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磊看世界
今天要跟大家瞎扯的是，美國大選對各國的影響，以及可能引發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危機。
對於美國大選問題，全球都十分關注，因為確實影響力比較大，後續各類政策的改變和推進，對全球都會產生很大觸動。基於此，做一個閒聊瞎扯，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其實關於此次美國大選，對於全球其他國家來說，關注度會更高，影響可能會更大，而對於中國來說，無論美國大選的走勢如何，對中國的大部分經濟貿易政策可能不會有太多的方向性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主要來討論一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而討論本身並不是為了討論大選問題，真正的邏輯在於，這件事可能引發一些目前大家還想象不到的市場危機，嘗試把這種危機爆發的可能性討論清楚，這個才是目的，至少市場可以做一些心理層面的應對準備，而不僅僅是對美國大選的看熱鬧模式。
自從世界進入了現代工業經濟，市場之間的貿易和產業互動就變得非常緊密，全球大部分資源的流向和財富的分配，跟貿易政策息息相關，同樣這些政策引發的國內產業變動和應對模式，也決定了下一輪整體全球貿易的格局。
從當下的全球貿易來看，中、美、歐組成的全球最基礎的貿易產業互動體系，組成了最基本的全球貿易框架，從而引發和帶動了全球整體的貿易體系。但這裡面的重點在於，當下這種全球性的貿易體系，並不是完全靠“設計”出來的，美國也沒想到中國在產業鏈和經濟規模方面對世界貿易的影響會達到這個程度，整個全球貿易其體量遠遠超過了二、三十年前，這種背景下，想要用一、兩個非常極端的政策來改變，實際上難度會非常大，但並不是說難度非常大，就不會有國家去推進這種極端的改變。
上一輪特朗普政府採取的很多措施，實際上就是力圖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全球貿易等格局，這其實也不是突然的改變，如果仔細去看美國在工業產業鏈等領域的不滿情緒，實際上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就已經非常明顯了，也就是要把工廠搬到美國去，只不過採取的方法不同罷了。
基於這樣一個背景，就要分析（閒聊）除了中國之外，其他主要經濟體跟美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趨於明朗的，而對其他經濟體，就是美國自己的盟友方面，美國的可變化態度較多，這是最大的不確定性，也是討論未來全球危機引爆點的一個關鍵資訊點。
就比如說歐盟、俄羅斯、日本、拉美、中東等地區，受美國大選的影響非常大，包括歐盟在內，日本韓國等主要經濟體，肯定是希望民主黨執政，因為對盟友支援且溫柔，而要是共和黨特朗普上臺，很有可能就會給盟友施壓，採取更大的貿易壁壘，對駐軍費用進行攤派等。而對於中東和俄羅斯等來說，都肯定希望特朗普上臺，這樣美國在東歐和中東的存在會大打折扣，甚至確實可能會撤出軍事存在等。
那這個從經濟貿易的角度，大家都是可以看得見的可能性影響，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呢？
這還得回到剛開始我提到的，當下全球貿易的“穩定三角”說起，如果美國大選打破了中、美、歐這樣一個經濟貿易層面的穩定三角，會怎麼樣呢？
縱觀全球，如果從新的全球組織和創新體系去關注，歐盟絕對是一種非常創新的存在，也給全球未來的，超越國家這個層面的區域治理提供了案例，但如果從短期來看，歐盟在我提到的中、美、歐全球貿易“穩定三角”這個框架下，是最脆弱的一方。
