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龍行動》：“新主流大片”的延續與創新

作者：趙衛防（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

所長、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5年第1期

內容提要：2025年春節檔電影《蛟龍行動》延續並創新了國產電影中“新主流大片”的美學表達及產業特性。該片以對個體關注的人本性以及對中國精神詮釋的中國性，拓展了主流價值觀的表達深度，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思辨價值。在型別書寫層面，該片立足於紮實的敘事，在戰爭、動作等型別的營造層面進行創新性探索，提升了影片的藝術性和觀賞性。該片在敘事層面也存在尚待最佳化之處，由此亦可認知當下整體國產電影的敘事短板。

關鍵詞：《蛟龍行動》 “新主流大片” 人本性中國性型別書寫

2025年的春節檔電影中，林超賢執導的《蛟龍行動》引發了一定的爭議，其話題度和票房的差異也備受關注。在中國電影發展遭遇各種新態勢的當下，這種現象也無可非議。爭議過後回到理性的視點來觀察《蛟龍行動》，其在藝術層面和產業層面的成就依然是清晰可見的，特別是該片延續並創新了國產電影中“新主流大片”的美學表達和產業特性。

一

“新主流大片”及《蛟龍行動》的主題拓展

“新主流大片”是新時代以來國產電影中湧現出的重要片種，它也是中國電影在由粗狂式向精細式轉型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代表著國產電影的藝術高度和產業水準。以人本性和中國性來拓展主流價值觀表現的深度和廣度，是“新主流大片”在內容層面的顯著體現，以此突破了對主流價值觀概念化和平面化表現，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思辨深度；以型別書寫特別是型別創新來作為敘事主體，是“新主流大片”在形式層面的主要選擇，這種選擇不僅升級了主旋律電影的藝術性和觀賞性，也提升了國產電影型別美學的檔次；而集合全球華語電影的創作精英、高投入、大製作、現代化營銷等重工業模式是“新主流大片”在創作、生產、營銷等全產業鏈中所遵循的產業模式。“新主流大片”自誕生以來，湧現出了《建軍大業》（2017）、《紅海行動》（2018）、《流浪地球》（2019）、《長津湖》（2022）、《志願軍：存亡之戰》（2024）等眾多佳作，這些作品在遵循上述美學和產業路線的同時不斷發展，使得“新主流大片”在中國影壇具有了更強的顯示度。

《蛟龍行動》是林超賢繼《湄公河行動》（2016）、《紅海行動》等影片之後的又一“新主流大片”力作。和前幾部影片相似，該片的主題表達仍圍繞“展現中國綜合國力”以及“國家群體對民眾個體的救助”為主，題材上選擇了中國核潛艇部隊這一新鮮神秘的表現物件。影片表現在未來的某一天，中國海軍截獲絕密情報，一艘國外超級潛艇正密謀針對包括我國沿海城市在內的環太平洋地區展開軍事計劃，我方迅速派出最新型潛艇“龍鯨號”，與蛟龍小隊攜手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海上對決。其“展現國力”及“救助民眾”的主流價值觀主題展露無疑。和其他“新主流大片”一樣，《蛟龍行動》對這樣的主流價值觀表現沒有停留於表面，而是以人文性和中國性予以新的拓展。

人本性意指對個體的生命狀態和情感狀態的關注，在影片中，這種人本性體現出對具體個體以人為本的關注，充滿了人文性，也是主流價值觀的深度體現。以此，《蛟龍行動》在表現中國核潛艇兵的“勇敢”和“救助”時，以個體豐富性和人性立體性逃逸出了群體的概念性，從而使得其傳達的主流價值觀更具向度和深度。該片中無論是艦長趙啟航、副艦長周培林、聲吶兵曹弘浪等，還是蛟龍小隊的隊長孟闖、副隊長徐宏以及韓驍、佟莉等隊員都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都有中國核潛艇兵共同的勇敢、奉獻和犧牲精神，但也都有著作為個體的私人情感和訴求。如片中蛟龍小隊中的成員並非概念上的和諧，因上一輩的恩怨，孟闖與韓驍有著較為激烈的個人矛盾，他們從情同兄弟成了形同陌路。特別是韓驍，他一開始個人情感太過濃重，與孟闖有著嚴重的疏離情結，甚至藉由訓練二人大打出手。影片也刻畫出了二人成長的弧光，在相同的價值觀追求中，在救助的共同理念中，在對生存的期望中他們化解了恩仇，走進影院的觀眾也感受到了影片以對個體的關注而獲得的人本性，與這對兄弟和戰友達成了共情。

