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天書
看完《南京照相館》,我想說申奧導演所塑造的日軍攝影師伊藤秀夫這個角色,可以看作是對過往幾十年來作為矯枉過正產物,以至於最終發展成流毒的庸俗“人性論”的一次總清算。這個角色重新定義和詮釋了什麼叫複雜人性。

人性論,或者說展示角色的複雜人性,是從改開後的文藝作品中開始出現的,是對“前三十年”時期“高大全”人物角色的一種反動。
以蘇聯的《夏伯陽》為代表,以革命宣傳為目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流行一種“高大全”的藝術形象,其常見技法是將多個人物、多個時空下的優秀品質、先進事蹟集中在某一個虛構角色上,而集中了多人優秀品質的主角,則表現為多角度、多維度下都光鮮亮麗的人物特點。
由於現實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是高大全,但文藝作品又需要不斷生產,不可能只停留在個別經典,所以長期下來就產生了一種逆反。八十年代之後,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反思主義氾濫,文藝界開始反思“高大全”,追捧複雜人性。
然而,由於我國文藝創作界在當時理論視野,現實認知和思想深度的嚴重不足,對複雜人性的過度濫用很快走向庸俗化。
對異化和馬克思人道主義的討論變成了沒有馬克思,只有打著人道和解放異化幌子的自由主義;對五四和啟蒙的討論變成了啟蒙神話和現代性的狂熱膜拜;對宗教的討論變成了神愛世人……八十年代每一種思想潮流的討論,落在文藝創作中都難逃從“高大全”變成“高大洋”的命運。
面對中國人,主張沒有絕對的好,即使受苦受難被壓迫被不公平對待也要反思;面對西方人,沒有絕對的壞,從自由主義,啟蒙神話和神愛世人等信仰出發,幹再多的壞事也會發掘出閃光點。
這種視角上的偏差和對角色的詮釋不是個別文藝工作者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集體癔症”。比如就算是《鴉片戰爭》這種作品,裡面還要有個英商的女兒瑪麗(艾瑪·格里菲斯飾)這種角色。
這樣的慣性邏輯,在今天的社會意識裡已經撞到了牆上,塑造了相當多的令人無語甚至反感的場景,以下試舉一二:
在電影《金剛川》中具有複雜人性,和人性光輝的美軍飛行員,看到志願軍以人架起的浮橋,選擇了放棄轟炸;
在電影《長津湖》中向“冰雕連”場景緻敬的美國鬼子;

在電影《南京!南京!》中,參與暴行的日軍官兵不斷的經受倫理與內心的譴責,最終精神失常回國自殺了;
在電影《八佰》中看到中國軍隊殊死抵抗日本侵略軍,而為這種精神所感動的公共租界高貴洋人,難掩對中國人的同情,居然罵了幾句日本人,被這種精神感動的租界高貴華人則嘆息不止。
然而實際上,我們遍訪史實就知道這樣的事情幾乎是不存在的,是當代人想象中的當代史。或者更具體一點說,是當代影視人在膜拜式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構想出的當代史。
筆者在微信讀書上讀過一本書,是具體挖掘山西地區日軍暴行的《炮樓裡的女人》,各位讀者有空可以翻一翻,對於史實中到底是什麼樣子,會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在侵華日軍老兵懺悔人員的訪談中,一個懺悔的侵華日軍老兵曾對著鏡頭坦率的說,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文化就是認為中國人不是人。

就在這樣的普遍獸性的軍隊中。我們過往的文藝作品仍然要去強調和發掘其所謂人性光輝的一面,這簡直是荒誕而可笑的。甚至更具有當代性的案例,現在還在距離我們7000公里外的巴勒斯坦日復一日的上演。如果關注過一些事例的網友就可以發現,某些“具有人性的以色列女兵”簡直和《南京照相館》中的第六師團十三聯隊攝影師伊藤秀夫如出一轍。
《南京照相館》為我們帶來的更為新穎的人性的複雜度,用筆者的個人理解來說就是摺疊的黑暗而漸次展開,充分展現了罪惡之人的複雜人性。
伊藤秀夫在片中剛剛出現的時候是一個看起來文弱秀氣、甚至可以說是和煦善良的樣子,他不願意開槍、動刀殺死中國人,貌似是日軍黑色背景下的一抹亮色。隨著時間推移,伊藤本人的兇戾、視中國人命如草芥的特徵漸次湧現。

