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wzz

6月1日，2024年未來汽車先行者大會上，當被問及行業價格戰的看法時，餘承東表示：“現在智慧電動網聯汽車中，全世界‘Number
One（第一）’的卷王應該是比亞迪，因為比亞迪有超低的成本……我們不善於卷超低價格，我們還是善於卷價值……”

此話一齣就成為了車圈的熱點，除了一些認為華為在智慧駕駛有優勢和額外附加值的支持者外，主要的聲音是華為又搞高價低配，比亞迪才是真實惠。

但是，各個企業在不同時間，不同產業上的策略是高度變化的，不是卷價值或卷價格就能簡單分類的。如果將考察的時間拉長，華為在老本行通訊領域，就曾很善於卷價格，目前的諾基亞就是內卷的失敗者聯盟，經常被戲稱為諾基亞西門子摩托羅拉阿爾卡特朗訊貝爾北電公司。知乎上也有提問：“為什麼說通訊行業是被華為搞壞的？”而在更近一些的手機行業，華為曾在2019年-2020年透過以自研晶片為代表的垂直整合實現過較大的成本優勢，並曾主動發起過價格戰。

比亞迪實際上也不只是進行價格戰，仰望、方程豹和騰勢D9都在高階的價位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漢在上市之初也曾是國產品牌較早在20-30萬價格區間開啟局面的車型，只是後來逐漸降價至16.98萬起。而目前比亞迪擅長卷低價，中端不行的印象可能來自於20-40萬價格區間的拉胯，特別是騰勢N7這一嘗試卷服務和卷豪華感的產品表現不佳的結果。

從更廣的角度來看，卷價值和卷價格代表了兩種商業及技術路線，在更近進一步的討論之前，需要給出更明確的定義：

卷價值是提供更多使用價值，並試圖獲得更多增加值；而卷價格則指透過技術進步節約成本並進行價格競爭。與卷相對的可能是壟斷化，或者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蘋果化”；也有可能是計劃經濟。從這些路線出發，我們也能一探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從“卷價值”與“卷價格”的爭議出發，本文試圖以政治經濟學視角討論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問題、機遇與前路。

文章8000餘字，內容略硬核，暫時沒完整時間閱讀的讀者還請先收藏一波。

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

卷價格是一家或幾家廠商的問題，而商品價格普遍性的上漲和下跌，則稱為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因為一般來說這是由貨幣造成的。在如今輿論場對通貨膨脹問題的討論中，主要是以鼓吹和誇張通貨膨脹為主的，因為這樣更能調動大眾的情緒。

但這種說法完全是錯誤的，能夠大規模生產，且原料受自然條件限制很小的工業品，隨著技術進步，其價值會不斷降低，而價格是否降低，則和市場壟斷程度、廠家的商業策略等有關。今年2月，比亞迪將旗下秦PLUS
DM-i（即插電混動版）的價格調整為7.98萬元起售，對A級市場帶來了新的衝擊。

各個合資車企面對銷量下滑，大多以降價應對，例如豐田將卡羅拉最低配降至7.98萬元，相比2018年降價34%。這不是汽車行業獨有的現象，在過去幾十年中，彩電、冰箱、電腦、手機（後兩者一般是加量不加價）都出現過這樣的現象。誇張地說，這六年裡在貨幣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用於購買卡羅拉等汽車產品，購買力（也代表一部分實際工資）上漲了近50%。如果從統計資料的角度而不是個例的角度來看，小汽車整體同比貶值超過5%（這個資料是一年內的變化）。

在競爭較為充分的情況下，工業品價格有普遍降低的傾向，表現為通貨緊縮；而通貨膨脹則主要發生在不能無限制擴大再生產的領域，主要是和土地相關的領域，例如農產品、礦產和商品房，另外還有壟斷企業的產品，例如黃狗的顯示卡、英特爾在AMD競爭力較弱時長期擠牙膏的產品等等。

實際上，豐田在北美的表現，也符合這一點，在一些渠道下，卡羅拉在美國的價格高達3萬美元，即21萬人民幣作用，是中國的近三倍。

日系車到底是怎麼好意思說別人減配減料的呢

對於整個經濟體系來說，往往溫和的通貨膨脹是更好的，這不難理解，在商品經濟中，存在著驚險的跳躍：“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像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佔有者。”——《資本論》

