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琰嬌 （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11/12月刊
原標題：“爽片或共鳴的人：作為社會情境檔案的《好東西》”
內容提要：電影《好東西》在創造口碑票房雙豐收的同時，也展示了電影作為社會實踐的過程。本文嘗試將性別化的觀影快感放回行動空間中進行理解，認為《好東西》創造了一個原生共鳴空間，觀眾所愛的正是與影片一起完成主體共建的過程。與此同時，《好東西》的出圈也讓其成為了一個觸發觀念判斷的競爭空間，超越觀念判斷需要我們有面對新的文化分類學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影片所塑造的“女友式媽媽”和“反父權男友”對理解當下的青年文化與代際表達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好東西》 邵藝輝 共鳴 爽片 女性主義電影
2024豆瓣年度電影榜單在“當她們捲起浪潮”中拉開卷軸，以彰顯正在以勢不可擋之勢捲起巨浪的女性影像。2024年華語女性影像，從《熱辣滾燙》（Yolo）的賈玲變形記開始，在《好東西》（Herstory）的鐵梅宇宙中收尾，中間有阿勒泰浪漫主義者張鳳俠母女，有張桂梅和華坪女高天團，有出走的“外婆娜拉”，還有臺劇裡極限拉扯的“我的離譜女友”。對觀眾來說，眾星拱月的大女主已然過時，優秀的雙女主和女性群像才能真正展現當代女性的深度交往空間。
如果把影像的邊界進一步擴充套件，還能看到短影片平臺和社交媒體上被反覆觀看的脫口秀女演員們，以及來自《再見愛人 第四季》的年度出圈素人。這些作品和話題就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題庫一樣在網路上被反覆研讀，無論是激情代入還是冷靜批判，都讓我們切身感受到了從“私人的女人”到“公共的女人”的跨越，當代女性不再滿足於封閉空間的內向成長，渴望到公共空間中去表達和尋找。因此，與其說這是女性影像盛放的一年，不如說是新的女性倫理空間肆意生長的一年。[1]
而在這一眾作品裡，《好東西》無疑創造了年度奇蹟。這裡的“奇蹟”並不只是超過7億的票房，更是對電影作為社會實踐的再度確認和重新啟用。當有觀眾說已經看了八遍甚至十遍的時候，我們真切感受到了國產電影久違的迷影時刻。喜歡的人，把它看作前所未有的女性經驗共鳴空間；厭惡的人，嚴苛地給影片貼上了“咪蒙化”和“性轉馮小剛”的標籤。影片對女性世界的想象究竟是虛偽做作還是美好真誠，密集的臺詞輸出究竟是小紅書金句合集還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病理學檔案，男性形象究竟是溫柔可愛還是懦弱不堪，大相徑庭的評價讓《好東西》最終成為年度表態電影。因此，追問《好東西》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正是本文的出發點——在好東西和壞東西分裂中，會誕生新東西嗎？
《好東西》劇照
一、好東西：共鳴者的觸感空間
評價《好東西》首先需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定位，二是如何觀看。前者的爭議在於怎麼理解影片的突破性，這樣一部旗幟鮮明的女性主題電影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電影”嗎？後者的論爭則聚焦於性別形（想）象及其社會內涵，讚揚女性的同時矮化男性了嗎？
陳亦水認為，從影片對情動審美和凝視快感的巧妙應用來看，《好東西》並沒有實現對二元框架的挑戰，因此並不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在她看來，《好東西》的革命性意義在於將小妞電影（chick filcks）從慾望關係的扮演中拯救出來，拿回了女性在“凝視”和“行動”層面的主導權，將這一類電影從服務於主流文化視覺與敘事機制的“女性的電影”（the woman’s film）推進為嘗試構建女性電影語法的“女作者電影”（female authorship）。[2]
這一評價既準確點明瞭電影所處的影像譜系和自身的文化價值，也引出了理解女性主義電影的困境。無論是此前的《出走的決心》（Like A Rolling Stone）還是此刻的《好東西》，能否在討論中被指認為女性主義電影，其核心依據都圍繞性別化的觀看機制展開——審查“凝視”，劃定類別。這當然為我們點明瞭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核心訴求就是剖析女性如何被塑造被觀看，但卻遺留了另一個有待展開的問題：拒絕男性視角的快感之後如何處理女性觀眾的快感，二者應當在同一個體系中討論，還是應該另當別論？
