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們造就了“杭州現象”|《財經》特稿

有為政府+有效市場+企業家精神+創新型大學,共同造就了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主導的創新生態,“杭州現象”由此而生

文 |《財經》記者

楊立贇

編輯 | 馬克
全力支援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金融業正相繼按下“提速鍵”。
2025年春節前夕,杭州人工智慧(AI)大模型公司DeepSeek爆火出圈,很快帶火了同城的其他五家創業公司,它們被並稱為“杭州六小龍”。六小龍又迅速帶火了整個杭州市,外界驚訝地發現,在以AI為代表的科技創新領域,杭州活力四射,六小龍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可能還有成百上千條龍。
“六小龍”是指DeepSeek、宇樹科技、雲深處科技、遊戲科學、群核科技、強腦科技,它們覆蓋大模型、機器人、腦科學、3A遊戲等前沿領域。
根據杭州市科技局的資料,杭州擁有“鋪天蓋地”的中小企業。其中,2024年認定的國家級科技型中小企業有4253家,省級科技型中小企業34677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從2017年底的2844家增加到2024年的1.6萬家,增長了5.7倍。
強腦科技的接待日程已經排到了4月底。紮根於廣東的社群“廠二代GOGOGO”創始人王錦意興奮地告訴《財經》,自己將於4月28日帶隊赴杭,其中一個行程就是參觀強腦科技。
“江水變暖了。”杭州一名AI應用領域的創業者3月10日對《財經》說。最近一個星期,他每天都在見投資人,甚至不得不問兩家投資機構:“你們介不介意坐在一起聽?”
一名投資人從深圳飛到杭州,“杭州要爆發了,得來看看”,他對《財經》說。看過之後,他感覺“北京的獨立開發者好像都跑來杭州,住在良渚和下沙這些房租便宜的地方”。
“杭州現象告訴大家,中小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中國工程院院士、阿里雲創始人、之江實驗室主任王堅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王堅認為,浙江民營經濟出現了質變,時代正賦予“浙商”新的內涵,民營企業已經可以用科技創新的邏輯來推動經濟發展。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委原書記王國平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杭州無地礦資源、無港口資源、無政策資源、無專案資源,這樣一座先天不足的“四無城市”,脫穎而出只能靠智慧經濟。“杭州完全有可能透過第四次產業革命形成萬億級規模的產業,再次出現類似阿里巴巴這樣的世界級企業。”
王國平介紹,此前杭州已經歷三次產業革命——資訊產業與網際網路經濟革命、現代服務業革命,文化創意產業革命,目前正在經歷第四次產業革命,核心是人工智慧、虛擬現實、物聯網。
王國平2000年4月至2010年1月任杭州市委書記。多位杭州受訪者告訴《財經》,那十年奠定了杭州今天的面貌。
“杭州的今天並不完全是政府規劃出來的,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民營經濟良性互動的結果。”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浙江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史晉川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
他認為,浙江是民營經濟沃土,有利於培養企業家精神,有利於鼓勵創業創新。
從“七五”計劃到“十五五”規劃,史晉川參加過浙江省九個五年規劃的研究。自1998年起,他擔任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2012年起,擔任省諮詢委副主任。
2015年,中國正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浙江省科技廳時任廳長周國輝首次提出浙江和杭州形成了“創業新四軍”——浙大系、阿里系、海歸系、浙商系。“杭州現象”中湧現出來的明星企業,主要來自前三個軍團,它們之間又有背景和資源的交錯。
最近三年,每年春節前後都有現象級城市出現,2023年是淄博,2024年是哈爾濱,2025年是杭州,淄博和哈爾濱的關鍵詞都是“文旅”,杭州則是“科創”。“杭州現象”是曇花一現還是市場經濟的完美故事,時間會給出答案。確定的資訊是,這片土地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民營經濟的力量。