大家可能還沒有注意到，其實美國才開始降息，而歐盟已經連續降息兩次。當然，降息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歐盟可以使用的，應對經濟危機等的工具並不多。歐元雖然是世界第二大貨幣，但歐元的國際化收益並不明顯，而且其國際化的各種途徑，都被各種國際事件給封堵住了。如果大家去看一下一個有意思的巧合，那就是這一輪俄烏衝突爆發之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就是中國和俄羅斯的能源結算，要採用歐元，這就使得歐盟和中俄的經濟形成一定的共贏和聯通模式，但自俄烏衝突爆發之後，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現在的歐盟，貨幣政策實際上僅僅是基於區域內的分配成本問題，對激發經濟活力等的作用，是較為有限的，跟美國的貨幣政策所帶動的全球性獲益體系不可同日而語。而更為麻煩的是，歐盟在2010年的時候出現的財政協調問題至今是沒有解決的，也就是說，跟日本這樣的經濟體相比，歐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因為很難同時無差別的做財政刺激，歐盟內部各國的財政體系都是較為獨立的，而且形成了各種掣肘，也就是說，在財政刺激這一決定性工具的共識和有效度方面，歐盟就已經落後於各主要經濟體了。
假設如果在這個時候，美國在大選之後，開始採取新的全球貿易政策，對歐盟將是雪上加霜。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明白我要說的未來全球危機可能的爆發點了。
目前歐盟的最大出口國已經變成了美國，主要出口產品是稍微高階一點的汽車機械、鋼鐵、紅酒香檳之類的，這些產品實際上都是打貿易戰的最佳商品，因為附加值高，跟民生領域關係並不直接，這就使得美國一旦跟歐盟開打貿易戰，其影響巨大。
歐盟出口美國的產品佔整個出口的20%，大部分都可以是貿易戰的物件，這跟中國的產品完全不同，因為中國的出口產品大部分是民生性產品，美國已經把中國的可以打貿易戰的產品都嘗試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如果繼續打貿易戰，那就是“殺敵八百自損一千”了，美國只能用產業鏈騰挪的方式來解決跟中國的貿易問題，而直接和大量的貿易戰模式很難奏效了。歐盟則不同，歐盟出口美國的大部分是高附加值產品，美國的顧慮並不多，而對歐盟的影響卻很大。
如果去回溯1929年開始，直到二戰全面爆發的這段時間，真正的經濟貿易層面的導火索，實際上就是美歐之間的貿易戰。那會美國工業和農業生產都是巨量的，1928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就超過了全球包括歐洲在內的總和，再加上工業機械投入之後，美國的大平原糧食等農業產量劇增，整個歐洲為了阻止美國工業品和糧食的湧入，開始加徵關稅，而後美國為了報復也提高關稅，最後就是美國大量的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而歐洲大量的匱乏和饑荒，社會和政治變革由此開始。
因此說，未來關於歐盟經濟的問題，以及對全球的影響，需要考慮到其多重脆弱性。
第一個脆弱性在於，歐盟最大的出口地美國很大的機率會在大選後開打貿易戰，影響歐盟的基礎貿易。
第二個是，歐盟在拯救經濟危機等層面，其貨幣和財政工具的有效性挑戰遠遠大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因為歐盟內部組織模式導致的貨幣、財政和行政等分割較為嚴重。
第三個是，歐盟在地緣政治層面，要面臨雙重挑戰，包括俄烏衝突和中東問題，俄烏衝突大家能理解，但中東問題可能稍微不好理解。實際上中東和北非，也就是靠近地中海這些地區，傳統以來都是歐洲的“勢力範圍”，很多影響是非常直接的，比如難民問題，比如輿論和信仰問題，比如貿易通道問題，比如能源問題等等，歐洲跟中東的關係是最緊密的，這些問題都需要歐盟投入資源和精力來應對。
第四個是，跟中國的經濟貿易問題，如果歐盟跟中國之間無法達成更加長期的戰略性默契，進行較為穩定的合作，那麼美國政策變動給歐盟帶來的影響將是成倍增加的，而如果歐盟僅僅是擔心特朗普政府的上臺等，跟中國加強短期的經濟貿易互動，那麼隨著下一輪美國貿易政策的改變，歐盟受到的影響還會加劇。所以說，跟中國的經濟貿易聯絡，恰恰是歐盟應對自身經濟脆弱性的一個關鍵，而目前歐盟內部對中國經濟和市場的意見似乎還不是很不統一，這就導致歐盟也有可能會錯過“反脆弱”的經濟最佳週期。