他對給他幫忙的中國人給予極其有限的回饋(安全保障“限2日內”);他對小狗富於愛心、卻對背景下的中國人屍體無動於衷;他對殺人、砍頭、強姦殺人等獸行缺乏興致,卻對拍照記錄梟首、槍決、活埋等興致頗高;他僅僅因嬰兒哭鬧而呵令,造成軍曹將嬰兒摔死,事後還若無其事地命令“順民夫妻”抱著死去嬰兒權做“王道樂土”影像的道具;他甚至因無法直接開槍打死幫助他沖洗影片的“阿泰”,而決定讓日軍檢查站備案他給出的兩張通行證的編號,一經發現即刻殺死。
而這一切,在最後火燒照相館這一幕裡,打鬥中火光照亮了伊藤秀夫秀氣的右臉,而陰影中被酸液燒傷的左臉卻顯得那麼猙獰,宛若撒旦魔鬼,這一幕的鏡頭語言令筆者讚歎,光明中的人性右臉,陰影中的猙獰左臉,大概就是偽裝成人類的魔鬼吧。
對影史有了解的觀眾不難看出,伊藤這個角色絕妙地諷刺了小津安二郎。我們來看看小津安二郎當年的言論就會明白:



我們再往深說一層,如果說八九十年代由於社會欠發達和資訊不對等導致“缺乏自信,矮人一頭”,這種文藝作品中的庸俗人性論大行其道還情有可原,但新世紀之後,尤其在東西方交流如此便捷,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這東西為什麼仍然深深根植於一些人的頭腦中呢?
比如我們再看《南京照相館》,攝影師伊藤秀夫是華族出身、錦衣玉食。他們沒有弄髒手,沒有直接親手殺人、姦淫,甚至會向“對他好的中國人回饋”,所謂“我們是朋友”。其“我不是惡人”的自我認知,是高度自洽的。
片中,當日軍要射殺戰俘,讓伊藤秀夫拍下這些瞬間的時候,有一段蒙太奇,把拍照,和開槍,放到了一起。當子彈上膛、瞄準、扣動扳機,和對焦、調整光圈、按下快門被並置在一起時,帶來了一種巨大的力量。手指撥動之間,照相機是精密器具,步槍是現代工具,這個“子彈時間”是《南京照相館》所拍出的那種“大屠殺”的瞬間,凝聚了人類的震驚、恐懼和憤怒,看到那個片段的時候筆者感到了震顫。
對西方現代思想稍有了解的觀眾自然不難想起漢娜·阿倫特關於“猶太大屠殺”的反思和理論構建,所謂“極端之惡”和“平庸之惡”,伊藤秀夫種種矛盾之處,是類似“平庸之惡”下的滅絕營中的納粹軍官。

可以說,《南京照相館》把日本人這種獨特民族性在現代化過程中(用日本人的概念就是“超克”的過程)產生的“平庸之惡”展現的淋漓盡致,這種展現在以往是稀缺的。
我們要問,“平庸之惡”這種理論資訊很難獲得嗎?這種聯想和理論的套用很難想到嗎?恰恰是全然相反的。然而,我們在中文環境中經常能看到有人把“平庸之惡”的概念用到反思和批評中國社會現象上,反而到了關於日本侵華的討論中往往就不見蹤影。
原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首先,這種理論的使用是有等級的。阿倫特哲學完全是基於猶太人自身的建構,甚至連“Holocaust”這個詞也是完全為猶太人專用,你黃種人是不準用的。所以有些人還真就不往外人身上用了。
所以美西方對納粹屠殺和日軍屠殺長期持雙重標準,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東亞的前現代化社會中常見的征服與屠殺,與現代性無關,不值得討論”(見戴錦華相關採訪)。所以上野千鶴子這種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會指責張純如堅持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有30萬是為了“把廣島核爆從受害者金字塔上推下去”。被原子彈炸死就是現代死法,就值得反思了,是吧?