《蛟龍行動》中人本性表達的另一重要方面，體現為對聲吶兵曹弘浪的刻畫。片中的這一人物有著豐富的個體情感和本能狀態：首先對聲音極為敏感，電影裡有一幕也生動體現了他耳朵的“含金量”，僅憑一段聲音就能判斷出遊過的鯨魚的數量、大小甚至性別；此外他還有非常“軸”的個性，遇到問題不解決不罷休；作為年輕計程車兵，他還有幾分少年的天真爛漫。但作為聲吶兵，曹弘浪又是“決定戰場走向的第一判斷人”，曾經因為判斷失誤而讓敵方潛艇逃脫、我方潛艇差點沉沒，身上揹負著沉重的壓力。影片以這種多重表現，賦予人物以較強的人本性關注。影片也以此表現出了他成長的弧光，最終依靠本能的天賦和過硬的軍人素質幫助艇長做出了正確的決策。此外，影片對其他個體人物也進行了這樣的人文性關注和表達，如副艦長周培林原來性格較為保守，一直小心過度，但在緊急關頭親自出艇檢修，排掉堵石，最終克服了心理恐懼，成長為合格的指揮員。副隊長徐宏從《紅海行動》中迴歸，他一直因為隊友的死亡陷入自責，堅韌果決的他變得優柔寡斷；在《蛟龍行動》中，徐宏歷經斬獲洗禮後終於戰勝了心魔。從這些個體的表達中，觀眾能夠感悟到那些穿梭在火線上的迷彩身影，既是國家力量的具象化投射，也是每個普通人個體意志的人本性顯現。這種雙重性解構了傳統戰爭片的二元對立，在深海之中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現代戰爭美學。

《蛟龍行動》劇照

人本性之外，《蛟龍行動》還以中國性來拓展主流價值觀的表現。“新主流大片的”中國性表達，主要是展現中國文化、中國實力、中國現實及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並將這些中國元素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展現出濃郁的本土情懷。《蛟龍行動》的中國性，首先體現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表達。影片中中國潛艇兵的最終目的是防止外國叛軍的核潛艇引爆海底基地的核彈，保衛環太平洋地區的世界人類安全，這便涉及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議題。其內涵是世界性的，具有共通性意義，但這是中國提出的，體現出中國面對世界變化局勢的思考和選擇。該片的中國性，其次體現在中國特色的集體意識和團隊合作。影片沒有遵循好萊塢電影中的個人英雄主義表達，也沒有去刻畫超級英雄，而是更強調團體協調作戰，影片中，不論是蛟龍小隊還是“龍鯨號”潛艇的每個成員，不管發生什麼災難，他們永遠是各司其職，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又隨時可被替換的零件，齊心協力解決問題。影片表現的集體意識和個人之間的相互協作，是中國軍人的獨特魅力，也是中國人獨有的情結。這便是其中國性的具體體現。

《蛟龍行動》以人本性和中國性進一步拓展了對主流價值觀的表達，人本性體現了主流價值觀中“以人為本”的根本宗旨，中國性則標識了主流價值觀“中國化”的根本特性。影片以此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思辨價值。

《蛟龍行動》劇照

二

型別的延續及創新

型別書寫為“新主流大片”的重要美學特性，這一特性在該類影片中有著更為突出的顯示度。林超賢執導的一系列“新主流大片”中，型別書寫更是具有標杆性意義，戰爭、動作、災難三大型別元素為其標配。林超賢在“新主流大片”中對型別美學的探索，也對整體的中國電影型別美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

《蛟龍行動》的型別書寫仍以其三大標配型別的營造為主，但影片並未純粹調動各種聲畫元素進行型別羅列，而是在紮實敘事的基礎上進行型別營造。立足於戲劇性敘事和人物刻畫，本身即是型別書寫的關鍵，《蛟龍行動》對此進行了更為多元的探索。影片在敘事線索上設定了潛艇戰與蛟龍小隊的個人戰兩條故事線，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交織進行，兩條線索互為依託，共同推進劇情的發展。每一條線索都一直在孕育強勁的敘事張力，如潛艇戰中發射與躲避魚雷的鬥智鬥勇、聲吶兵曹弘浪的捉摸不定等，蛟龍小隊戰中的各種突發情況等，每一個指令、每一次判斷都關乎戰鬥的成敗，情節緊張刺激，時刻吸引觀眾。

依據紮實的敘事，《蛟龍行動》創新性地營造出以戰爭型別為主的型別元素。在戰爭型別的營造層面，影片將敘事空間移至深海及深海之中的核潛艇，這種不同於其他眾多“新主流大片”的空間選擇具有較強的揭秘性，更為其型別營造提供了創新性根基。為了更好地凸顯核潛艇戰爭型別的新意，影片首先在開場不久以一個長鏡頭跟隨潛艇兵“小樹苗”的腳步走進“龍鯨號”內部，精密的儀器、巨大的內部空間和豐富的細節如魚雷艙、指揮艙、導彈艙、核反應堆、潛水器、輔機以及作戰指揮室、會議室、軍人宿舍、休息室、食堂餐廳等場景一一展現，讓觀眾彷彿經歷了一場潛艇探秘之旅。而之後深海中火山、礁石等複雜地形的展現，和核潛艇空間共同構成了深海之戰的特殊空間，為後來的核潛艇戰爭型別營造奠定了基礎。