基於這樣幾個瞎思考，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閒扯性結論，那就是未來幾年裡，當大家把眼光都看向中、美的時候，很有可能引發危機的全球市場，其來源另有端倪，歐洲的複雜性，歐盟目前所面臨的脆弱性，都可能會給全球市場帶來意想不到的突然變化，從而攪動全球市場。
最後再稍微討論一下美國大選（純屬瞎扯）。
這次美國大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拜登和特朗普那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拜登退選支援哈里斯這個階段；第三個階段是特朗普遭遇襲擊後這個階段。而目前其實已經進入到了新的階段，就是最後的情緒溢價階段，也就是看誰最後能調動支持者的投票等等。
從目前的民調等來看，資料層面確實沒有太多新意，也很難預測其走勢，但基於一個點可以閒聊一下。那就是最新的一個事件，即哈里斯提出的最低工資和特朗普在麥當勞打工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有什麼可說的呢，實際上如果深入的去看，這牽扯到最底層的社會保障和收入問題，美國大選從國際政治到國內產業，最後會落腳到最底層的態度和意向上面，這個還是值得關注的。
至於各種八卦問題，實際上很多時候決定不了一些重要的方向，因為美國這種國家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執行邏輯，主要的權力體系在各州（國會等），以及商業財團（金錢資助等），還有遊說組織（各國利益體系等）等，白宮主要是影響力決策引導和議案執行等，像哈里斯各種醜聞，或特朗普太老了，也醜聞不斷等，這些其實很難成為決定因素，否則就不會出現當下這種情況了。
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誰當選這事真還難以預測，但從目前的關於哈里斯的最低工資論和特朗普在麥當勞的打工（為了反駁哈里斯）這個資訊看，有一個點值得討論。
自1929年開始的大危機和大蕭條之後，美國對經濟週期的應對實際上是做過全面嘗試的，包括羅斯福新政，各類基礎設施建設的拉動，甚至包括後來靠二戰的產能輸出等等，實際上至今美國也是依賴這些方面的。但還有一個點是純市場性商業的邏輯。
大蕭條給美國帶來的衝擊，不僅僅是一種現象，而是更多的為什麼？比如大蕭條期間，紐約等大城市裡面餓死凍死的人都非常多，但農村等生產地區，牛奶被倒掉，棉花被剷掉，各種養殖家畜被掩埋等；冬天很多地方無法獲得取暖的煤炭，不得不忍受寒冷，但生產煤的地方工人則失業、煤炭賣不出去堆積如山。
大蕭條的問題，早已不是生產和需求的問題，大蕭條的問題，變成了人類如何面對工業時代經濟的可持續執行問題，在生產和需求之間，早已不是農耕文明時代的簡單匹配，單純生產和需求在整個工業經濟層面的執行元素佔比實際上持續在降低，而整個工業化市場迴圈體系的章節在無限增加。
這不是說生產和需求不重要了，而是透過對大蕭條的反思，人們會逐漸發現，想要將工業時代並不是明確的一對一這種的供給和需求的匹配，變成複雜的動態匹配體系，並形成很好的迴圈，是需要更加強大的服務性商業體系的，否則生產就會跟需求越來越脫鉤。
這裡面就可以透過麥當勞的例子來說一下，麥當勞這家美國的快餐企業企業成立於1955年，在此之前，美國透過羅斯福新政，以及二戰等需求創造，不僅消化了大量的生產，還拉動了工業經濟的復甦。但新的迴圈體系不可能持續依靠戰爭等需求支撐，美國大型基建帶來的商業可能性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就開始發揮作用。
比如發展到今天，像麥當勞這種，已經在美國有數萬家門店，整個物流配送體系，甚至到自己種植等體系，把很多生產和需求都給匹配起來了，銷售產品包括牛奶、糧食產品（漢堡等）、醬料和各類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蕭條期間，實際上飢餓層面難以匹配的生產和需求基本就是這些，如果商業體系足夠的發達，就可以透過類似麥當勞這種滲透到各個城市微小迴圈體系的店面，把牛奶、糧食、肉、醬等，變成低價的產品，輸送到消費者手裡。