對標斯坦福大學的浙江大學

2月28日早上8點50分,“六小龍”之一的雲深處科技一樓門廳站滿訪客。雲深處研發總監周燕鑫有點無奈地告訴《財經》,最近公司每天接待30多批來訪者,最多的一天接待了40批,“確實有點影響本職工作了”。
雲深處成立於2017年,是四足機器人領域的頭部企業,被評為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杭州準獨角獸企業。它的“X系列”四足機器人,俗稱“機器狗”,在巡檢和應急兩個領域的市佔率分別達到85%和90%以上。
雲深處計劃在2025年中推出人形機器人,屆時將與另一家“六小龍”企業宇樹科技在人形機器人賽道上直接競爭。一個多月前,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人在央視春晚上表演扭秧歌,聲名大噪。
雲深處董事長兼CEO(執行長)朱秋國的另一個身份是浙江大學控制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他是一名典型的“兩棲型”創業者,這正是杭州市所鼓勵的。王國平對《財經》表示,2000年杭州提出對標美國矽谷打造“天堂矽谷”,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鼓勵大專院校師生帶著自己的知識和技術“下海”創業,成為“兩棲型人才”。
“六小龍”創始人半數出自浙江大學,這是浙江省唯一的985、211大學。朱秋國畢業於浙大、任教於浙大,群核科技創始人黃曉煌畢業於浙大竺可楨學院計算機圖形學專業;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畢業於浙大電子與資訊工程學院資訊與通訊工程專業
如果說“天堂矽谷”對標的是美國矽谷,那麼浙大對標的就是位於矽谷的斯坦福大學。
2002年8月,浙大紫金港校區還是一個建設工地,時任浙江省省長柴松嶽、杭州市市長茅臨生前來視察,當天陪同考察的時任浙大校長潘雲鶴表示:“浙江大學對於浙江,要像斯坦福大學對矽谷的帶動作用那樣,爭取作更大的貢獻。”
根據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科技創業中心釋出的《2024浙江大學校友上市公司榜單》,浙江大學校友企業家擔任上市公司創始人、實際控制人、董事長、總經理等級別的有351人,他們管理或控制了313家上市公司。
浙大系上市公司的前五大領域是資訊科技、工業、可選消費、醫療保健、材料,合計有276家,佔比高達88.2%。
目前全社會都關注的人工智慧,浙大在1978年就開設了碩士課程。1978年浙大建立計算機系,將“研究人工智慧理論、設計新型計算機”列為建設方案第一條,同年招收第一批人工智慧專業碩士研究生。2019年,浙大成為首批35所設立人工智慧本科專業的高校之一,並經國務院學位辦批准,在全國高校中第一個設立人工智慧交叉學科。
雖然浙大系校友公司以中小市值居多,但也出過“巨頭”——黃崢創立的拼多多市值高達1649億美元(2025年3月14日資料)。黃崢1998年考入竺可楨學院,主修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在六小龍里,群核科技創始人黃曉煌與陳航都出自竺可楨學院2003級混合班。
浙大竺可楨學院致力於把“會讀書的學生”培養成“會創造的人”,它的前身是1984年創立的浙大混合班,特別強調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混合班2000年改建成以浙大老校長竺可楨命名的榮譽學院。
早期的竺院,學生們自由穿梭於各個學院,跨系選課是常態。他們不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志向,確認主修專業,與導師共同協商制定個性化培養方案,還可以提前修讀研究生課程。
發展40年,竺院有1.3萬餘名院友,28家上市公司、38家獨角獸公司的創始人或實控人出自竺院。
畢業於竺可楨學院的每日互動聯合創始人張潔對《財經》說,“浙大軍團”在創業過程中相互幫襯,形成一張縱橫交錯的資源網路。
每日互動是一家資料智慧服務商,成立於2010年,2019年登陸創業板,核心業務是訊息推送服務、大資料分析等。
DeepSeek火了之後,每日互動被視為“DeepSeek概念股”,股價連續大漲近一個月,累計增幅300%。雖然公司很快發公告澄清與DeepSeek沒有股權關係,只是在2024年上半年較早接入DeepSeek大模型,但是投資者的熱情直到2月下旬才冷卻下來。
近期,每日互動也頻繁舉辦有關DeepSeek的講座,並且承擔了一部分接待外地考察團的功能。“很多團隊想去看六小龍,想去看DeepSeek,但是去不了,就來我們這裡聊一聊。我們成了DeepSeek研學的平替。”張潔笑言。
浙大對每日互動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上市前的四輪融資裡,關鍵的兩輪都由浙大人領投。每日互動之後,張潔又創立了華旦天使投資,一半以上的投資都來自浙大系的專案。
張潔與浙大保持緊密聯絡,幾乎每週都會回學校,為本科、研究生、MBA講課,也積極參與學校組織的活動。她認為浙大的老師需要企業家帶回市場一線資訊,企業家也需要學校的人才、科研成果和創業專案。
浙江大學設有多個創業孵化器和創新創業平臺,如浙江大學科技園、浙大紫金眾創小鎮等,在辦公空間、資金等方面幫助初創企業。
根據杭州市科技局的一份報告,杭州現有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65家,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160家,入駐企業2.7萬家。宇樹2016年落地的“尚翼空間”,現為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雲深處2017年落地的浙江大學科技園,是科技部、教育部聯合批准的首批15個大學科技園之一。

