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被導演克里斯托夫·盧吉亞(Christophe Ruggia)侵犯時,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只有12歲。18年過去後,阿黛拉終於決定站出來,這一年,她30歲。
文|萊克西
編輯|金石
「是我創造了你」
2025年2月3日下午1點鐘,巴黎法院的一間法庭裡,36歲的女演員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正在旁聽席踱來踱去。20分鐘後,被告克里斯托夫·盧吉亞(Christophe Ruggia)在兩名律師的陪同下進入法庭,二人沒有對視。
這是一場長達5年的審判。2019年11月底,阿黛拉向法院提出起訴——2001年拍攝電影《惡魔的孩子》期間以及之後3年的時間,導演盧吉亞對她進行了長期的性侵犯,而這種侵犯最初發生時,阿黛拉只有12歲。
在阿黛拉決定站出來之前的18年裡,這件事一直藏在她心中最隱秘的地方,不停啃噬著她的內心。
2000年12月,11歲的阿黛拉陪想要演戲的哥哥參加一次選角活動時,意外地被《惡魔的孩子》的選角導演選中,進入了劇組。在這部電影裡,阿黛拉扮演的是一名患有心理疾病,與哥哥相依為命的小女孩。
盧吉亞是那部電影的總導演,他被阿黛拉身上早早展現出來的那種自由、堅定的氣質打動,「這孩子太特別了,沒有第二個人能像她一樣。」選角導演後來回憶稱。
當時,阿黛拉一家也沉浸在喜悅之中,「這就像一個童話故事,這件事發生在我們身上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阿黛拉的父親格特說。在後來的日記中,阿黛拉這樣追憶當時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我的心中有很多新的意義。」

圖源電影《惡魔的孩子》
但在劇組,導演盧吉亞卻總是做出一些不得體的動作。
據阿黛拉回憶,盧吉亞時常會摟著自己,會跟她臉貼臉站在一起,還會親她的臉頰。有時,盧吉亞還會把手放在她的臀部,叫她「親愛的」和「甜心」,此外,他還逐漸將她與家人隔離開來,告訴她的父母不要來片場,以免分散她的注意力。
《惡魔的孩子》的其他劇組成員也都發現了這一點,這證實了阿黛拉的回憶。很多劇組成員都表示,盧吉亞當年的舉動令他們印象非常深刻。他們形容,在片場,盧吉亞與阿黛拉的關係「曖昧」且「不健康」,而阿黛拉看上去「疲憊且精神痛苦」。
有的工作人員記得,在劇組的時候,盧吉亞會以塑造角色狀態的名義刻意將阿黛拉與其他人隔離開,限制她的活動範圍,「只有他有權利和她接觸。」
這些工作人員並非沉默的大人,包括劇組的攝影師、劇本監督在內的工作人員都曾向盧吉亞提出過質疑,但盧吉亞總是會搪塞過去,他告訴劇組的人們——不用擔心,自己只是在教導阿黛拉演戲,他還形容自己是在照顧她,「就像保姆一樣」。之後,工作人員的每一次質疑都是不了了之。那一年,阿黛拉只有12歲。
在法庭上,法官播放了《惡魔的孩子》中的7個片段,其中時常會出現阿黛拉裸體的畫面。一看到這些,她便會迅速將目光移開,並用手帕擦拭淚水。「當我看到這些可怕的影像時,我仍然會感到震驚、害怕。」阿黛拉說。
當年《惡魔的孩子》的拍攝進行了3個月。拍攝結束後,盧吉亞仍然經常打著藝術的幌子,邀請阿黛拉去他的公寓。
盧吉亞會向阿黛拉展露自己對於戲劇的熱情,他還總是開車到家裡來邀請她去餐廳吃飯,第一次吃飯的時候,阿黛拉還因為自己沒有足夠的錢支付賬單而愧疚了很長時間。後來,阿黛拉幾乎每週都要去盧吉亞的公寓學習法國電影經典,有時候,是盧吉亞來接她,有時候,則是爸爸把她送過去。
盧吉亞的家裡有非常多電影DVD,他們會一起觀看電影、吃下午茶,盧吉亞還會和阿黛拉一起閱讀她收到的劇本,併為她提供表演建議。
盧吉亞的行為不止於此。阿黛拉一直記得,在那個公寓裡,盧吉亞會撫摸她的大腿,喘著粗氣親吻她的脖子,還會將手伸進她的 T 恤、撫摸她,並且多次將手伸向她的隱私部位。
而為了躲開他,阿黛拉不得不更換自己的位置。先是在沙發上,後來是窗邊,最後又被逼到了屋子裡一個小小的腳凳上,每次阿黛拉都被嚇得瑟瑟發抖。但只要阿黛拉拒絕他、推開他,盧吉亞就會很生氣,開始發火。
除了肢體的侵犯,盧吉亞還試圖用言語控制,並從精神上「綁架」阿黛拉。
在他們相處的時候,盧吉亞會告訴她,自己愛上了她,他們之間的年齡差距對他而言是一種詛咒。甚至,他還說阿黛拉只是一個有著孩子身體的成年人。
「他認為這就是愛,是相互的,我欠他一些東西,他給了我這麼多,我卻不肯順從這份愛,是個混蛋。」阿黛拉解釋稱盧吉亞一度給自己強加了嚴重的精神控制,每當阿黛拉試圖反抗的時候,盧吉亞就會告訴她:「沒有我,你什麼都不是……是我創造了你。」

