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之事上，最能體現一個人的世界觀。
如果各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那麼自殺是一個完全合理、合乎“人道”、甚至值得提倡的決定。正如古代的異教哲學家（比如伊壁鳩魯）所認為的那樣。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生活感受和生存體驗是最高的衡量標準。
正如瓊瑤在遺書中所說：“我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
但是，如果你從另一種世界觀（《海德堡要理問答》第一問）出發：
問：“無論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麼？”
答：“無論是生是死，我的身體靈魂都不屬於自己，而屬於我信實的救主……”
在這種情況下，自殺就不再正當，反而是一種嚴重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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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麼時候，我們的價值觀竟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
以前遇到這種事，我們都會預設這是實打實的悲劇，併為之扼腕哀慟。但現在，無論是自殺者還是大眾，都競相為這類悲劇喝彩歌頌。
當代的中國人逐漸失去了餘華意義上“活著”的本能，反而展現一種對於生死大事的灑脫、自由和“翩然”。我們都成了存在主義者。這很容易讓我們誤以為這些高調的自殺者“活得通透”、大有勇氣。
然而，推動人自殺的動力絕不是勇氣，而是絕望。儘管從外表來看，你會覺得自殺的人很有勇氣、非常灑脫。
因為，只有徹底的絕望才能讓人克服對於死亡的本能恐懼——而這種恐懼本來是上帝放在我們心裡，用來保護我們的肉身生命的。
比如，當我們走到懸崖邊，會本能地感到恐懼，而正是這種恐懼促使我們從懸崖邊退回來，讓我們生命得保全。
但是，在人對生活徹底絕望的時候，這種天生的保護機制就不再有效了。
我再強調一遍：推動人自殺的動力絕不是勇氣，而是絕望。揭示這種絕望，而不是粉飾它，這才是對於自殺者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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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哈姆雷特關於自殺的經典獨白，你會發現，它跟沙白的遺言、瓊瑤的遺書大不一樣。你會感受到，哈姆雷特的獨白有一種非常強的“生命張力”。
是的，儘管無比痛苦，哈姆雷特還在掙扎；而有掙扎的地方，就還有生的希望。但是真正決定自殺的人，早已萬念俱灰，在絕望中放棄掙扎了。
攔阻哈姆雷特跨出那無可挽回的一步的原因是他懼怕那死後的世界：
“死了；睡著了；睡著了也許還會做夢；嗯，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後，在那死亡的睡眠裡，究竟將要做些什麼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
但是，現代人對死後生命（afterlife）的意識已經非常淡漠了。今世生命不再有死後生命作為依託，隨之而來是一種對於生命本身的絕望。
瓊瑤甚至不確定人類有沒有靈魂，她抱怨“上蒼對於生命的過程，設計得不是很好”。正如她的絕筆《當雪花飄落》所說：“這是我最後的選擇 / 時間已到 / 生命不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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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生命特徵是一種縈繞於心的無意義感，以及伴隨而來的“無聲的絕望”；我們甚至會以喧譁自恃來掩蓋這種絕望。
遠離本源，無牽無掛，這不是自由，而是虛無。
“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隱藏在背後的是近幾百年來東西方共同上演的“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的悲劇。
當然，也不排除那惡者的引誘。不少自殺者（後來幸運地被搶救過來）會說，在他們自殺前，頭腦中會有個聲音催促他們去死。
讓我們謹記：“魔鬼從起初是殺人的……”（約8:44）
然而，正是在茫然的絕望中，那從上頭而來的盼望才會成為世人的“好訊息”（gospel）：
“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有一曙光明照我心……”
主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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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是，最近兩場有關自殺的公共事件，都是醫學專業人士出來發聲，捍衛最基本的常識。
由此可見：基督徒若想捍衛生命權（Right to Life），還是得積極地與科學界合作。
實際上，大部分支援墮胎、醫協自殺、LGBTQ+的思潮不是從醫學院和科學院傳出來的，而是從哲學系、社會學系、人類學系等人文學院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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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一個“生理男性、自我認同為女性”的人去醫院看婦科病，醫生會毫不客氣地把他轟出去。但是，這人卻可以在大學的社會學課堂上大談自己的性別身份，並且眾人都會為他歡呼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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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當前文化思潮的往往不是科學家，而是操弄觀念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
科學家提出一個愚蠢的理論，會立刻受到檢驗和否定；但是文科教授就不一樣了，只要能自圓其說，他們想怎麼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