《蛟龍行動》劇照

其次，影片重點展現了核潛艇之間的對決，如雙方鎖定了對方的潛艇位置後，電子螢幕上就顯示出了對方潛艇的位置和所搭載的武器引數；魚雷發出的一瞬，緊張感、壓迫感被放大到極致；在這種氛圍中，聲吶兵能否準確判斷以及魚雷命中的倒計時更顯緊迫；聲納、水下探測器、先前艦、各式魚雷等各種現代裝備也成為表現核潛艇戰的重要因素；海底火山爆發、觸碰礁石等，都可能讓整艘潛艇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多方面的營造，使得核潛艇戰爭比起陸地上看得見、瞧得著的戰爭更顯詭譎而緊張，凸顯了其戰爭型別營造的創新價值。

此外，《蛟龍行動》對蛟龍小隊的戰爭與動作型別營造也頗具新意。其一，單兵飛行器等眾多高科技武器的設計凸顯了戰爭型別的奇特性和觀賞性。比如在序幕鑽井平臺的戰鬥中，孟闖一聲令下，蛟龍小隊駕駛單兵飛行器酷炫“起飛”，如展翅大鵬直抵降落點，呈現出了視覺奇觀。其二，影片設計了多處蛟龍小隊在特殊空間裡的徒手打鬥動作戲，如進入“幽靈號”時的水下打鬥戲以及在“太陽”基地狹窄空間中的打鬥等。當下功夫與武俠型別的式微，很大程度上在於打鬥動作與場面缺乏新意，動作片創作者們大都試圖透過改變動作環境而獲得新意。如在《戰狼2》（2017）中，首次將打鬥的空間從地上移至水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圍城之九龍城寨》（2024）中，也將打鬥環境從慣常的敞闊空間搬到了香港九龍城寨中的逼仄空間，也獲得了觀眾的認同。《蛟龍行動》在進行動作型別營造時，汲取了這些成功前作的經驗，呈現出了動作型別營造的創新意識。其三，該片也設計了“人機大戰”的動作場面。“人機大戰”多出現在好萊塢的科幻電影中，最為典型的當數《終結者》系列（1984-2019），屬於科幻型別營造的主要元素，中國國產型別中較少有這樣的動作場面。《蛟龍行動》在動作設計上試圖彌補這種不足，影片在最後的基地對決中，設計了蛟龍小隊與機器狗的大戰。片中機器狗的頭上裝著先進的排射機槍，側身掛著榴彈發射器，火力超猛，電子偵察力極強，且身形矯健，在潛艇內部能快速的閃轉騰挪，同時還穿著超級鐵盾，槍子打在它身上只是濺起一些火星。它在狹窄的走廊中與蛟龍隊員展開對決，最終在最薄弱的眼睛被射穿後才倒下。影片的這種動作設計，不僅展現出了那種冰冷的機械感與人類戰士的熱血搏殺的鮮明對比，更在國產電影中開了人類與機器對決的先河。

《蛟龍行動》劇照

《蛟龍行動》以人本性和中國性拓展了主旋律電影的思辨價值，以型別書寫獲取了藝術價值和觀賞價值，對“新主流大片”創作給予了新的推進。在具體創作層面，該片也存在尚待最佳化之處。首先，其雖精心營造敘事線索，多角度推進敘事，但由於影片人物較多且對人物的具體行為動機缺乏交代，致使敘事較亂，代入感較差。如個別敵我對決的場面中只看到眾多人物的混戰，但分辨不清到底誰是誰？為什麼而戰？其次，有些情節的敘事邏輯略顯得有些牽強，比如敵方核潛艇上的恐怖組織的動機和行為有些直接，叛亂情節的設定稍顯突兀，影響了故事的連貫性。此外，影片對一些人物情感及劇情轉變的處理較為簡單，如在“龍鯨號”撞礁後所有儀器失靈、裝置損壞、官兵情緒受到影響的低迷之際，僅靠艦長吹口琴來扭轉局面顯然難以獲得觀眾的認同；而對高闖和韓驍之間的情感表現，一開始拉得太滿，表現二人之間的恩怨太深，但後面對其二人之間的感情轉變描寫得又很簡單，觀眾與之缺乏共情感。這些集中體現在敘事層面的問題，亦是“新主流大片”創作整體的短板。在高科技影像生產、工業化流程、現代化營銷等方面，“新主流大片”都走在了前列，但敘事問題對“新主流大片”乃至對整體的國產電影而言都是需要進一步解決的關鍵問題。《蛟龍行動》在“新主流大片”的延續、創新和創作短板呈現問題，都值得認真總結和分析，此對今後國產電影的高質量發展亦具有較大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