能找誰？
它的工業品，只有歐美和第三世界亞非拉可能要啊，又不可能賣給中國，那種垃圾我們看不上。
但是，賣給亞非拉，和中國又形成了競爭關係，它還競爭不過中國。
說不定，在它心裡，同為工業國，中國垮臺或解體了，少了一個最大競爭對手，它日子還能好過些。
正因如此，伊朗國家從上到下，包括統治管理集團，才對中國充滿了深刻的防備心理。
因為客觀存在決定主觀意識，意識形態可能撒謊，但利益不會騙人。
無論伊朗有什麼樣的階層劃分，還是國內多少人持反美立場，這些都不重要，都改變不了它的經濟利益。天大地大，吃飯最大。
就像我們72年反美，一改開，就是朋友了，真香定律。因為產業轉移、全球市場、自由貿易、資本輸出這些，蘇聯都提供不了。
實際上，70年代，全球山河一片紅，除朝鮮外，緬共打到仰光城下、越南趕跑了美國、安哥拉和哥倫比亞的游擊隊在浴血奮戰、馬共佔據了半壁江山、印共統治了2億人、菲共控制了全國1/3……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歐美日的左翼學生都在舉著小紅書，我們在地緣政治上非常有利，是美國有求於我們，而非相反。
但這些都解決不了利益迴流問題，也就是吃飯問題，相反需要我們不斷地輸出資源提供支援，比如光越南就超過200億美元，所以內部的張力和社會壓力都非常之大，只有不斷透過各種社會運動來轉移，但這也是踩鋼絲的行為。
這就是所謂的“客觀事物發展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伊朗國內。
一國對外軟弱無力，必然是由於內部矛盾深重，伊朗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哪怕屢遭毒打，也對歐美不捨不棄。
目前，關於伊朗國內矛盾，有一種觀點，認為是民族矛盾，即亞塞拜然教士集團騎在所有人頭上，是小族臨大國。
但也有相反觀點認為，伊朗內部沒有針對不同民族制定不同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沒有優待也沒有壓迫，一視同仁，所以民族矛盾不是伊朗內部的主要矛盾。
但按傳統馬哲的正統觀點，民族矛盾，本質上也是階層矛盾。所以民生和選舉路線，就是經濟之外的第二條線。
伊朗最初是個農牧業國家，少量石油工業也掌控在外資手中，全國97%的人口是農牧民。二戰後，巴列維王朝在美國支援下發展經濟，培育出了最初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有產者階層、小資、無產者這三個新興的社會等級。
但是，急於振興的國王，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需要解決土地問題，而農場主和工廠主的矛盾是結構性的。比如多高山、鹽漠、荒漠的伊朗，土地是非常稀缺的，97%的土地在農村，而2.85億畝耕地90%以上又掌握在全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手裡。
要想進入工業社會，就必須進行土地改革。
這個發展路徑，和歷史上的美國、法國、德國、英國、蘇俄、日本、中國、土耳其……等的土改都是一樣的。為了獲取土地，必須從社會制度而非肉體上剷除整個地主階層，哪怕流血、殺人也在所不惜。
這是進入現代國家的必由之路。
但作為一個宗教殘留嚴重的封建制國家，伊朗的地主家族，往往也同時兼職阿訇（宗教神職人員），在基層有著強大的動員力，類似於中國的鄉紳，控制了80%的基層農牧民。
1962年巴列維的土改“白色革命”，首先就得罪了這群人，而這群透過神權組織起來的反動地主們的戰鬥力毋庸置疑。
參照伊朗的映象國家土耳其，1924年凱末爾土改，以“教產歸公、神產均分”為口號，強徵土耳其79%的耕地，判處13萬地主死刑，判處37萬地主親屬“無限期強制勞動”，差不多物理超度了近40萬人，要知道當時土耳其總人口也才1500萬，這個殘酷性按人口比例計算甚至超過新中國的土改和解放戰爭。
但凱末爾是一戰英雄、開國太祖，武力強大，所以很快把這股反動勢力打壓下去了。巴列維在英美扶持下上臺，缺乏這樣的實力和威信，加上社會轉型期導致的有產、小資、無產等階層積累的不滿，很快就只有跑路了。
所以，1979年建國時的伊朗神權共和國，除了不超過20%的官員、企業主、小資知識分子、無產者工人等城市人口，整個國家的基石，是建立在80%的農牧民信眾基礎之上的，以伊斯蘭特有的教士和信眾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堅若磐石。
其它反對派別如伊朗社會主義政黨、小資政黨什麼的，實力根本無法與之對抗。