當然，這不是說要誇美國這種模式，僅僅是基於這樣一個現象，舉一個大家都能接觸到的例子，中國實際上發展到今天，如果我們去看整個中國的經濟迴圈體系，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從剛開始的農產品等面臨物流運輸等難度，沒有銷路，到後來大規模基建把路都修通了，然後是各個城市興起的商業終端體系，比如各種企業和門店的製作和銷售體系，最後這些終端體系跟非常偏遠地區的生產做了匹配，從而形成可持續的商業迴圈。
那類似麥當勞何種體系，在對抗一些非常底層的經濟問題層面，能發揮什麼作用呢？我再舉個例子，比如麥當勞目前在美國供應的一個廉價套餐，大概只有5美元，基本上一個人能吃一頓。5美元換算成人民幣的話也不便宜，要三十多，但對於人均GDP和收入都高於我們6倍左右的美國來說，5美元非常便宜，因為美國的平均最低時薪超過15美元，也就是工作一小時就可以夠一天的吃飯了。這就是為什麼在駁斥哈里斯最低時薪說法的時候，特朗普要跑到麥當勞去打工，因為麥當勞的時薪是全美，甚至是很多發達國家參考時薪的一個影響力較大資料標準。
像這種較為穩定的終端的商業體系，在應對經濟危機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還是可以繼續思考的，至少在匹配生產和需求等層面，是一種經濟迴圈層面的嘗試和實現。有興趣的話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中國市場，比如物流成本、物流效率跟終端消費（具體零售額等）之間的資料互動，是可以推測出生產的有效和匹配問題的，也就是說，很多投資端的邏輯，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到效果的，基建給消費帶來的作用，被分攤和隱藏到了需求端的各個環節（潤物細無聲），從而支援著中國終端市場各類消費產品和模式的崛起。
當然，還有很多商業的邏輯是在解決更加複雜的生產和需求的匹配問題。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橙汁”這種飲料，實際上這種飲料的發明和流行，也跟美國有關係，美國很多地方種植橙子，但橙子的成熟期是非常集中的，短時間賣不掉的話就得扔掉，後來基於工業技術做成了瓶裝橙汁，保質期更長，然後在電視上植入各種廣告，就形成了喝橙汁的風潮。這其實也是為了解決生產和需求之間的商業匹配問題，如果更進一步的說，為了能將這類模式進一步的締造出持續性，比如到了1966年，美國上線了橙汁期貨，這就使得橙汁製造企業，可以透過金融市場來轉嫁和分攤價格等風險，不至於因一次性的價格暴跌或暴漲，而對生產企業造成不可逆轉的毀滅性打擊。
所以你會發現，商業的複雜化，實際上就是朝著一個可預期的方向，那就是如何讓生產和消費的需求更加匹配，而為了這種匹配的可持續性，商業的進化就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從對基建的需求，走向對工業技術的需求，再走向對終端品牌的需求，最後還得走向對金融市場的需求，然後才能儘可能的對抗大蕭條這種生產和需求完全無法匹配的單一可能性風險。
從這個角度來說，真正的生產和需求之間的迴圈，要想繼續往下演進，除了剛才說的這樣一種商業的遞進式解決邏輯，還必須得走向國際化，從而形成更大範圍的國際生產和國際市場需求的高效匹配，破壞這種匹配的任何方式和行為，實際上都會逐步傳導至具體的經濟體，從而又反饋至全球體系，而在我瞎扯和瞎思考的理解來看，這一輪美國國內各種體系的撕裂和變動，所帶來的對全球生產和需求體系的破壞，很大的可能會率先從歐洲這個脆弱而龐大的經濟貿易體系開始，俄烏衝突或許也只是前奏，因為俄烏衝突似乎也是歐洲危機的一個部分，當然，解決辦法不是說沒有，這取決於歐盟從最根本的理念和認知體系裡面，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體系和發展。
以上純屬閒聊！
文/肖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