這即是說，在商品價值實現的過程中，存在著困難。而通貨膨脹分為幾種，可能是消費者收入較高，手頭寬裕，持有較多的現金，總之表現為一個旺盛的需求，那麼對於工業生產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好事，這將有利於商品價值實現，從而使驚險的跳躍不那麼驚險；而另一種則代表著生產端的無力和短缺的供給或者原料成本提高帶來的衝擊，甚至可能會導向惡性通貨膨脹。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

從國家的層面上來看，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一直是一個通貨緊縮的源頭，而歐美等發達國家則往往是通貨膨脹的源頭。中國向外輸出通貨緊縮，面臨輸入性通貨膨脹；歐美向外輸出通貨膨脹，面臨輸入性通貨緊縮。

在工業生產中，主要存在兩種要素，分別是勞動力（labour，簡寫為L）和資本（capital，簡寫為C），而技術變化則經常反映為兩種要素使用量的上升和下降，或者說利用（using，簡寫為U）和節約（saving，簡寫為S）。

考慮這兩方面，技術變化一共有四種，一是CULU（capital
using-labour
using）即利用更多資本和勞動力的技術，這無疑是一種更劣的技術，可能只在需要其他要素並且生產規模擴大的瓶頸在這種其他要素上時才會被使用，例如農業生產當中追求單位土地產量但人均產量下降的小農經濟，在工業生產當中較少見到。

第二種是CSLS（capital
saving-labour saving）即資本和勞動力節約型技術，這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是一種更好的技術。

此外還有CULS（capital
using-labour saving）即利用更多資本的勞動力節約型技術，和CSLU（capital
saving-labour
using）即利用更多勞動力的資本節約型技術。

在商品經濟下，這兩種技術哪種會被採用，則要看具體的勞動力價格，當勞動力價格便宜時，CSLU會被更多采用，考慮極端情況，當勞動力價格為0時，只會採用CSLU技術。而從人類社會一般的角度來看，CULS技術是更好的技術，這代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考慮到資本主義生產必須要進行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積累，資本積累速度一般為5-20%每年，而勞動力增長速度一般為0.1-0.2%每年，因此，技術不變的擴大再生產存在著資本相對過剩和勞動力相對不足的趨勢，長此以往，會造成勞動力議價能力上升和價格上漲。

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節約勞動力的CULS技術會比利用更多勞動力的CSLU更多被使用（除非遇到勞動力價格非常便宜的未工業化地區，通常為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加上CSLS技術，一般是CSLS和CULS兩種技術被更多采用。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這也被稱為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例如一件商品價值12元，原料和機器折舊為6元，勞動力價格為4元（機器和勞動力都是分攤到單件商品上的值），剩餘價值為2元。

當一個企業使用了CULS技術或者CSLS技術後，僅需要2元的勞動力（CULS技術的機器折舊可能會略有上升，但相對於勞動力價格的變化往往可忽略），就會將成本降低到8元，而商品的社會價值還是12元，剩餘價值變為4元，存在2元的超額利潤。勞動力價格：剩餘價值從2：1變為1：2，在工作日不變的情況下將會相對地改變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價格的比例，提高剩餘價值量，因此被稱為相對剩餘價值生產。

在這個過程中，單個勞動力單日經手的原料變為了原來的兩倍，即單位勞動力推動了更多的生產資料，勞動生產率提高。一般來說，這家發生技術進步的企業可以在成本8元到社會價值12元之間可以根據需要定價，進行價格戰，考慮到產量的提高，為了擴大銷路，一般也需要降價。

而在大量企業都發生了技術進步後，超額利潤將消失，充分競爭的情況下，商品價格會發生下降。大量部門都發生此類技術進步，生活必需品和生產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資料價格也會下降，進而可能導致工資下降，相對剩餘價值上升，表現為社會層面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傳統上將這種為了追求超額利潤實現技術進步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視為資本主義進步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在需求結構，即單位勞動力的消費量一定的情況下，這種技術進步反而有可能使相同總需求對應的勞動力數量下降，進而造成失業和總需求的進一步下降，往往表現為通貨緊縮螺旋，如果國家不對市場進行干預，這一螺旋過程的終點可能將是勞動力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CSLU技術獲得一定成本優勢的狀態，此時對勞動力的需求可能會重新擴大。