海歸為什麼願意歸杭州

創業“新四軍”中的海歸派回國時選擇杭州,很大程度上與營商環境和政府風格有關。
2014年,在哈佛大學腦科學中心攻讀博士的韓璧丞創立強腦科技,主攻腦機介面,研發出全球首個非侵入式腦機介面的腦控智慧義肢。
2023年杭州亞殘運會開幕式,左上臂缺失的中國游泳運動員徐佳玲,用“意念”控制智慧手臂,抓握起火炬並點燃聖火。她佩戴的正是韓璧丞團隊研發的智慧仿生手。強腦的腦機介面還用於治療神經疾病,讓上千名自閉症兒童的症狀得到明顯改善。
從2014年在美國創辦強腦科技,到2025年在杭州被稱為“六小龍”,韓璧丞做的關鍵決定就是2017年回國創業。
韓璧丞回憶說,杭州市政府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派人飛了1萬多公里,到他波士頓辦公室找他談落地事宜的地方政府。在他們交談的幾個小時裡,杭州官員沒怎麼聊杭州有多好,而是聊腦機介面技術,連講了好幾個該領域的最新研究。韓璧丞感到,杭州官員的水平很高。
被杭州政府召喚回來的還有群核科技,故事發生在2010年。當年,浙江省委組織部領導率團到美國“招才引智”,舉辦“美國矽谷高層次人才懇談會”,群核科技的創始人黃曉煌就是當時的參會者之一,會後他萌生了回國創業的想法。
黃曉煌對比了杭州、上海、北京的創業環境之後,發現杭州對創新專案支援力度最大,北京更傾向於引入成熟公司或企業總部。黃曉煌也跑了廈門、蘇州、西安等城市,發現當地畢業生大多不想留在本地,而浙江大學的畢業生既願意留在杭州,也願意來創業公司。
上海則是一個被海派文化限制的故事。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2016年從上海大學研究生畢業時,發現周邊的同學都首選國企或外企,創業氛圍不濃。他畢業後先去了大疆上班,同年8月拿到天使輪融資後,在杭州濱江區創辦了宇樹科技。
宇樹的創始團隊最初蝸居在一棟辦公樓三樓的一個房間裡,後來逐步擴充套件到整棟樓,現在公司一共有大約500名員工,其中一半以上是研發人員。自創立以來,宇樹已經完成11輪融資,其中包括多家頂級投資機構。2024年9月,宇樹完成B3輪融資,估值80億元左右,成為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創業公司被稱為“獨角獸”。
在杭州濱江區,宇樹這樣年輕、有活力、面向未來的企業為數眾多。有意思的是,濱江區與王興興同齡——杭州高新區(濱江區)建於1990年,是國務院批准的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一。這個區劃面積只有72平方公里的高新區常住人口53萬,平均年齡33.5歲,是年輕人密度最高的行政區之一。其中人才總量超47萬,高層次人才有2萬多。
杭州官員對外招商拼盡全力,對本土企業的服務也是如此。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浙江省省長劉捷說,這些年來浙江始終秉持“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理念,為企業做好店小二、當好保姆。
“不叫不到,隨叫隨到,說到做到;有求必應,無事不擾”,正是杭州“服務型政府”的具象表現。