盧吉亞。圖源路透社
4年
「你不可以閉嘴嗎?!」
阿黛拉向盧吉亞怒吼,用手敲著面前的桌子,隨即她大步走出了正在審訊中的法庭——這是2024年12月9日第一次庭審時發生的一幕。起因是面對阿黛拉的回憶和講述,盧吉亞卻以保護之名一直在狡辯。
對阿黛拉來說,要回想自己與盧吉亞的相處,整個庭審的過程是極其痛苦的。根據《紐約時報》及法國多家媒體的記錄,在那兩天時間裡,阿黛拉一直都很緊張痛苦,她經常雙手抱頭,和身邊的朋友調換座位,她的手會焦躁不安地動來動去,臉部肌肉也抽搐不止。
盧吉亞否認了阿黛拉的所有指控。他對法官說,自己和阿黛拉一直保持著柏拉圖式的情感關係,他的所有做法實際上都是想要保護阿黛拉,以免她會因為《惡魔的孩子》中那些露骨的影像在學校遭到嘲笑。他還一直在法庭上抱怨,試著讓大眾同情他,他聲稱自己在事發時已經40多歲,面對阿黛拉的時候,只是一個人在家照顧12歲的孩子。
當被問及警方在檢視他的電腦時發現他曾在網際網路上使用「阿黛拉·哈內爾性感」等詞彙進行搜尋的證據時,盧吉亞表示他不記得進行過這樣的搜尋。而當被問及聽到被阿黛拉指控的時候是什麼感受的時候,盧吉亞則展露了自己的傲慢,他認為阿黛拉站出來指控,是因為她沒有機會參與盧吉亞其他電影作品,從而對他進行了報復。
這讓阿黛拉十分憤怒,離開法庭半個小時後,她才帶著律師回來。她知道,自己要儘量冷靜、剋制下來。「我很專注,我儘量做到最好、儘量說清楚、直接指向事實。我必須要讓盧吉亞認清,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一種暴力。」
現實中,這種暴力持續了4年時間,和很多性侵犯案件類似,這是一個複雜的、充滿了矛盾與掙扎的漫長曆程。
當時,12歲的阿黛拉在心智上,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一切。她知道,是盧吉亞讓她認識並接觸到了電影,她從不遮蓋這一點,「對我來說,他(盧吉亞)就是一個明星,像上帝降臨人間一樣,因為他背後有電影、有力量,還有對錶演的熱愛。」阿黛拉說。電影也令她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她出身於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媽媽是教師,爸爸是翻譯,因為電影,自己和父母都「突然變得傑出了」。
當時,盧吉亞還告訴阿黛拉,她是「未來的瑪麗蓮·夢露」。這讓一家人都覺得振奮。