在過去一段歷史時期當中，中國一定程度上是透過和土地相關的，不能無限制擴大再生產的，有通貨膨脹傾向的部門平衡了總需求，這也可以理解為地租化，並透過比技術進步節約勞動力更快地擴大再生產來維持勞動力市場的相對穩定。

但是，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和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勞動力市場的平衡被打破。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維持貨幣工資的穩定（並且隨著工業品價格普遍下降，實際工資相對上升），避免以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為目的的技術進步對經濟體系的負面影響，是接下來一個階段的問題。

以比亞迪為代表的進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企業，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失業、總需求下降和通貨緊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並不是均勻的。就比亞迪個例來說，它導致了對合資車需求的大量下降，而合資車廠主要位於北上廣及其他沿海地區，在這裡失業的勞動力較為容易被當地勞動力市場吸納，並且減少了對外資零部件的購買，減少了貨幣流出；而比亞迪在內地規劃的大量工廠則帶動了當地就業，提供了收入，並帶來了一定的通貨膨脹的傾向。

這個過程也在重塑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降低了內地勞動力前往沿海打工的需要，增強了中國的抗風險能力（包括核打擊等），也有可能改變地租分佈甚至降低地租總量。因此本輪電動汽車行業造成的通貨緊縮的主要輸出到了外部，但這也有可能導致報復性關稅甚至是戰爭風險。

卷價值

與卷價格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相對，卷價值則提供更多使用價值，並試圖使這些新的使用價值被社會承認，以使其價值得到實現。在我們一開始討論的例子中，華為在自己的新車上加入了很多配置，包括冰箱彩電大沙發，智駕水平可能有一定的優勢（有爭議）。這對合資豪華品牌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一些觀點認為，寶馬X5最近銷量大跌和降價與華為的競爭有很大關係，而X5曾是寶馬在中國市場的現金奶牛。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路線的成功在之前就曾被理想旗下的SUV證明過，在當時理想旗下的L9實現了和寶馬等豪華品牌的有效對抗，之後華為更進一步，對理想和寶馬等豪華品牌都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也有觀點認為M7是在理想取得成功後倉促上馬的不成熟產品，這些細節不過多贅述。總的來說，如果考慮到合資豪華品牌之前高價低配的行為，可以發現嘴上說卷價值，但無論華為還是理想，都還是在打價格戰。

但從更廣的層面來看，提供更多使用價值可能是緩解內卷的一個方向。新部門的出現將使得一部分勞動力從原有部門轉移到新部門，在以前，這些勞動力在同一個部門中相互競爭，而在隸屬於不同部門的情況下，則是分工關係，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競爭烈度。孟捷老師認為：“這擴大了整個社會勞動的體系，擴大社會分工的體系，擴大了人的需要的體系；另一方面為企業的盈利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

馬克思在1857-1858經濟學手稿中這樣寫道：

“於是，就要探索整個自然界，以便發現物的新的有用屬性……採用新的方式
（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賦予它們以新的使用價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現代所起的作用不同，這以後再談｝；

要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和原有物體的新的使用屬性，如原有物體作為原料等等的新的屬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頂點；同樣要發現、創造和滿足由社會本身產生的新的需要。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儘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絡的人，因而具有儘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

把他作為儘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
（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不僅是直接的發明新產品能夠達成這一目標，當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率達到一定水平，將原本的奢侈品價格降到大眾消費品價格，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果。例如電動汽車及電驅混動汽車因為電驅動的動力特性對內燃機+機械體系巨大的優越性，包括低速動力響應、電控系統帶來的精準控制、動能回收帶來的能量節約等等，使得30萬左右的電動汽車及電驅混動汽車可以配備相當於原本100萬級豪車的動力，這也曾是特斯拉的一大賣點。

再比如華為、小米、榮耀、OPPO最新款的旗艦手機搭載了衛星通訊功能，提供了額外的使用價值，使原本昂貴笨重的衛星電話小型化、模組化，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手機圈的內卷情況（也有觀點認為這是智商稅）。

壟斷競爭

在歐美髮展經濟的過程中，新部門和新產品的產生是非常重要的，但卷價格的現象非常少見，取而代之的是壟斷競爭，歐美的大型壟斷企業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色彩逐漸淡化。如果說中國存在著一定的地租化現象，在近些年的大通脹中，歐美則表現出了全行業的地租化。

