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夢龍
老文重發。
當戰爭到來的那一刻，大部分人仍然一臉茫然
七七事變演變成全面戰爭是帶有一定偶然性的，雖然所有人都意識到中日必有一戰，但戰爭在這個節點爆發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如果是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普通中國人，北平市民或許在7月27日清晨，日本僑民開始撤離，二十九軍重新構架原本已經拆除的城內工事時覺察到了不一樣的氣氛。而大部分國人乃至南京國民政府的中高階官員，直到7月28日上午8點，日軍總攻的炮火打響，宋哲元通電全國表示二十九軍將自衛護國不惜犧牲並服從南京政府前，可能很難想到盧溝橋事變會真的發展到戰爭在，至於發展為全面戰爭更是不可思議之事。
畢竟自七七事變爆發，直到7月28日，當時的二十九軍與日本中國駐屯軍和河北特務機關展開了多輪談判，日本政府也連續釋出了數次公告往復強調處理此事將秉持不擴大方針，盡力現地解決。作為時人自九一八以來的經驗判斷，1933年的塘沽協定，1935年的何梅協定，就在1935年底，大漢奸殷汝耕在日本的支援下還組建了囊括冀東22縣，甚至包括天津之門戶的塘沽與大沽的冀東偽政權。雖然是一支在長城抗戰中聲名顯赫的隊伍，二十九軍能獲得平津的地盤卻拜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勢力退出河北所賜。作為戰爭爆發的兩個最直觀標誌，直到28日，日本作為戰爭動員最後一環的國內三個師團尚未到位，二十九軍的統帥宋哲元也始終沒有按照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前往保定與中央軍協調指揮，準備作戰。如果戰爭有劇本的話，那麼這好比一方的主要演員尚未到位，一方的導演乾脆還在場外。
雖然在現地的軍人，無論中日從七七事變一開始就是一片喊打之聲。但即使作為最瞭解實地情況的軍人很可能多少也會對最終的開戰表示愕然，尤以二十九軍為甚。即使作為主戰最堅決的駐屯軍，可能也要對之後的二十一天中往復收到的命令感到困惑。9日駐屯軍接到參謀本部的《對華交涉方針》開始，11日近衛首相發表了舉國一致，華北軍事行動不停止的宣言，同日關東軍受參謀本部命令派遣的兩個混成旅團，一個師團支援華北，並制定了陸海軍作戰協定。但也就在11日當晚20點，秦德純、松井太久郞達成了《盧溝橋事變現地協定》，初步達成了諒解。
也是在這一天，駐屯軍司令換上了更為強硬的香月清司中將，拖延到15日，原司令田代皖一郎心臟病惡化終於死去。結果這位新司令面對長官訓示也是一頭霧水，只能重複避開政治問題，不擴大，就地解決的三大主張，卻沒有具體意見。而其隨行軍參謀的記錄，次日到任時，軍司令部普遍認為事情已經結束，與氣勢軒昂的新軍司令一行毫不協調。從13日開始，在香月清司的指揮下駐屯軍開始進行戰爭準備，預計在20日完成，偏偏這時政府又下令暫停國內動員。雖然18日增援的20師團到位，主力次日到達天津，但還是同一天與二十九軍雙方又達成了新的協議，20日開始的第二次動員，也隨之在22日宣告暫停。
與日軍一樣困惑的也同樣包括二十九軍。日軍雖然國內始終戰和不定，但現地軍隊的備戰工作從未停止，而二十九軍的情形要糟糕的多。宋哲元一直到最後一刻也沒放棄和日軍妥協的打算，這造成了二十九軍極大的被動。直到23日，宋哲元看到日本的第二次動員暫停，還表示盧溝橋事變已告一段落，和平解決有七成希望。和日本不同，二十九軍始終要考慮的是能不能在未來的大戰中保住自己地盤的問題。比起可能到來的中日戰爭，更迫在眉睫的威脅的中央軍有沒有可能借機進入平津奪取地盤。和日軍的積極備戰不同，二十九軍始終是以應對小衝突，而不是全面戰爭的姿態展開的，這也是為了避免刺激到日軍。到了26日，宋哲元終於意識到大戰在即，電請龐炳勳部趕赴滄州為後援時，形勢已經被動。但直到28日日軍總攻，二十九軍也抱著最後希望，能自行解決這次事變而避免中央軍進入平津。
作為戰爭決策的最高層，無論是這次以強硬而極度出日本意料的蔣中正，還是日本政府，對這時爆發全面戰爭應該說也是缺乏心理準備的。眾所周知，這時南京政府的整軍工作才剛剛開始，60個師的計劃完成不到一半。至於空軍的航空愛國捐這時還在蔣夫人的銀行賬戶裡升值。1937年，國民政府剛剛增撥了2.22億元用來加快國防建設，但顯然趕不上形勢的變化。此時第一期國防工程預算2087萬元，僅撥付717.2萬元，道路款項666萬元，也僅到位150萬元，第二期資金尚無著落。日軍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裡。自31年之後，雖然中日衝突不斷，但日軍並沒有以國民政府為備戰目標，其陸軍以蘇軍為備戰目標。37年開始正是日軍備戰的關鍵節點，日本和偽滿洲國都編列了五年計劃，陸軍力量上力圖在原有的十七個常備師團，三個混成旅團，四個騎兵旅團的基礎上把陸軍擴充到50個師，陸軍航空隊擴充套件到140箇中隊，把現有兵力擴充一倍以上。此時日本的預備役制度正在調整，大有青黃不接之勢，以至於在七七事變全面爆發時，隨戰局發展，日軍大量徵召預備役士兵。