杭州政府被反覆稱頌的還有:政府官員願意陪企業一起為“搞點新意思”而奔波,以及“上門開會不吃飯”。
位於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雲棲小鎮的地衛二空間技術有限公司,是中國首家參與國家探月工程的民營企業。地衛二也是一家浙大系企業,創始人溫卓明畢業於浙江大學資訊學院,公司亦由浙大孵化。目前,地衛二是國內唯一一家出口智慧衛星及配套產業鏈產品的民營企業。
“地衛二”這個名字有些怪異,這與企業的願景有關——成為地球的第二個衛星體系。與阿里巴巴的願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類似,地衛二的願景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衛星”。
在馬斯克用SpaceX反覆發射火箭之前,太空事業在世界各國都是國家隊的事情。地衛二起步時,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第一次吃螃蟹。
“浙江的官員比較願意思考和創新,”溫卓明對《財經》說,“政府願意跟企業一起幹一些沒幹過的事,比如民企搞衛星發射,政府和企業都沒幹過。但一名官員對我說,‘溫老師,你告訴我要怎麼搞,要去找誰’,這讓我眼前一亮。”
蒲惠智造創始人王克飛對此深有同感。“浙江和杭州政府是典型的服務型政府,會和企業一起推動把事辦成,而不是置身事外。”王克飛說,“企業遇到困難,政府會幫你分析,走哪條路能解決問題。”
2018年,王克飛在杭州上城區創辦了蒲惠智造,將SaaS(軟體即服務)技術引入工業軟體領域,願景是做製造業管理軟體界的“麥當勞”——讓中小企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批次化推動製造業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經過五六年發展,2023年初,蒲惠智造打算衝刺科創板。上市牽涉多領域多部門,為此上城區成立服務專班,每月至少一次主動上門,邀請專業人士為蒲惠智造提供上市輔導。
王克飛提到一個細節,杭州市政府規定同城工作不吃飯,“他們來開會,開完就走,但是事情都給你推進”。
企業願意落戶杭州還與人的體感有關。虹軟科技1994年成立於美國矽谷,1998年在杭州設立全球研發中心,2017年把總部從矽谷搬到杭州濱江區。虹軟董事長几乎常年在杭州,因為“杭州這個地方待著很舒服”。
吸引《黑神話:悟空》開發方遊科互動來杭州的原因之一也是“舒適感”。創始人馮驥表示,杭州的節奏沒有深圳那麼快,房價也不太高,又有沿海大城市的繁華與便利,大家能夠耐得住性子,靜下心來專注於遊戲的研發工作。
這就是杭州的軟實力。王國平表示,2000年以來,“環境立市”是杭州的核心戰略,它的基本要義就是市民優先、投資者優先。
“不少人把改善城市環境僅僅理解為改善對投資者的服務,這是一種片面認識。”王國平說,杭州的歷史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文化名城建設明顯加快,這本身就是在改善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讓人對杭州“高看一眼”。