圖源電影《惡魔的孩子》
其實,早在《惡魔的孩子》拍攝的時候,阿黛拉的母親法比安妮就曾發現過異常。她向媒體講述過,當年,在自己抵達馬賽的片場時,心中總有不安。她看見的是,盧吉亞和兩個小演員站在一起,他的手臂分別搭在兩人的肩膀上,親吻著他們。
這引起了她的警惕,覺得盧吉亞對待孩子的態度很奇怪。只不過,法比安妮當時什麼也沒說,她以為是自己「不懂電影行業」。在回家的路上,她仍然很憂心,在一個加油站找到一部電話,打電話給女兒,問她「盧吉亞為什麼會那樣做」。但阿黛拉當時並沒有理會媽媽,讓她趕緊回家。
來自上位者的侵犯,像一張巨網,令年少的阿黛拉難以掙脫,她承認,每次被侵犯後,她都迫切地想要離開對方,「我對盧吉亞的感情,由感恩崇拜,逐漸變成恐懼怨恨。」但這種掙脫,用了整整4年時間。
2005年初,飽受煎熬的阿黛拉終於主動給盧吉亞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明確寫到,「我不再想去你家」,並且公佈了自己的決定——退出電影界。後來回憶起這封信,阿黛拉覺得,自己當時是帶著「放棄很多東西」和「放棄自己的一部分」信念寫的。
從那之後,阿黛拉不再參加影視表演,並切斷了與當時經紀人的聯絡,整個人也變得不愛說話,變得鬱鬱寡歡。當時,她還不滿16歲。
阿黛拉的家人也注意到了女孩的變化,當時,他們將她的「疏遠」和「發脾氣」歸咎於青春期,他們也注意到盧吉亞突然消失了,阿黛拉也不想再知道關於他的任何事情了。但對於十幾歲的女生來說,交談非常困難,一家人都沒有再深究下去。
儘管阿黛拉此後再也沒有見過盧吉亞,但盧吉亞多年後仍然寄給了阿黛拉兩封信。
在信中,盧吉亞寫道,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她,他的心「在胸膛裡爆炸」,他對她的思念就像一道「傷口」,他對她的愛「一直很真誠」,但阿黛拉並沒有回覆他。
盧吉亞帶來的心理傷害延宕了很多年,但阿黛拉並沒有向任何人講過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她沉默了,選擇在日記本里記錄了自己的痛苦——從2006年開始,「頭腦中一片混亂」的阿黛拉決定開始寫日記,她說,自己需要寫下來「以記住這些事情」,因為她「有點記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在她的日記本里有一些零散、混亂的記錄——
2001年,我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2003年,我有一個秘密,我從不談論我的生活,我身處成人的世界,覺得孤獨、奇怪。
2005年,我再也沒有見過盧吉亞。
2006 年,有時我覺得我可以說出一切……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死亡。

16歲的阿黛拉。圖源網路
18年
當2019年阿黛拉決定公開自己的經歷後,她面對最多的問題和質疑就是,為什麼你等了這麼多年才發聲?
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重要,因為同樣的困境不僅發生在阿黛拉一個人的身上,在不同的國家發生的數起性侵犯案件中,很多受害者都面對同樣的結構性困境。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黛拉一直在想,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可以不用理會盧吉亞對自己的傷害,「我去走自己的路」。她想要重新建立一種輕快的、自在的生活,擺脫抑鬱、擺脫灰暗。
阿黛拉說,自己之所以選擇沉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她並不信任司法系統,因為取證艱難等原因,法律往往「只判處很少的施害者有罪」。
她的悲觀並非空穴來風。法國議會曾經公佈了一份名為《國民議會婦女權利和男女平等機會代表團提交的關於強姦刑事定義的資訊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法國,每10名強姦受害者中,有8名受害者沒有向警方報案。其中,24%的受害者表示,她們已經放棄去警察局,因為「那毫無用處 」,16%的受害者則擔心她們的證詞不會「被認真對待 」。
阿黛拉也是其中之一。她說:「正義忽視我們,我們忽視正義。」
讓阿黛拉改變想法的,是導演瑟琳·席安瑪。
阿黛拉和瑟琳於2007年相識,當時,在《惡魔的孩子》的選角導演的極力勸說下,剛剛高中畢業的阿黛拉參演了瑟琳的首部電影作品《睡蓮》。
《睡蓮》講的是三位少女對性的理解和覺醒,阿黛拉飾演了花樣游泳隊隊長。整部戲拍攝了一個多月,瑟琳一直在引導阿黛拉從身材、步態和外表入手來塑造角色。
阿黛拉發現,在一部講述性啟蒙的電影裡,瑟琳卻鮮少利用演員赤裸的畫面,而是將鏡頭轉向水面和水下,借這些意象來呈現三位女生的成長。為此,阿黛拉花了40多小時跟教練學習花樣游泳,學會了所有的水面動作和手臂動作。這也讓阿黛拉又重新體會到了拍電影的樂趣,「為了拍電影而學習,這真是一次值得的冒險。」