壟斷競爭一般表現為，透過技術優勢佔據一塊地盤，在這塊地盤相對穩固（即寡頭化或者完全壟斷）之後，控制產品效能增長、產量和價格等，整合供應鏈，進行降本增效，削減研發投入，提高短期財報表現，但較少考慮企業長遠發展。更現代一些的玩法還有投入重金進行市場營銷，打造品牌和增強軟實力，營造理念和生活方式、搞環保，如此執行20年，直到競爭者闖入。

形象地說，我願意將其稱之為蘋果化，想想蘋果近幾年乏善可陳的產品更新，就能大致感受到這是一種怎樣的商業模式：取消附贈充電頭，IPhone的螢幕重新整理率、拍照、續航、充電速度、訊號等等多年處於吊車尾狀態；IPad為了和IMac進行區分，雖然搭載了極高效能的晶片，但是完全沒有配套的軟體；不管哪種裝置，記憶體（DRAM）和硬碟（NAND）貴得跟金子一樣，最適合當前軟體的儲存配置要被閹割掉噁心人……

當然，這也不只是蘋果一家企業和消費電子一個行業的問題，在很多行業，多家寡頭會心照不宣地維持價格水平，阻礙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品降價。

上世紀的電信裝置、2010年前的功能機、近幾十年的合資車等等都呈現出這樣的競爭格局，而這種狀態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也有可能被長期進行技術投入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後來者打破，諾基亞西門子摩托羅拉阿爾卡特朗訊貝爾北電遇見了他們的華為，諾基亞迎來了自己的IPhone時刻，合資車遇見了中國電動汽車（及電驅混動）產業，筆者不禁想問那麼蘋果（或者黃狗）的IPhone時刻在哪裡呢？

與這種情況相反，中國市場經濟的壟斷競爭程度是很低的，在中國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全球工業中心後，中國國內產品競爭烈度也是極大的，更新速度極快，特別是移動網際網路電商平臺能夠覆蓋的範圍。而在歐美日等市場，往往就像到了中國偏遠地區小縣城的手機大賣場、電腦城、實體店一樣，積壓著舊款過時型號的各種消費品，如果被國內機圈人士看到，不免要說一句智商稅。

而中國國內的一個特點形象地說就是，容不下智商稅，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往往是能省則省，較少透過分工而較多透過自己小生產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求；

而在企業一側，甚至經常出現寡頭企業本身參與逐底競爭，例如比亞迪本身呈現出很強的上下游整合特徵，從鋰礦開採、電池製造、IGBT到整車製造的大量環節在一個企業內部完成，在傳統的壟斷資本分析中，這被稱為聯合制，在當時常見於礦產企業和加工企業的聯合（參見希法亭《金融資本》相關論述），但即使完成了產業垂直整合，比亞迪仍然在進行高強度的價格戰。這種情況可能會在汽車行業大規模破產重整之後才會發生變化。

這種狀況的好處在於，低廉且穩定下降的工業品價格以及相應的較高水平的實際工資和巨大的經濟/創新活力。但是大量企業處於微利執行狀態，貨幣工資水平較低，也給國家的宏觀調控和資本勞動集體談判留下了較小的空間。

如何利用好低成本優勢，處理好通貨緊縮的潛在風險，實現長遠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問題。筆者認為，一個可能的路徑是，在相對緊縮的時期推進國有化的程序。

實際GDP不存在

最後，筆者想以GDP指標為核心談談增長問題。我們知道，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全部最終成果，而在對增長進行分析時，需要使用實際GDP增長率，即扣除掉物價變化之後的GDP增長率，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只考慮名義GDP，那麼只需要印鈔提高物價水平就可以實現增長了。但實際GDP的使用也帶來了諸多問題。

已故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柳欣老師曾從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實際GDP不存在的觀點，主要理由分別是：

1.在企業經營中，成本收益計算完全是以貨幣計價的，如果發生通貨緊縮，即使存在較高的實際GDP增長，在現實中也會是大量企業虧損破產的嚴峻經濟形勢。

2.物價指數的統計本身存在問題，由於產品質量變化太快（比如電視機），使得物價不具有可比性。

3.在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下，異質實物產品的加總本身不可行，這是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中的資本加總悖論。

以上內容的理論基礎比較複雜，筆者在這裡給出一個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的較為簡單的版本：在政治經濟學中，商品的定價來自於價值，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工業品生產中，隨著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生產商品將消耗越來越少的勞動時間，其價值隨之減少，因而商品價格存在著一個逐漸降低的趨勢。

