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魔的孩子》電影海報在庭審中,哈內爾表示當時的自己不知道該如何逃離這位導演的掌控,甚至產生過自殺的想法,對方不斷表示,她的演藝事業都仰賴於他,“誰來告訴我,’這不是你的錯,這是兒童誘騙,這是暴力’?”盧基亞則聲稱自己從未被哈內爾吸引,並指控她是因未獲得更多角色機會而施加報復。法院最終裁定,盧基亞利用當時對哈內爾的支配地位,“在長達三年、幾乎每週一次的家中會面時實施帶有性意圖的舉動和行為”,哈內爾與此同時“被逐漸孤立”於親友之外。這一事件在法國引起巨大反響。週一當天,法庭內擠滿了哈內爾的支持者,法國反性騷擾運動的另一位標誌性人物朱迪絲·戈德雷什、《燃燒女子的肖像》導演瑟琳·席安瑪也出席聆聽判決,並在判決後擁抱了哈內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電影學者、《導演崇拜》(The Cult of the Auteur)一書的作者熱納維耶芙·塞利爾(Geneviève Sellier)指出,這一判決對於導演和製片人來說是一個警告,它終結了法國長期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將男性藝術家神聖化,並在涉嫌虐待年輕女性時將他們置於法律之上。
1999年12月,美國作家瓊·狄迪恩開始在與精神科醫生會面後寫日記,接下來的一年裡,她持續記錄了他們的對話。狄迪恩去世後,她的文學信託人發現了這本日記,它被存放在一個未標記的資料夾中,寫給她的丈夫約翰·格雷戈裡·鄧恩。今年4月22日,這本日記將由Knopf出版,名為《給約翰的筆記》(Notes to John)。據介紹,除了糾正錯別字和增加背景腳註外,這本日記將完全依照原樣出版。這是狄迪恩自2011年停止出版新作以來首次有新材料問世。
《給約翰的筆記》(Notes to John)這些筆記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述,似乎比狄迪恩所發表的任何作品都“私密且未經過濾”。Knopf的總編輯喬丹·帕夫林(Jordan Pavlin)指出,這本日記填補了人們理解狄迪恩的空白地帶,她將日記描述為“對一段充滿激情的智識生活的感人而深刻的記錄”,是“一位對自己的公眾形象極為敏感的作家所寫下的一份原始、脆弱的敘述”。這一舉動也引發了疑慮。狄迪恩並沒有留下任何關於如何處理這份日記的指示,這位處事神秘的作家曾對文學遺產機構出版作家所有遺留作品的做法表示過不滿。她是否會同意這個專案?信託人的說法是,她們在整理時發現,狄迪恩已經按時間順序列印了這本日記,並將其儲存在辦公桌旁的小櫃子裡,她可能已經預見到這些檔案會在日後被公眾閱讀。在寫作生涯後期,狄迪恩深入探索了個人悲劇的餘波。在《奇想之年》和《藍夜》中,她分別描述了丈夫和女兒的離世,以及自己在這些事件中的思考和感受。在《給約翰的筆記》中,她書寫了相近的主題,包括她與焦慮、內疚和抑鬱的鬥爭,她與女兒時而緊張的關係,以及她對自己作品和遺產的思考。狄迪恩於2021年12月去世,她留下了大量照片、信件、日記、手稿和家庭材料,這些檔案如今都存放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她的信託人表示,在進行全面評估之前,目前沒有計劃出版檔案中的更多材料。
比爾·蓋茨出版回憶錄
本週二,微軟聯合創始人、慈善家比爾·蓋茨的第一部回憶錄《原始碼:我的開始》(Source Code: My Beginnings)正式出版。與此前的預告一致,這本書呈現了蓋茨從1955年生於西雅圖到1980年初創微軟的早期經歷。在書中,蓋茨回憶了自己兒時的智力發展歷程,他調皮搗蛋,總是耍聰明,不願意太努力,直到他在老師指導下學會了使用計算機終端,並由此開始探索程式設計。與大多數標榜“白手起家”的富翁不同,蓋茨強調了自己成長環境中所擁有的特權——在種族隔離依然存在的年代,他作為白人男性出生,他的母親家境富裕,父親則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以及促成他職業生涯的特殊機遇。他還透露自己認真思考時就會原地晃動的習慣,他推測,如果在今天長大,他很可能會被診斷為自閉症譜系障礙。他也寫到了年輕時嘗試致幻劑的經歷,他還就此與喬布斯開過玩笑。
《原始碼:我的開始》(Source Code: My Beginnings)在當下這個科技巨頭爭相參與政治的時間點上,蓋茨的新書展示了更深層的討論空間。與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不同,蓋茨沒有加入MAGA計劃——儘管他在2024年選舉後與特朗普共進了一場長達三小時的晚餐,並對總統在公共健康領域的興趣感到“印象深刻”。在更多時間裡,他試圖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將大量資本投入慈善事業,在觀察者眼中,“與當前的種種糟糕狀況相比,比爾·蓋茨簡直像個聖人。”在新書問世後的幾篇採訪中,蓋茨謹慎地回應了有關當下科技巨頭和政治的問題,我們還是可以從中一窺他對此的態度。一方面,蓋茨並沒有否認自己與特朗普政府的合作關係,“我們不會加入反對派,我們將繼續與每屆政府保持夥伴關係。”不過在談到政府近期對D.E.I.(多元、平等和包容)理念的批評時,蓋茨隱晦地表達了自己的失望。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他更直接地講道:“我一直認為矽谷是偏向左翼的,如今出現相當規模的右翼群體讓我感到意外。”此外,他還表達了對Meta取消事實核查的反對意見。他認為,這種迫於政治和社會壓力的決定未必明智,“憤怒能夠得到回報,是因為它更有號召力,但這其實是人性的弱點。”他進一步指出未來的挑戰:“我們甚至還沒有解決社交網路帶來的挑戰,而人工智慧的影響範圍要廣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