圖源電影《睡蓮》
最終,憑藉這部影片,阿黛拉獲得了2008年凱撒獎最有前途女演員獎提名。 此後,阿黛拉和瑟琳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誼,阿黛拉在事業和生活上也充分信賴瑟琳。
此後,在事業上,阿黛拉一再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極具表演天賦的青年演員——她曾先後6次提名法國電影凱撒獎,兩度獲獎。2015年,她憑藉電影《初戀戰士》獲得了第40屆法國凱撒獎最佳女主角獎。
一位曾經和阿黛拉一起工作過的導演阿瑟·納齊西爾這樣評價她:「她工作努力,好奇心強,反應敏捷。」她記得,阿黛拉有一次在奧斯陸拍戲,電影需要她學習挪威語,她已經掌握了一些基礎知識,每天拍完戲她就一邊在城裡散步,一邊找當地居民聊天練習挪威語。3天后,她就已經可以在自助餐廳與演員們交談,而且語速非常快。
但過往的傷害仍被她藏在內心深處,不知何時會再次引爆。據瑟琳回憶,有一天她和阿黛拉一起觀看《惡魔的孩子》,阿黛拉突然尖叫了起來並暈倒,看起來很痛苦。隨後,她向瑟琳講述了自己年少時的遭遇。
當時,瑟琳擁抱著阿黛拉,給了她充分的鼓勵:「不要保持沉默,不要讓兇手逍遙法外,要繼續說出來。」

阿黛拉和瑟琳。圖源網路
不久後,阿黛拉看了那部著名的紀錄片《離開夢幻島》。看完她意識到,當年自己與盧吉亞的關係並非對方所說的「愛」,而是一種控制和精神操縱。
當時,有親近的朋友告訴她,盧吉亞正在籌備一部新的電影,他又找了兩位青少年演員擔任主演,甚至兩位主角的名字也會延續《惡魔的孩子》中兩位主角的姓名。這讓阿黛拉既憤怒又充滿警惕。她認為盧吉亞不僅沒有正視他曾經給自己帶來的傷害,還用這種看似「充滿紀念意義和浪漫色彩」的舉措美化自己的行為,引導公眾將他們的關係定義為「戀情」。
「我不能讓他這麼做,我不能讓他再拍一部和青少年相關的電影了。」阿黛拉下定決心站出來,「這不僅僅是一件私事,而是一件公共事務。」
阿黛拉這樣剖白自己的初衷:「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我的童年如何,因為它已經被毀掉了,但現在的孩子們有權享受她們的童年,這才是最重要的。」
在決定說出真相後不久,2019年4月,阿黛拉認識了瑪麗娜·杜爾奇——這是一位在網路媒體Mediapart主要負責報道性暴力犯罪的記者,阿黛拉花了一下午的時間講述了盧吉亞曾經對自己的侵犯與騷擾——此時,距離最初的侵犯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18年。
隨後近7個月的時間裡,瑪麗娜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採訪。她尋找了30多位證人,包括當年《惡魔的孩子》劇組的很多工作人員,以及熟悉阿黛拉和盧吉亞的親友。最終報道採用了23位受訪者的證言。
讓瑪麗娜印象深刻的一位調查物件是莫娜·阿查什,她是盧吉亞曾經的工作搭檔和戀人,當年在《惡魔的孩子》劇組擔任排程。
莫娜透露,盧吉亞曾經親口對她說,自己已經對阿黛拉產生了愛慕之情,他還講述了一次與阿黛拉發生身體接觸的情況。後來,盧吉亞看到了阿黛拉眼中的恐懼,自己也被嚇到了,趕緊把手縮了回去。
聽到這些,出於對盧吉亞的懷疑與憤怒,莫娜選擇立刻離開了《惡魔的孩子》劇組。
此後多年,她都想聯絡阿黛拉,但沒能找到她的聯絡方式。直到瑪麗娜前來採訪,她才鬆了一口氣——令瑪麗娜更為難以置信的是,她接觸到的30多位採訪物件,沒有一位要求匿名。
瑪麗娜形容,這次調查充滿了人們的愧疚,「很多人在採訪過程中都哭了,很多人因為阿黛拉願意站出來而非常感動,還有很多人談到當年自己看到了一些不對勁,卻什麼都沒做,他們為此感到很愧疚。」
2019年11月4日,Mediapart發表了瑪麗娜的報道,這篇文章立刻引來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很快,盧吉亞因性侵未成年人被巴黎警方拘捕,報道發表後的第二天,法國電影導演協會(SRF)發表宣告支援阿黛拉,並決定開除盧吉亞——這也是該協會在1958年成立後第一次開除會員。