由《南京照相館》出發可以討論的東西太多,限於篇幅今天我們只討論《南京照相館》所展現的人性於過往此類影視作品中的人性論的差異。就如開頭所說,《南京照相館》是對幾十年來涉及戰爭的文藝作品中庸俗“人性論”的一次總清算。下次也許我們可以從機械的“階級決定論”再討論過往對於日本侵華的一些刻板認知和觀念。
對《南京照相館》,我們想誇的還有很多。比如看過這部電影就會發現:原來不用拍女演員露胸露腿露屁股、帶有濃厚性羞辱的鏡頭,也能拍出鬼子的獸行。之前的南京大屠殺題材作品,已經讓觀眾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
一批逃過屠殺的逃難者,經歷艱辛有人犧牲、有人倖存,而倖存者一般就是小孩,代表著希望。如同看見伊藤秀夫的第一瞬間,筆者立刻思考“這是一個有人性的鬼子嗎?”,看到金承宗一家的全景展開,筆者下意識的會認為,小女孩和男嬰總是能逃出去的吧,特別是在後面金家母女得到了所有人保護下的通行證,這一點幾乎被筆者落槌敲定。

甚至在選角上,金家女兒也選取了一個聰敏可愛的演員,基於過往觀影的角色語言,這種角色往往是會逃出生天的,但在片中,並沒有。所以當看到她們拿著通行證也被姦殺,而鬼子居然以此行為來釋讀他們理解下的“仁義禮智信”,實在令筆者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和嚴重不適,的確,鬼子真的不是人,是DND世界中混亂邪惡的什麼生物。
本片的立意上是比之前型別片也有明顯超越,更抽象地來說是主體性。林毓秀(高葉 飾)九死一生、在其他人以命掩護下把記載日軍南京暴行的膠片送了出去,向國內媒體、西方媒體發出去。在片中,引發了西方輿論大加撻伐,和美國嚴肅地反應,美國人民在日本駐美使館外面集體抗議,焚燒日本國旗。

在過去的型別片中,這往往就是影片結束的標誌,真相大白於天下、公理得到伸張,基本上電影就結束了,看到這裡筆者也有些擔心,但看了下表,哦還好。果然,電影並沒有結束,結束的標誌是戰爭後進行的民國國防部軍事法庭審判谷壽夫等戰爭罪犯,和對其進行制裁。對日軍戰犯的槍決,才是正義的迴歸。
這就回應到了之前我國立場檔案中經常明確的內容:維護東京審判的正義性,維護戰後格局的正義性。這是因為這戰後格局,是我們,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用血肉所締造和鑄就的。
不知道觀看了《南京照相館》的讀者,有沒有在哪一刻崩不住情緒。筆者二人分別是在“我不叫阿泰,我叫蘇柳昌,南京1區2組的郵差,編號1213”這段,和主角們合影以及放映壯麗河山這段。
逃離南京城前夜,照相館店主緩緩展開那一幅幅描繪祖國壯麗河山的背景幕布,可以說是全片最令人動容的一幕。而“雨花臺、挹江門、中山門、中華門,我們中國人不許可你們這麼糟蹋!”,所展現的也是不同於之前型別片的精神風貌。

過往的型別片,往往集中於苦難,是精神訴苦,是罪行控訴,大抵帶著一種“熬”的精神底色;而本片則以更加昂揚的感覺,不止於訴苦,是對侵略者的痛斥怒喝,也是對歷史精神的接續。
從1937年南京大屠殺到現在,八十餘載已過。前事不忘,中華民族如何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唯有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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