阿里巴巴意義何在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區域創業加速計劃(REAP)提出,創業生態裡有五大利益相關方——創始團隊、區域大企業、風險投資、政府、學校,這五大要素必須並存且互動。杭州的大企業就是阿里巴巴。
2015年,時任杭州市市長張鴻銘對媒體表示,杭州創業“新四軍”中,從阿里巴巴出來創業的有2萬多人,和阿里的在職員工數量差不多。這2萬多人跟大學生創業不同,阿里系創業者的能力比較強,因為他們有經歷有資本,方向也比較明確,構成了阿里生態鏈的基礎。
被譽為“第七條龍”的Rokid(靈伴科技),就是一家典型的阿里系企業,它還是集阿里、浙大、海歸、政府等關鍵要素於一體的“集大成者”。
2025年2月底,靈伴科技創始人祝銘明戴著自己的智慧AR眼鏡演講,完成“賽博翻頁”,引爆了科技圈。祝銘明的這副眼鏡粗看是一副普通眼鏡,實際上透明鏡片是一個提詞器,只有他自己能看到字幕,並且用戒指翻頁。鏡框只有49克,除了顯示演講稿,還能拍照、翻譯、搜尋、導航、識別物體、聲紋付款等等。
本科畢業於浙江大學的祝銘明,2007年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後回杭創立主做手機作業系統的猛獁科技。2010年,猛獁被阿里全資收購,他也成為阿里M工作室領頭人,負責深度學習、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的研發。
2014年祝銘明從阿里巴巴離職,原計劃休息一段時間之後再次創業,結果有200萬美元的投資先到賬了。於是他立即開始新事業,在餘杭區創立靈伴科技。
發展十餘年,Rokid已累計獲得超50億元融資。2022年,餘杭國投集團向靈伴科技投資1.25億元人民幣,這是餘杭國投最大的單筆投資。2023年,Rokid成為獨角獸企業。
阿里巴巴在這家企業早期融資階段堅定站位,靈伴科技的天使輪、A輪、B輪都出現了元璟資本。
元璟資本就是一家阿里系風投機構,由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現任CEO吳泳銘2015年創立,關注早期創業公司,進行人民幣和美元雙幣種投資,基金總規模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除了靈伴科技,元璟資本的典型案例還有杭州的人工智慧與物聯網企業塗鴉智慧、3D模擬工業軟體企業凌迪科技、智慧駕駛技術企業佑駕創新、醫療科技企業佳量醫療、具身智慧機器人企業有鹿機器人、低空無人機企業歷正科技等。其中,塗鴉智慧、有鹿機器人的創始人都曾是阿里員工。
在人工智慧產業,阿里系創業者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據“IT桔子”統計,截至2024年底,由阿里前員工創辦的人工智慧企業有85家,其中45%註冊在浙江。早在2021年3月,阿里巴巴就與清華大學聯合釋出了當時業界最大的中文多模態預訓練模型——M6,阿里在AI技術上佈局早,不僅自身業務發展從AI中受益,也惠及整個杭州數字技術產業,比如,DeepSeek核心骨幹羅福莉等人就出自阿里。
2025年1月,“2025阿里校友雲谷創業峰會”在杭州召開——“阿里校友”是阿里離職員工之間的互稱。根據《2025阿里校友創業榜》,537家上榜創業企業中,127家專注於企業服務領域,117家投身AI領域。這些企業的“在杭率”超過48%。
“阿里校友”創辦的企業縱橫交錯,搭建起一個生態圈,讓更多企業可以在這個生態圈裡成長壯大。雲尖資訊創始人朱升宏對《財經》說,相比製造業發達的深圳,杭州側重於軟體演算法領域的發展,這很大程度要歸功於阿里巴巴彙集了一大批軟體、演算法、模型人才。
雲尖資訊成立於2020年,是一家專注於ICT基礎設施和電子製造服務的高新技術企業。朱升宏表示,杭州有軟體和硬體相結合的市場需求,雲尖因此有很大市場空間。
杭州餘杭區的EFC寫字樓曾是阿里雲的辦公地,如今那一帶已經長出了一批創業公司,它們的創始人許多都出自阿里巴巴,吳翰清就是其中之一。
吳翰清2005年加入阿里,是阿里巴巴的第二位安全工程師、阿里雲的初創團隊成員。2023年5月,他從阿里雲離開,聯合創辦人工智慧公司KMind,願景是發明新型的個人AI計算機,打破網際網路大公司的資料壟斷,讓資料為個人、小微企業創造價值,最終實現自由、開放、共享、平等的AI網際網路。2023年7月,KMind推出一款面向C端的AIGC (AI生成內容)效率工具“魁星智慧助手”,三個月後收穫10萬用戶。
阿里系對創業生態圈的貢獻一目瞭然,但阿里巴巴對杭州的意義不止於此。