記者瑪麗娜·杜爾奇。圖源網路
「沉默是一種巨大的暴力」
在決定站出來的時候,阿黛拉就已經預想到了自己可能會面臨的困境,她做足了心理準備,並決心不惜一切代價。
瑪麗娜的報道發出時,阿黛拉主演的電影《燃燒女子的畫像》剛剛上映,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影片還提名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而被控告的加害者盧吉亞在法國也小有威望,他因製作了多部捍衛移民和人權的電影而在法國電影圈聞名。
「盧吉亞是個好人。」「盧吉亞為你做了很多事情。」
當時的法國電影圈裡,這是人們向阿黛拉說得最多的兩句話,有人還會直接告訴阿黛拉:「沒有盧吉亞,你將『一無所有』。」
甚至阿黛拉的父親也一度很不理解她的發聲。父親會給她發郵件勸阻,要她最好不要說話、發聲,並希望她「原諒盧吉亞」。阿黛拉覺得傷心,但並沒有理會這些聲音。她給父親回了一封很長的信,其中,她寫道:「沉默從來就不是沒有暴力的,沉默是一種巨大的暴力。」
過去幾年,阿黛拉也一直在公開抨擊法國電影行業中存在的性騷擾、性侵犯等現象,併為受害者發聲,她不想再成為一個沉默的人。
最著名的事件發生在2020年3月。
當時,在第四十五屆凱撒獎頒獎典禮上,法國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憑藉新片《我控訴》獲得了最佳導演獎。但波蘭斯基的這次獲獎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1977年,波蘭斯基在朋友家裡對13歲的薩曼塔·蓋默進行了性侵犯,薩曼塔表示,當時,波蘭斯基誘騙自己吃了安眠藥,但波蘭斯基矢口否認,認為這起事件是曖昧情境下的兩廂情願。最終,美國洛杉磯警方以「猥褻兒童、非法性行為、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藥、藉助藥品強姦」五項重罪將波蘭斯基逮捕。但儘管如此,波蘭斯基也只被拘押了42天。之後,他便離開了美國。

1977年10月,波蘭斯基離開聖莫尼卡法庭。圖源wikipedia
此後多年,波蘭斯基一直生活、工作在歐洲,他的電影事業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還屢屢收穫褒獎——與此同時,討伐、揭發波蘭斯基的聲音也一直沒停止,最小的一個受害者是藝術家瑪麗安·巴納德,她說,波蘭斯基對自己進行性騷擾時,她才10歲。
2019年9月,當得知《我控訴》即將公映,法國女演員瓦朗蒂娜·莫尼爾主動聯絡了《巴黎人報》,她選擇公開實名指控波蘭斯基於1975年在瑞士格施塔德的滑雪小屋強姦了她,她成為了第六位公開指控波蘭斯基的女性演員。
莫尼爾說,這部電影的宣傳喚起了她與波蘭斯基相遇時的「痛苦記憶」。
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我控訴》講述的是法國曆史上一起著名的冤案——波蘭斯基希望藉此來暗示:自己多年來受到的性侵指控同樣並不屬實。