而實際GDP的計算，本身暗含了商品價格不變的假設，這固然避免了透過通貨膨脹使GDP增長的取巧操作，但已經和大工業生產的現實情況互不相符。既然商品價格不變，那麼實際GDP比較的就不是價值總量，而是使用價值量，即實物的數量。今年生產了20件產品，每件5元，明年生產40件產品，每件2.5元，在幣值穩定的情況下，價值量不變，但實際GDP的增長率是100%。

概括地說，實際GDP是以基期（某一個基準年）價格（由基期價值決定）為權重，對使用價值進行的加總，隨著勞動生產率和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變化，這個權重會越來越失真。

在馬克思主義當中，經濟增長主要和擴大再生產聯絡起來，在工業化程序當中，擴大再生產將不斷地引入新的生產裝置和勞動力，整個經濟體生產的總價值量逐漸提高。但在工業化完成後，社會生產的價值總量本身可能會保持不變，甚至由於勞動人口減少或者非生產性勞動的引入而降低。但是一般來說，使用價值，即有用的實物量總會增長。

一些觀點可能會認為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之間存在著一個比例關係，引入複雜勞動會使得經濟體生產的價值量上升。但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中，存在著簡單勞動複雜化和複雜勞動簡單化的趨勢，前者指簡單勞動的標準不斷上升，在21世紀初，會office三件套可以說是少數大學畢業生才能夠進行的複雜勞動，但在今天，這無疑只是一種簡單勞動了。（不過現在據說好像又出現了不少年輕人不會用電腦的趨勢）

後者則指原本的複雜勞動過程會有被拆分為幾個簡單勞動過程的趨勢，或者因為自動化輔助裝置而大大簡化，因而引入複雜勞動使經濟體生產價值量上升總是不長久的，除非建立起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壁壘，例如和封建行會類似的各種同業協會，但這也是一種地租化的狀況。

從新古典觀點出發得到的一些經濟增長理論，在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看往往是滑稽可笑的，例如認為“服務業效率高”，實際上指的是服務業會產生大量價值。但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來說，產生大量價值實際上意味著使用了大量勞動力，這實際上是勞動生產率低下的表現。

透過發展服務業來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隨著工業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部分勞動力在工業部門不再被需要，被排擠到服務業部門，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按照勞動價值進行交換，一個工業部門簡單勞動力產出的價值和一個服務業部門簡單勞動力產出的價值基本是一樣的。

而假如按照實際GDP的計算方法，認為工業部門的產品價格不變，隨著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一個工業部門簡單勞動力生產商品實物量的增加，其產出迅速增加，而兩者仍按勞動價值進行交換，在服務業部門就發生了快速的增長。因此服務業確實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利用勞動力生產使用價值的效率並不高。

而在充分工業化後，甚至會出現價值總量不變或降低（進而名義GDP不變或降低），價格水平降低，使用價值量增大，實際GDP增長的情況。例如2023年河南省和黑龍江省出現了名義GDP負增長和物價水平下降的情況，河南的GDP實際增速最終為4.1%，黑龍江省則為2.6%。可見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區域性，已經存在著需要警惕的通貨緊縮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如此顯著的通貨緊縮（貨幣購買力高），人民幣兌美元始終處於低位，除了美聯儲加息帶來的利差，也反映了國際資本和一部分親西方國內資本（罕見）的觀望態度。客觀來說，在美聯儲加息、國際匯兌市場大幅度波動、房地產大幅度調整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已經展現出了極大的韌性，匯率維持在當前水平已屬不易。

而在未來的美國降息週期中，隨著中國汽車等產業出口的增加，人民幣仍有一個巨大的升值空間，按照工業品購買力考慮可能在50%到200%之間，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也會隨之快速提高，相對應的還有廉價的外國商品，例如阿根廷的牛肉，隨著這些商品進口的增加，匯率會穩定在一個新的合理區間。

而以本幣計價的名義GDP增長，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能否由一個偏緊縮的經濟體轉變為一個溫和膨脹的經濟體（筆者也並不是鼓吹大水漫灌，在美聯儲加息的背景下，較高的資產價格泡沫肯定代表著更大的風險，好在中國的資產價格泡沫已經被提前處理），這也依賴於一個健康的貨幣銀行體系。而整個世界未來的經濟發展，其希望可能在於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這需要我們發揚更多的國際主義精神。

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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