浙江大學經濟學教授史晉川對《財經》說,“阿里巴巴最大的貢獻,我認為是它在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程序當中,在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率先大膽探索、重新界定原來所認定的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產業和市場邊界。”
史晉川認為,阿里巴巴做網際網路金融、數字金融,不僅自身迅速壯大,而且成為金融科技領域的主導者,使得民營經濟也可以承擔重大的國家戰略。“為什麼DeepSeek是在杭州,六小龍是在杭州,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經濟大膽突破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傳統的預設邊界,積極主動地承擔國家重大戰略。”
從阿里巴巴到DeepSeek,真正令人興奮的不是一家企業單純在技術或者規模上的成績,而是在創新中打破常規、突破桎梏,從而能引領產業變革,甚至開啟下一個時代,這就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包括創新與突破、承擔風險、整合資源、堅持長期主義、承擔社會責任等要素。
史晉川表示,浙江的企業家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歷史文化傳承非常重要,而這種傳承跟自然資源稟賦又密不可分。浙江是七山兩水一分田,人口眾多,人地矛盾大,老百姓無法僅靠農業來吃得更飽、穿得更暖,過上更好的生活,必須從農業轉移出去從事各種各樣的手工業和商業,這又會引起人們思想的變化。比如在整個國家都在“重義輕利”的情況下,浙江湧現出永嘉學派、浙東學派這樣義利並重的觀念。這種文化觀念及思維方式,就有利於培養企業家精神、有利於創業創新活動。

一千條龍

至今不為外界知曉的是,對於杭州科創,“六小龍”只是水面上的冰山,水面之下還有成百上千條龍。“竹已萌千龍,水自走萬馬”,南宋詩人白玉蟾800年前的名句,正是今日杭州的寫照。
在備受關注的機器人賽道上,除了雲深處和宇樹,僅在浙大就還有多個機器人專案正在孕育。
2025年1月,浙江大學杭州國際科創中心等單位聯合釋出四足機器人“黑豹2.0”。黑豹以速度見長,可達10米/秒,是目前全球最快的四足機器人。位於浙江大學玉泉校區的石虎山機器人創新基地,跨院系和學科的團隊還在研發智慧協作機器人、醫療機器人、球形巡檢機器人。
根據杭州市創業投資協會與微鏈共同釋出的《2024杭州獨角獸&準獨角獸企業榜單》,2018年至2024年,杭州估值不低於1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數量從26家增長至43家,平均每年增長10.9%;估值不低於1億美元的準獨角獸企業數量從105家增長至382家,平均每年增長44%。
在雲計算領域盛會“雲棲大會”的永久會址雲棲小鎮,一批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正聚在這裡,籌備4月舉辦的“2050大會”。這是一場“因科技而團聚”的非營利活動,發起者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阿里雲創始人王堅。他想為年輕人提供一個交流創新、暢想未來的平臺,“創造機會讓他們見一次面,他們的人生會改變。”
被吸引而來的有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的應馬可。今年30歲的他曾任職於斯坦福大學直線加速器PULSE實驗室、國際引力波科學聯盟(LSC),從事等離子體物理、強場光學、超導量子計算硬體、低噪聲光機系統等領域研究,他現在是EXTEC的聯合創始人。
EXTEC落戶在雲棲小鎮,核心成員來自美國頂尖高校及實驗室,團隊致力於研發緊湊型等離子體光源,加速精密光學、精密微電子裝置開發。
應馬可是一個思維和語速都非常快的科學家。“我們選擇這裡,並不是因為這裡政策特別好,而是有生長的希望。”他對《財經》說,“在很多產業園,你是一個租客,但在雲棲小鎮,大家常把自己代入為主角,我們相信可以改變些什麼,至少讓創新土壤更肥沃。”
應馬可說,這裡的人聚在一起,大家都有科研背景,有些人非常資深,但在這裡沒有頭銜、沒有年齡、沒有既定秩序,打破所有能打破的邊界才能創新。“讓大家都同意一個想法不可能創新。”
這樣的年輕人讓王堅看到希望,他說:“中國還沒有像馬斯克那麼成功的人,但是中國有沒有馬斯克這種精神境界的年輕人?我知道是有的,我接觸的就是這些人。這是一幫自己未來都不知道在哪裡,卻天天操心人類未來的人。”
這也是王堅建立雲棲小鎮的初衷。“小鎮是開放和自由的,它是杭州的一個縮影——用最小的社會資源,完成最大的創新。”