圖源電影《我控訴》
早在得知波蘭斯基得到提名的訊息後,就有很多人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和反對。包括演員蕾雅·賽杜、導演米歇爾·阿扎納維西於斯在內的400多位電影人聯名情願,要求凱撒獎徹底整改。頒獎禮當天,有很多抗議者舉著反對標牌聚集在典禮大堂外,甚至舉起了抗議的火把。
波蘭斯基本人並沒有出席當天的頒獎禮。那天,阿黛拉穿著一身藍色亮片點綴的長裙出席,當她聽到波蘭斯基獲獎後,立刻起身,穿過了禮堂的人群,喊著「shame」憤怒地離開了頒獎現場。

阿黛拉憤怒地離開凱撒獎頒獎現場。圖源網路
緊隨其後,大批電影人紛紛起身離開,頒獎典禮的主持人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了一條「厭惡」,並拒絕再次回到臺上。
後來,阿黛拉在採訪中坦陳自己退場的初衷以及對待表彰波蘭斯基的看法:「表彰波蘭斯基,就是向所有受害者臉上吐痰,這就是在說強姦女性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2022年4月底,阿黛拉向媒體宣佈自己將「有限度地」停止電影業的演藝工作,理由是 :「現在的電影行業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可以從對待女性的方式中看到,他們在用個例來隱藏具有壓迫性的制度。」
她拿戛納電影節的評委作為例子,戛納電影節成立以來,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女導演只有82名,而同期入圍的男性導演有近1700名。「他們說他們正在與性別歧視作鬥爭,但實際上什麼都沒有改變。掌權者繼續壓迫我們,他們仍然在獎勵強姦犯,他們要我閉嘴?我絕不會。」
她認為透過離開演藝圈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與傳統的演藝圈割席。隨後,2023年,阿黛拉透過媒體宣佈正式退出演藝圈,不再接演電影。
「唯一能從結構上推動社會發展的就是鬥爭。就我而言,永遠離開這個行業,這就是一種戰鬥。」阿黛拉說。

2023年阿黛拉正式退出演藝圈。圖源France 5 en direct
勝利,以及勝利背後
2025年2月3日,巴黎法院最終判定盧吉亞性侵事實成立。法新社拿到的一份法庭檔案中提到,法官認為阿黛拉的指控「準確且一致」,而且她確實因這些侵犯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傷害。
盧吉亞被判處四年監禁(無需入獄),緩期兩年執行,其中兩年需居家軟禁,且需要戴上電子鐐銬,不得離家寸步。同時,法院判定盧吉亞賠償阿黛拉精神損失費以及心理支援費共35000 歐元(約合 267000 人民幣)。
當時,很多支援阿黛拉的民眾聚集在法庭外,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她們用紙板做好了標示牌,上邊寫著:「謝謝你,阿黛拉」、「阿黛拉,你並不孤單。」當阿黛拉走出法庭、坐上計程車之前,她頓了一下,對支援自己的人說:「感謝你們的到來,以及我們不放棄的精神。」