37年的中國派遣軍現役士兵僅佔11%，重新徵召的預備役士兵達到了68%（其中45%為退役五年的二類預備役），還有21%退役超過五年的後備役。在淞滬會戰中的第十八師團一萬八千人中竟只有29個服滿兩年兵役計程車兵。這些預備役士兵脫離現役後大部分缺少軍事訓練，士兵技戰術水平大幅衰退。和士兵後備力量儲備不足一樣，日軍還面臨著部隊迅速擴大後彈藥武器匱乏的問題，37年日軍在淞滬開戰後緊急加撥了一億日元的彈藥費用，還從義大利進口了十萬支步槍。彈藥消耗在日本軍械預算的比例在37年為56%，38年達到了76%，嚴重影響了其他武器的生產。實際上這個時期主要列強都不約而同的把世界大戰開始的時間定位在四十年代中後期，這從各國海軍投入的造艦計劃可以看出，日本預計在41年初步完成戰備，具備防禦的能力已經是列強中比較激進的存在。
雖然當事者在八十五年前的這個日子絕少意識到這是將要載入史冊的關頭，但八十五年後我們來看，沒有什麼是偶然的，偶然身後存在著必然。
一面是急不可耐的日本。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日軍的情況，雖然日本政府乃在軍部在7日倒28日之間往復搖擺，從外交壓力到軍事威嚇，直到最後訴諸武力，但在華日軍始終是在積極行動的。當28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也是以現有兵力展開而沒有等待本土動員的三個師團。也可以說，即使沒有本土派來的三個師團，駐屯軍與關東軍掌握的部隊足以發動暴走迫使日本政府加入到戰爭中去。實際上整個七七事變最終的演變就是一個日軍強硬派一點點控制輿論和政府，最終引向戰爭的過程，這中間某些軍人、政客試圖扭轉局面終究是不能實現的。這和9.18事變之後軍部統治逐步建立是協調一致的。
自甲午以來，日本的軍事冒險頻頻得手，本身就日本雄飛論打下了基礎。這種把日本的繁榮建立在對中國的掌控上，化島國為大陸帝國的理論不僅僅來自明治維新後日本自信心的膨脹，如果從歷史上看它和當初豐臣秀吉的徵朝野心如出一轍，不同於歐洲式的殖民帝國，具有典型的東亞特色。雖然日本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的戰略意識深層是以大陸為中心的，典型的以中國為東亞的中心，這是東亞式的世界爭霸模式。9.18後，透過軍事手段，特別是直接的軍事手段屢屢在中國得手，極大影響了軍隊的作風。對中國軍事力量的極度蔑視，導致先斬後奏式的風格在軍內瀰漫。此時的日本所急躁的與其說是中國力量增長可能的抵抗不如說是擔憂奪取中國太晚而被他人所取得的焦急。
這個時期從經濟形勢來說，日本社會也處在一個極為不好的形勢下，這是我們以前比較少說的。這種壓抑的社會氛圍極大推動了透過大陸政府來轉嫁國內矛盾的思想。1937年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危機的年份。在大蕭條後的第8年，世界經濟從短暫復甦中又一下子跌回衰退。按摩根財團的說法就是“在1936-37年，政策太早太快的收緊導致美國經濟二次探底，經濟重歸衰退，並在1938年出現通縮。”作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弱一環的日本這時受害特別深。從36年第四季度開始，日本的外貿出口進入大規模負增長，東京批發價格連續兩個季度累積上漲了25%。日本的生絲、東北的大豆這是早已經不具備出口競爭力，而同時期日本進行的產業調整與畸形的戰備擴張卻極度需要進口。
從31年開始，日本軍費從佔國家預算比重的28%一路攀升到了68%，尤其從36年開始幾乎是直線上升，一口氣上漲了20%。僅這一年日本製定的偽滿洲國五年計劃經過調整後就需要投入48億日元的資金，這個數字約等於31-36年日本軍費（49億）的總和。這時的日本社會正經歷著2·26事變揭露的苦難。在最精銳的近衛師團服役計程車兵也要痛苦的看著家中的姐妹賣身去南洋維持農村家庭的生計，中下層看到社會的苦難，又面臨著視為宿敵蘇聯的迅速崛起，遙遠的美國帶來的軍備競賽，世界大戰迫在眉睫。日本社會面臨著空前的重壓要麼撕裂赤化，要麼開戰掠奪的壓力。