女性觀影快感問題是理解《好東西》的關鍵，但本文並不打算延續前面的思路，而是嘗試將這種性別化的愉悅放回行動空間中進行理解。根據燈塔研究院釋出的《2023中國電影市場年度盤點報告》，2023年女性觀眾佔比已經攀升至58%，25-29歲女性群體佔比提升，30歲及以上成熟女性連年上漲。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們只能在《芭比》（Barbie）、《墜落的審判》（Anatomy of a Fall）這樣的外國電影，或者面目模糊的國產女性懸疑題材中投射自身，那麼《好東西》則為這一重要觀影群體提供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原生共鳴空間。
在諸多批評意見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認為影片的流行完全得益於對熱門性別議題的搬演，是一種影像化的重複。但事實上，假如我們認同這就是一種文化轉譯，那麼視覺濃縮的意義恰恰就在於“重複”。當同樣的話題從私人的手機螢幕遷徙到公共的電影銀幕時[3]，女性電影的公共性和歷史處境才得以彰顯。手機螢幕上的社交媒體觀看是基於演算法與個體的私密觀看，儘管我們可以藉助其參與公共議題討論，但這種公共性仍然是內嵌於個人賬戶的。而影院的大銀幕觀看則是基於作品和公共空間的開放式觀看，同樣的內容從手機螢幕遷移到電影銀幕，二者之間並非簡單重複，而是碎片化的性別語料被重建為了社會情境檔案。
共鳴理論來自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的世界關係社會學，他嘗試用“共鳴”（resonance）來回應當代社會的加速、內卷和異化問題，以此推動新生活實踐。羅薩認為共鳴是一種關係模式，包括觸動、回應、轉變三個環節，我們可以透過分析來拆解為何共鳴，但共鳴自身卻無法被掌控。呼叫共鳴理論的原因也在這裡，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一部華語女性電影能讓當代中國女性觀眾如此急切而幸福地投射自身。影片上映後，網路上湧現出了大量的現實版鐵梅、現實版茉莉和現實版小葉，她們藉助影像確認自身，又在網路上彼此相認。[4]
共鳴首先需要觸動。觸動是一種刺激，意味著主體在最內在的層面上被物件攪動、捕獲，在外部呼喚和內心激盪的共振中，既體會到自身興之所在，也感受到一種“被世界關注著”的快樂，最終在這種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雙向運動中隔離異化狀態。《好東西》首先觸動觀眾的，正是過去很少進入電影敘事的微觀政治事件。無論是以上野千鶴子為代表的流行書單，還是深夜尾隨、公共場所小便、月經羞恥等話題，知其存在不過是默許存在，大聲言說才可能以言行事，改變處境。
觸動之後，主體的回應通常是直接的生理反應。比如綜藝節目中嘉賓經常用“雞皮疙瘩”來表達自己的感動，就是一種直觀的體感描述。因此，回應環節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自我效能感的生成，在世界的刺激下感到與之產生具身聯絡，共鳴才會完整地出現。“N刷”意味著《好東西》在這裡成為了極具吸引力的共鳴視窗，反覆觀看的實質是與導演/角色/演員的映象對望。從反覆體會歡笑與眼淚的渴望來看，《好東西》其實是一部“觸感電影”。反過來說這也提示我們，真正的“觸感”或許並不需要震動椅背，噴灑水霧。
回應實際上也引出了共鳴的第三個環節吸納轉化，這是主體與世界完成共建的重要過程。當我們感覺到因為觸動而改變時，就不再停留在自我同一的層面，新的生命經驗由此誕生。相反，如果喪失共鳴能力，個體就會陷入死寂。更重要的是，共鳴物件在轉化中也將發生變化，不再是對主體而言不可知的“物自體”。觀影經驗可以直接轉化為新生活宣言，正是《好東西》與觀影主體完成共建的重要途徑。“正直勇敢有閱讀量”被印到衣服、手機殼和帆布包上，且被進一步轉化為“正直勇敢有閱片量”“正直勇敢有飯量”“正直勇敢沒酒量”。“正直勇敢有/無××”正在成為當代青年的主體宣言，溫和有力地表達對結構性壓制力量的抗拒。
最後，共鳴的難點在於不可掌控。比如我們可以有目的地組織觀影，但卻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獲得共鳴。羅薩認為，正因為共鳴還不能被納入技術治理的範疇，所以它不能成為工具，無法預測，也無法被承諾。因此，可掌控世界的理性計算與可觸動世界的不可預測正是當前社會形構的基本矛盾。[5]