在法庭外支援阿黛拉的民眾。圖源網路
看上去,阿黛拉的確獲得了一場「勝利」,但回溯阿黛拉的故事,發出最初那篇報道的瑪麗娜內心複雜,她說,自己參與了一次「特別的調查」——在阿黛拉的案件裡,提出控訴的女性,極其難得的在身份地位上強於被控訴的男性,如今的受害者比侵犯者擁有更大的聲量和權力。在瑪麗娜看來,阿黛拉能夠獲得成功,除了她自己清晰的講述、記者詳實的調查、豐富的物證材料之外,「她(阿黛拉)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她獲得了不少電影獎項,很有名氣,這麼講,有些殘酷,但正因此,社會各方才會願意傾聽她的故事。」瑪麗娜如實地分析。
換句話說,正是由於阿黛拉的職業生涯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她才獲得了發聲成功的力量。「她能夠利用自己在電影中名列前茅的優勢來為治癒他人、為無名之輩的療傷做出貢獻,是一種極其勇敢的舉動。」瑪麗娜說。
儘管獲得了案件層面的勝利,但如今,阿黛拉仍然沒有恢復自己的電影事業,這也讓瑪麗娜頗有感慨——在一次對談中,她列舉了一個數據:在法國,95%報告遭受職場暴力的女性最終都失去了工作、離開了工作崗位或者換了工作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阿黛拉也是其中之一。「說話、發聲從來都不是沒有後果的,即使你是阿黛拉·哈內爾。」
儘管勝利代價巨大且意義複雜,但勝利就是勝利。
盧吉亞被判有罪後,波爾多蒙田大學電影研究教授吉納維耶夫·塞利爾評論稱:「盧吉亞的定罪清楚地表明瞭,這是一種年長男性對年輕女性的支配和控制關係,是對製片人和導演一次警告。」
同時,他表示,這項判決還有更深遠的意義,它終結了法國文藝界長期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將男性藝術家神聖化,讓他們凌駕於法律之上,並藉機侵犯年輕的從業女性。
而在現實的片場和電影行業,更深遠的一些改變也正在緩慢地發生,一家法國評論媒體指出:法國電影界的沉默之牆正在崩塌。
2024年9月,法國司法部長迪迪埃·米戈在總統馬克龍的支援下,提議在刑法中納入「明確的性同意」概念,以此來確保任何未經明確同意的性行為都被視為強姦,從而加強對性犯罪受害者的法律保護。
2025年1月,法國凱撒獎修改了評選規則,暫停對面臨刑事指控,特別是涉及性犯罪的成員的投票權和提名資格。法國議會則在2月成立了新的調查委員會,以專門調查電影和其他文化領域中的性暴力和性別暴力。新委員會將調查「在電影、電視、戲劇、時尚和廣告等文化領域工作者的工作及心理狀況,找出導致這些潛在濫用和暴力行為的機制和缺陷」。一位參與議會立法討論的議員在現場表示:「現在應該停止為施虐者鋪紅地毯了。」
瑪麗娜提到,在維權協會和電影工會推動下,很多製片人都會在合同裡增加一個條款指出——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會受到法律制裁,如果在拍攝期間有類似遭遇,要向製片方反映。但瑪麗娜也表示,這些措施的作用仍舊非常有限,人們很難從根本上有所改變。在她的調查和報道中,仍然會有業內人士對她說,「反性侵的聲音我們聽到了,現在該夠了吧」。
但瑪麗娜還是發現,她和同事收到了大量性侵指控線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講出自己的遭遇,為自己維權。
瑪麗娜覺得對受害者而言,傾聽和相信同樣重要,她解釋說:「大多時候,這些女性一直都在講述,只不過社會不願意傾聽。我們需要解放話語,但更需要解放傾聽。」
法國媒體Télérama的一位文化評論員稱,阿黛拉的舉動帶來的是「一次集體覺醒、一個轉折點」。而阿黛拉自己則形容:「我的故事就像化學實驗中的最後一克,讓一切都開始浮現。」
如今的阿黛拉依舊留戀表演和電影,「放棄電影對我來說,有點像放棄生命。表演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生命中的激情,是我生命中一顆燃燒的心。」她說。這幾年,她把生活重心放到了戲劇表演上,她在一間藝術中心做戲劇導演兼編舞,時常在劇院會有零星的演出。不排戲的時候,她喜歡在巴黎街頭四處走走。有時人們在街上認出了她,會走上前去,握住她的手,稱讚她敢於直言。
這些來自陌生人的支援,給了阿黛拉莫大的安慰,「我認為我為世界做了一些好事,一些讓我感到正直的事情,就算損害我的職業生涯也沒關係。」至於未來,她仍將致力於為更多的女性發聲——去年12月,在接受一檔電視節目的採訪時,當被主持人問及她是如何熬過5年的調查和審判時,她說:「改變世界才能修復我們。」


圖源網路
參考資料:
1.透視法國「強姦文化」:從「波蘭斯基爭議」到「哈內爾控訴」 澎湃新聞
2.專訪|哈內爾事件報道者杜爾奇:性暴力跟慾望是兩碼事 澎湃新聞
3.Director accused of abusing French actress Adèle Haenel goes on trial;LE MONDE
4.French film director faces charges of sexual harassment of child actor Adèle Haenel;The Guardian
5.The Passion of Adèle Haenel, an Artist of Fierce Political Conviction;The New York Times
部分資料取材於BBC、CBS、法國《世界報》等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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