同時在2·26當權後的統制派本身就力圖建立的一個對蘇決戰的前線基地，作為前沿的是蒙滿地區，而華北是作為日本和中國緩衝地帶存在的。在七七事變爆發前，推動華北自治運動就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方針。這也是為什麼從七七事變一爆發，關東軍就熱切表示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機會並在第一時間動員。而在日本統制派的眼中，幾乎是不需要考慮中國的意志的，如果中國不服從，那麼使用武力就可以很簡單的達成自己的願望。這是自甲午以來，歷次勝利和統制派中許多年輕軍官自身經歷的直接經驗總結。只能說唯一的意外是，統制派的時間表裡，這個時間可能在39年以後，但出於對中國軍事力量的極度蔑視和對中國政府的錯誤認知，他們並不在乎可以把這個時間提前。
一面是沒有退路的國民政府。七七事變給日本帶來最大意外的無疑就是南京政府。七七事變最早的軍事企圖實際上是快速消滅二十九軍，使平津地區進入冀東偽政權的範圍內，進一步推動華北自治運動。而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表現的強硬，並造成軍事對峙，最終日本就像一個被受害者直視而陷於狂怒的暴徒一樣引爆了戰爭。如果可以，國民政府當然是不願意在這時開始全面戰爭的，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如果日本人雖然沒有準備，但對中國軍事力量的輕蔑足以讓他們足夠輕率，國民政府則斷無如此自信，然而他們也同樣沒有退路了。
36年底的西安事變無疑給蔣中正以極大的刺激。西安事變不僅僅是兵諫的問題，它意味著在西北地區國民政府遏制中共進一步發展的失敗，標誌著第五次圍剿的努力付之流水。同時西安事變也將國民政府推到了抗日的最前臺，舉國輿論在這時可以說看著七個月前剛剛表示抗日態度的蔣中正的最新表現。還有一點是我們平時也很少談到，黃埔系內部當時距離大革命的時間並不遠，年輕軍官的思想還帶有早期革命的氣息。本身國民黨是一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政黨，他的思想裡是有抗擊列強的思想基礎的。國民政府不斷的對日妥協，即使在黃埔系內部也形成了很大的不滿。張學良的爆發實際上是讓蔣中正意識到了這一點，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就像他身邊隨時可以引爆的炸藥桶，也一樣存在於黃埔的青年將校中。而在大革命失敗後，意識形態從革命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國民政府在理論上是無法消化這個問題的。
從戰略上看華北五省自治一旦實現，等於不戰而將戰線後退過黃河，這些地區的地方軍閥一旦投入日本懷抱，中國半壁山河未戰而淪陷，戰略態勢等同於南北朝。再考慮到中共在西北形成的壓力，抗戰前國民政府對西南諸軍閥的控制也同樣有限，在軍事上這是絕對的劣勢，不能不做一爭。36年伴隨著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的結束，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基本上是國民政府統治力量的巔峰。同時華北相對遠離國民政府統治中心，從自信心來說，不失為一個可以一爭的戰場。
特別需要指出，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爆發時雖然有對日作戰的決心，但實際上缺少全面作戰的決心。包括形成軍事對峙，不乏威嚇的成分在其中。即使7月17日著名的廬山演講雖然表現了不畏戰的決心，始終還是是強調和平而不是戰爭。具體到七七事變，無論蔣中正還是國民政府都很接近於一次巨大壓力下不得已的軍事冒險。其最開始追求的目標在於日本的退讓，得以宣洩日益高漲的民眾情緒，不至於成為足以摧毀統治基礎的狂潮。這和日後阿根廷的馬島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互通的。這種冒險的最高潮就是8.13淞滬會戰。在開局的突襲階段結束後，國民政府不惜在自己的心腹展開一場集中全中國軍事力量精華的會戰，其目標正是為了外來干涉，以戰促和。但淞滬會戰的失敗直接導致了上海，南京，東南精華地帶的淪陷，某種程度上又促使國民政府，特別是蔣中正不可能求和，必須堅持下去。