教士、地主、軍官三位一體，這才是教士統治集團的統治實質。而這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即伊朗雖然脫離美國控制，但也沒完全倒向蘇聯。
所以英美和CIA才會默許霍梅尼從英國返回並接掌政權。
不管是走一人一票的選舉、還是走“軍官指揮軍隊”的武裝鬥爭，在當時的人口數量和社會結構基礎上，沒人鬥得贏武裝宗教地主集團。
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伊朗的形勢逐漸出現了變化。
首先由於不徹底的土改，農村仍有大量地主和無地、少地農民。2020年統計，宗教基金會和大地主壟斷了全國50%的土地，宗教基金會與國家權力深度繫結，無地農民佔農村人口20%-25%，形成了伊朗特有的“半封建半神權”土地結構。
而由於伊朗缺水的環境，即使有少量耕地，也無法養活全家，需要額外打工補充收入。這就迫使大量無地、少地農民湧入城市。這些人一旦進入城市並定居，就逐漸脫離了村莊地主和阿訇的人身控制，而轉化為城市無產階級。
所以，從1979到2024年，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伊朗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率暴增到80%，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失，構成教士集團統治支柱的宗教基層動員組織早已千瘡百孔。
相反城市中產、小資和無產者，壯大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
在伊朗9000萬人口中，80%居住在城市，82.5%受過世俗教育，60%年齡在30歲以下。
這些人是最有活力的群體，傳統的伊斯蘭宗教等級社會在現代伊朗已經完全難以維繫了。這種情況，伊朗的好兄弟、土耳其的埃爾多安，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即農村人口大量流失、城市新興反宗教世俗資本興起，所以選舉只能節節敗退了。
加上教士集團和官僚資本自身的腐敗和壟斷，在伊朗基層積累了大量不滿。如2012年前總統內賈德表示，伊朗60%的財富掌握在300個教士手中，120個基金會控制了全國主要行業和企業，佔全國80%的GDP。
這在伊朗就構成了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宗教地主集團+官僚資本VS民族資本+小資+無產者。而後者才佔了伊朗人口的大多數，無法從肉體上消滅，矛盾隨時有可能爆發。
這種情況下，伊朗必須開啟和外部貿易的通道，以改善自身處境。
伊朗複雜的社會結構、不佔多數的主體民族、惡劣貧瘠的環境、不徹底的土改……共同造就了伊朗今天的一切。
再加上伊朗的糧食自給率只有60%，就是造出了核武，伊朗也還是要和外界做生意、發展對外貿易的。
所以，伊朗統治管理層，做出這樣的抉擇，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是他們慫，而是一切道路他們都嘗試過了，就是打造了“什葉派之弧”，也無法改善伊朗的狀況，也還是要和外界發展貿易的。
就是一手打造了“抵抗之弧”的強硬派首領蘇萊曼尼，不也是死在被美國哄騙去談判的路上了嗎？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的國際新聞記者Jane Arraf在她的推特社交賬號上寫道：“伊拉克總理告訴議會…..說特朗普給他打電話讓他去調解與伊朗的關係，之後卻命令無人機炸死了蘇萊曼尼”。
可見，他也很清楚，他的國家真正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有核武和談判不衝突，有了核武腰桿子更硬，就像兩彈一星一樣，但如果是本來就造不出來呢？
就是我們自己，造出了兩彈一星，當年也選擇了和美國和解。透過43計劃，引進全套化肥和化纖生產工藝，才解決了全國人民的穿衣和吃飯問題。
當然，今天我們可以俯視美國，堅決拒絕美國的一切不合理要求。但沒有當年，就沒有今天。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殘酷啊。
物理的規律，取代一切其它規律，或在其它規律之上。
這個世界，語言可有掩飾、行動可能假動作。
唯有利益，不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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