《好東西》既展示了共鳴空間的誕生，也表明了自我投射在當代觀影體驗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只有獲得共鳴，觀眾才會產生持續的觀影衝動和需求。與此同時，雖然我們不能確定什麼能帶來共鳴、如何共鳴，但卻能從自身經驗推測什麼不會帶來共鳴，因此院線電影中的規避與區隔型觀影未來或將更明顯。
《好東西》電影截圖
二、壞東西：分歧者的觀念判斷
按照這個思路，出圈的實質就是打破共鳴區隔。吸納更多觀眾，既會創造更多的共鳴時刻，也將共鳴空間轉化為了更為複雜而渾濁的競爭空間。只有進入這個空間我們才能真切感受到，共鳴最大的競爭對手並不是無感而死寂，而是衝突的觀念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好東西》的實質並不是金句電影，而是“觀念電影”。如果共鳴是一種精神觸感，那麼判斷則是對體驗的強烈拒絕。在這個維度上，觀看電影和評價電影已不在一個感官世界裡。
如前所述，評價《好東西》意味著觀影者至少需要做出兩個基本判斷：什麼是“正確”的女性電影，什麼是“準確”的男性形象。這讓《好東西》不期然地成為了社會性別實踐的顯影空間。無論喜歡或厭惡，做出判斷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表達文化自我的過程。正如格雷姆·特納所說，“熱門電影的生命力超越了影院上映或電視重播：明星、型別與重要電影成為我們個體文化、共享文化和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電影對於其製作者和觀眾來說都是一種社會實踐：我們可以從電影的敘事和意義中找到文化讓自身被理解的證據。”[6]儘管我們都相信，一千個女導演，就應該有一千種女性電影，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一千個女導演，也都得先面對正確與否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不只是男性創作者感受到了壓力（比如韓寒在《飛馳人生2》（Pegasus 2）中策略性地去掉了女性角色），當性別表達成為競爭空間的重要判決砝碼時，這種由判斷引發的危機將傾瀉向所有人。因此，與其用本就曖昧不明的標準判斷是與否，不如追問充盈在認同與拒絕之間的究竟是何種社會想象。
《好東西》截圖
對當代中國女性電影而言，並不存在一種完美概念或均衡標準，每一部女性電影都是內在傾斜的話語場。在近年的女性電影中，以《柔情史》（Girls Always Happy）、《再見 南屏晚鐘》（A Dog Barking at the Moon）、《送我上青雲》（Send Me to the Clouds）、《春潮》（Spring Tide）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幾乎將母親對女兒的壓迫和剝削塑造成了新的“傷痕文藝”，女兒的孤獨被深深裹入魔網般的母女關係中，顯現出一種從第五代導演精神弒父到新生代導演情感弒母的轉變。其所承接的正是由《人·鬼·情》（Woman-Demon-Human）所開創的把對孤獨與困境的言說作為真正的女性話語來展示的女性意識電影。與之相對，另一類則是由《紅衣少女》（The Girl in Red）、《金色的指甲》等都市題材所開創的女性行動電影，後者與前者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拒絕將危機內化為女性經驗的內部困境，前者強調困境的內向挖掘，後者強調行動的外部建構，前者展示“（影片中的）女人可以認同什麼”，後者關注“可以認同（影片中的）女人什麼”。[7]《好東西》正是這一脈絡的典型代表。
這裡並非要建立一種新的二元結構，而是想透過二者之間的張力來強調女性電影事實上是一個滑動空間，“女性主義電影”不過是其中一個面向。假如這個空間確有准入標準，那麼答案或許只有一個，那就是女性如何透過影像承認自我、構建自我並改造世界。《好東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構想了一個理想中的友好社群，並塑造了打破刻板社會身份的性別角色——“女友式媽媽”和“反父權男友”。
2024豆瓣電影榜單中，華語劇集最高分作品《山花爛漫時》和華語電影最高分作品《好東西》的女主角是同一位演員，分別飾演張桂梅和王鐵梅的宋佳也在這一年透過扮演兩個“媽媽”收穫了自己的演員高光時刻。鐵梅的獨立與強勢讓《好東西》貼上了“媽味兒爽片”的標籤，如果說“爹味兒”是居高臨下地教你做人，那麼“媽味兒”則是大包大攬地幫你做人。但鐵梅形象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給單親媽媽提供了新敘事，而是讓母親角色從競爭關係中解脫出來。