無論國民政府還是侵華日軍在此時都沒有意識到歷史的巨輪已經轉動了。戰爭往往是在雙方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突然到來的。即使在七七事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日本也沒有全面對華戰爭的覺悟。不斷提出的不擴大方針又在新的戰機出現時不斷的破產。無論日本還是國民政府都始終抱著決定性會戰的心態展開連番大戰，卻發現自己越來越陷入戰爭的泥沼中無法自拔了。這種狀態要持續到武漢會戰，雙方才都有了相對正確的認識。
在七七事變後，日本表現出了相當不錯的戰術能力和戰場執行力，但也有異常糟糕滯後的戰略觀。日本對華的作戰意圖，實際上和甲午戰爭沒有區別。甲午戰爭日本軍事預案的最終階段就是所謂的華北平原大決戰，以攻克北京迫使清政府投降為最終手段。如果清政府遷都西安再戰呢？日本想法很多，但沒有認真想過，因為清政府確實不具備這個能力。但一旦遇到具備這個能力的中國政府呢？日本最終用太平洋戰爭回答了這個問題。當然根本上說，這種搖擺可以說是日本作為整體意識到了自己國力不足以支撐一場泥潭式的戰爭，卻沒有任何個體有足夠的力量和意志去扭轉局面，是一種無奈的體現。甲午之後，日本的戰略上就缺乏這樣的決定性的人物，其社會形態也不支援這樣的人物存在。偶然冒出永田鐵山這樣的傢伙也不得其死，至今還讓日本人唏噓。唯一的一次例外應該是日本投降，這倒是在最後時刻挽救了日本。但這也許和日本人的民族性也有關，日本人表面上看善於學習能放下身段，而內心裡的抱殘守缺，不撞南牆不回頭也是驚人的執拗。這一點今天的日本也常常表現出落後於時代，難以變通的大局觀。
國民政府看上去是這次冒險最終的勝利者。雖然一開始是冒險，日後下的賭本太大以至於沒有回頭的餘地了，但還是撐到了最後。當45年8月15日到來的時候，國民政府雖然失去了大半壁山河，卻拜戰後滾滾而來的美援和抗日對各路軍閥的消耗所賜，前所未有的強大。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異常狀態。不過抗戰中無能的累積和抗戰後的接收，很快就把這種異常狀態打回了原形。
如果我們站在事後的角度看，在37年爆發抗戰，對國民政府反而是有利的。他的那套德械師整軍帶來的戰鬥力提升極為有限，稱為德械水壺師也不過分，國防建設上的速度也難以在三兩年發揮決定性作用。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從37年後將進入軍事力量增長的快車道。如果戰爭遲到39年在爆發，面對人員充實，裝備更新，火力提升一個臺階的日軍，國民政府在短促的抵抗後只怕失敗的更加慘烈。而特別應該慶幸的是，抗戰開始在這樣一個兩個舞者都毫無自覺的局面中。試想，如果就像李宗仁設想的那樣，日軍在一開始就抱著全面戰爭的決心，以殲滅中國軍隊有生力量，而不是佔領重要目標為重點，以重兵叢集保證決戰而不是透過一兩次會戰迫使國民政府妥協達成階段性目標，中國人遭遇的苦難無疑將更加深重。不過，更強大的日本也不過將迎來更恐怖的毀滅而已。
從更宏大的歷史來說，日本的失敗是必然的。它作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最早感受到大戰的壓力，也最早投身到大戰中去。它在東亞的存在幾乎是同時和美蘇存在矛盾，以島國如此孱弱之軀，面對兩大最強力量，卻打算同時在海陸進行挑戰，無疑是戰略上的瘋狂。而中國的覺醒也是無可阻擋的，一旦中國完成了國內秩序的重建，以中日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卻大量投入資源進入大陸對峙，也不可能具備長久性。同時經濟上日本打算構建的中日滿迴圈以日元為基礎卻不產生外匯，這又和他嚴重依賴外部輸入的經濟結構相矛盾。要升級這種結構轉而又需要規模巨大的外匯，這本身就是一個死迴圈。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依靠一戰前英國，或者二戰後美國這樣的強大力量的協助，毋寧說這一開始就是甲午後英國在扶植日本之初，就為日本留下的死局。
應該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作為亞洲領頭羊的形態就是一個異態，傳統的東亞秩序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又擺回了正軌，只是日本作為一個強大的島國，它的問題持續至今。如何處理和大陸強權的關係，如果看待它自身在東亞的定位，隨著技術力量的發展，日本不能自外於這個體系之外，這個問題雖然二戰早已結束，但至今還是困擾著中日關係的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