據杭州市官方資料,杭州已連續五年,每年新引進35歲以下大學生超過35萬人,連續14年入選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高新技術企業擁有量位居全國省會城市第一。
六小龍浮出水面後,團隊被放在聚光燈下一一審視,人們驚訝地發現,他們大多數都不是過去所迷信的海歸,而是以“國產”為主。其中,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還被人戲稱“連浙大都沒考上”;DeepSeek的員工基本上也都是國內頂尖大學的畢業生。這讓政府和高精尖用人單位重新思考:什麼是人才、什麼是創新型人才?
“DeepSeek團隊一共100多個人,沒什麼人有留學背景。這對很多人來說是激勵,對我是一個啟發。”地衛二創始人溫卓明感嘆道,“莫欺少年窮!”
他坦言,過去招人,要留學背景、要大廠經歷、要發表過論文,招人有標準路徑,考核體系明確。“我真的在想可能要放寬尺度,重新考慮我的評價體系了。”
他同時表示,政府、投資機構應該看到,年輕人真能幹點事。“除了支援院士、科研院所之外,幫一下年輕人,也能出成果。”
杭州市對此已有認識,2022年推出了“三定三評”人才分類評價模式。“三定”指目錄認定、授權認定、專才認定,“三評”指行業評判、市場評價、社會評議。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注重市場對人才能力、實績和價值的認可度。
大多數創業團隊的剛需是資金。2023年杭州市政府成立杭州科創基金、杭州創新基金、杭州併購基金三隻母基金,形成總規模超過3000億元的“3+N”基金叢集,其中杭州科創基金、杭州創新基金批覆規模1856億元,撬動社會資本超1000億元,投資企業超2200餘家。杭州科創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90%以上投向民營企業,80%投向中小企業。
根據杭州市科技局的資料,六小龍均拿到過浙江省或杭州市政府基金的投資,投資額在數百萬至數千萬元不等,但是許多科創企業仍然感到政府基金承擔風險的意願和能力遠低於社會資本。
受限於國有資本的監管要求,政府引導基金對資金的安全性、收益性要求更高,雖然有“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認識,但實際操作上有很大出入。
杭州市科技局在今年2月完成的調研報告中指出,在創業企業眼裡,杭州創新創業生態的不足之處,第一條就是融資問題。
國家發展改革委調研組不久前召開的座談會上,多位企業家對杭州“融資環境”評價不高。他們普遍認為,與北京、深圳的創投基金相比,杭州創投基金對新專案不敢投、不願投,而且專案的估值要低很多。這些企業的首筆融資大多來自北京和深圳的創投基金。
操盤國資基金的人對此也頗感無奈。一位地方國資基金人士表示,一方面國有資產需要保值增值,雖然各地都呼籲寬容失敗,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是法律明確要求的,一旦投資出現損失,壓力會非常大。另一方面,最大挑戰是專業性,如果不專業,很快資金就會用光。“國資基金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平衡風險和產業支援。我們有耐心,但資本本身缺乏耐心,政府對產業發展也不夠耐心。政府每五年換屆,評估20年後的產業發展非常困難。”
王堅認為,在創新技術面前,不要簡單地說誰浪費錢、誰不浪費錢。“創新都是浪費錢。真正的浪費是不作為的浪費。如果政府投資效率低,那不是投資,是在耗資源。我們要避免的是無效的浪費。”
杭州已經做了一些改革來為“耐心資本”鬆綁,比如濱江區將投資容錯率提高到70%,且不以單一專案的盈虧為考核依據。
(《財經》記者王博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編 | 張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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