《山花爛漫時》劇照
在此之前，“媽味兒爽片”主要指的是排他性的爽，比如電視劇《三十而已》中的顧佳在家外和家內關係中都要努力競爭才能維持女主人的角色。《好東西》裡的爽則轉變為了合作性的爽，鐵梅既是媽媽也是女友，她讓母親形象從競爭關係尤其是母女競爭關係中退場，“令人心動的媽媽”正是鐵梅形象之於當代中國電影的真正價值：讓母親在家庭情感角色和社會情感角色之間自由滑動。
無論是惡母還是賢妻良母，母親形象一度都被圈禁在限定關係的標準尺度中。即使是像《某種物質》（The Substance）這樣的恐怖片其核心也仍然是包裹在身心二元論之下的“母女關係”：與“新生兒”之間極致的供養和剝削關係，毛骨悚然地展示了母女關係中的競爭性悖論——二者都想獲得父權制的注視，最終只能此消彼長或共同消散。因此，只有解放母親，才能從“令人作嘔”的重生關係中得到解脫。
理解了“女友式媽媽”的價值，才能體會“反父權男友”的珍貴。他們不是“窩囊廢”，更不是“弱男”——二者仍然是資本主義價值觀下的等級化命名——而是對父權制價值體系的拒絕。《好東西》中的三個男性角色對父權話語的拒絕，不論是真是假是表演，至少已經開始嘗試從競爭關係中鬆綁，走向一種新的合作性關係。合作共建而不是諷刺與否才是理解這類形象的關鍵。
到這裡我們可以說，《好東西》的確引發了觀念衝突，但其真正價值還在於拓展了性別化的形象分類學。要在滑動空間中創造更多令人心動的形象，我們對新生活的想象才能更具象。反過來說，超越觀念判斷也需要我們有面對文化分類學的勇氣。新的分類難免會對既有體系帶來衝擊，因為新形象的誕生本就是一種社會批判實踐，在這個意義上，面對它或許就是將自我內在性向他者敞開的好機會。
《好東西》電影截圖
結語：爽片和未來
許多理論家都反覆強調過電影的“過去態”，認為影像展現當下但自身並不屬於當下，電視在藝術性上次於電影也是因為它過於當下。因此，拍得像電視劇的《好東西》也被認為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電影。假如我們認可這一批評是正確的，那麼這反過來正好解釋了影片受歡迎的原因，它緩解了電影作為延遲的行動的尷尬，回應了當代觀眾對即刻影像的需求。這也是邵藝輝作品的最大特點，從《愛情神話》（B for Busy）到《好東西》，雖然創作者的性別觀察視角發生了變化，但其對影像作為行動的追求始終沒有變。邵藝輝的電影是“正在發生”的電影。今天的觀眾可以在流媒體和小螢幕上完成絕大部分觀影需求，也可以去影院看綜藝、看球賽和看演唱會，影院的空間性和公共內涵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是否會帶來從古典電影、現代電影到當代電影的視覺改寫，或許是所有影像工作者無法迴避的問題。
2024年中國電影市場以425億收官，在總票房下降、觀影人數減少、人均觀影量下降、頭部影片數量下降、年輕觀眾比例進一步降低的影院退潮中[8]，《好東西》成為了新的“吸引力電影”。小葉帶著茉莉聽聲音猜故事的聲音蒙太奇幾乎征服了所有觀眾，當我們在想象錯位的聽覺空間中感受到家務勞動的“現場紋理”時，才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它的浪漫和偉大。很多觀眾表示，整部影片只喜歡這段設計，但有趣的地方正在這裡，這是一段不能被單獨提取的聽覺語言，它既是緊張的母女關係和緊繃的母親形象的扭結點，也是女兒/女友/媽媽關係重組的起點，它同時是故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完全不必介意把《好東西》歸入爽片，或認為爽片標籤是一種批評。如果說《好東西》是一部爽片，那麼它所想的也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建立新的社群空間，不是性的佔有而是新的關係，它是一部溫馨可愛又浪漫的爽片。在這個意義上，女性爽片的對立面並不是“老登電影”，而是你怎麼可以這麼爽。在“怎麼又是這個”和“就講這個了”的拉鋸中，我們需要的或許就是更多的女性爽片。
《好東西》劇照
往期精彩
▼▼▼
閱讀量：6.7W+
閱讀量：4.7W+
閱讀量：1.8W+
閱讀量：1.8W+
閱讀量：1.6W+
閱讀量：1.3W+
閱讀量：1.4W+
閱讀量：1.1W+
閱讀量：1.1W+
閱讀量：1.1W+
閱讀量：1.1W
掃碼關注《電影評論》
微訊號 : dianying2001
微博：電影雜誌MOVIE
點“在看”給電影君一朵小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