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雅曼·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
在法蘭西思想史上，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
哈耶克、伯林、克羅齊，都將他視為“自由主義之父”；
他經歷了法國大革命，是最早反思大革命的人之一；
他為拿破崙草擬過憲法，卻是最早批判拿破崙的人之一；
他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按在地上摩擦，又將霍布斯的“君主主權論”釘死在牆上；
他逝世後，當時的法國政府還是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他就是能與孟德斯鳩、洛克、托克維爾等人比肩的思想家——邦雅曼·貢斯當。
貢斯當將他的反思與批判寫成一部部專著，如今主要收集在一本書裡——這本書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本書被譽為“自由主義的聖經”，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貢斯當的三大洞見。這三大洞見在200餘年後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輝，並將持續預言著未來的世界：
洞見一：
自由分為兩種，其中一種實為奴役
羅蘭夫人在法國大革命中被送上斷頭臺，臨刑前留下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見識到大革命的殘酷之後，貢斯當也發現了人們對自由的巨大誤解。經過深刻的反思，他首次系統區分了兩種自由：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簡單來說，古代人的自由，就是只有政治自由，沒有個人自由；現代人的自由，就是擁有個人自由，但缺少政治自由。
貢斯當認為，現代人的自由雖不完美，但有改善的空間；古代人作為國民是主人，作為個人卻是奴隸。
而法國大革命最大的錯誤，就在於過於推崇古代人的自由，而嚴重損害了現代人的自由，它以犧牲個人為代價，本質是“集體暴政的溫床”。
人們之所以對古代人的自由存在幻想，與一個人密切相關，他就是盧梭。對盧梭的批判，是貢斯當的另一大洞見。
洞見二：
權力屬於人民，但極容易形成暴政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有一個核心關鍵詞，就是“人民主權”。他主張“公意至上”，認為經過人民事先約定好後，個人應絕對服從集體，少數應完全服從多數。
這個理論表面看很完美，但貢斯當指出，這種理論將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因為即便經過所謂的“事先約定”，“公意”也無法代表正義，它還可能被少數人篡奪，成為鎮壓異見者的工具，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血腥的教訓。
貢斯當並不否認“人民主權”，還將它視為適用於所有制度的普遍原則；但他徹底否認了“人民主權”的絕對性。在他看來，凡是絕對性的概念，都有帶來災難的危險；霍布斯認為君主擁有絕對權力的觀點是錯的，盧梭認為人民擁有絕對權力的觀點也是錯的。
貢斯當認為，世上不應存在不受限制的權力，不管是人民的權力，還是君主的權力，都不能侵犯個人的財產權、自由權和生命權，否則都會成為非法權力。
這些非法權力侵犯個人權利時，通常有一個高大上的理由，那就是“平等”。對真正平等的洞察，是貢斯當的又一大洞見。
洞見三：
侵犯財產權，是真平等最大的障礙
“平等”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之一，也是盧梭論述的物件。盧梭認為原始的自然狀態人人平等，財產權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盧梭的這一思想，至今仍在泛濫。
但貢斯當尖銳指出，這種思想極容易成為一種藉口，讓全社會廢黜財產權，讓每一個人傾家蕩產，然後讓每一個人平等地參加勞動，平等獲得一份口糧。這種強制性的平等是一種悖論，是確立真正平等無法克服的障礙。
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裡寫道：
“沒有財產權，人類就不會進步，就會滯留在最原始、最野蠻的生存狀態。”
“廢黜財產權將會破壞勞動分工，破壞一切藝術與科學的先決條件。”
所以貢斯當認為，社會必須約束對財產權的作用，針對財產權的專橫權力，同樣也會侵犯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
貢斯當在這本書裡的洞見，不僅是對法國大革命深刻的反思，也是對20世紀諸多人為災難的最早預警；不僅揭示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深層矛盾，更預言了現代社會的困境與出路。
有讀者說：“貢斯當對人性和政治的洞察力，真是清明到可怕。”
法學學者蕭瀚說：“貢斯當時刻警惕烏托邦幻覺帶來的惡果，他的思考始終能夠考慮到構成社會的每個人。”
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老師說：這部著作最為核心的貢獻，就是對自由做出了嚴格區分；“他看透了法國人和法國人的焦慮，但絕不止於法國。”
貢斯當對自由的闡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對極Q主義的預見，影響了後世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思想家。195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論及自由主義發展的書籍，都會提到貢斯當以及他的代表作《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可惜，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經典的作品，國內瞭解的人卻並不多。先知不應被遺忘，好書不應被埋沒，這本“塵封百年”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毫不晦澀，通暢優美，充滿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熱愛自由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先知書店獨家好書（還可一併收藏“讀懂自由十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