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玉田 繪《漢武帝》
第一次讀他書的人，估計99%的會覺得他“瘋”了，因為他的觀點太雷人、太顛覆“常識”了。
比如，漢武帝晚年的“罪己詔”，既符合民眾的善良願望，也很適合借古人言今事，更有司馬光《資治通鑑》言之鑿鑿的記述。
然而，他卻寫了一本《製造漢武帝》的書，不但指出“罪己詔”這件事是假的，甚至那個雄才偉略的漢武帝，都是史學家“剪裁”“製造”出來的。
類似觀點，他的作品中還有很多。為此，他幾乎遭受了從民間到學界的集體“群毆”，從一名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一夜之間成了捱罵最多的網紅。
不過，如果真正理解了何為歷史，或者真正讀懂他的人，卻說他是“當代的顧頡剛”，他，就是歷史學家辛德勇。
我們知道，民國期間，史學大家顧頡剛用一本《古史辨自序》引發了一場史學地震，他發現中國上古史存在著“層累造史”現象。簡單說，“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越來越聖化”。
在此基礎上，顧頡剛大膽提出，商、周以前的上古史，都要存疑，需要考證、辨析史料真偽，從而開啟了中國史學界疑古、辨古、考證古代歷史文獻的先河。他還提出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
· 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 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 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 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這其實是用一種“有罪推定”的眼光來看待歷史文獻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時代王國維的“兩重證據法”，胡適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傅斯年的“史學即史料學，讓史料自己說話”其實都是這種精神在歷史領域的具體展現。可以說，任何一個合格的歷史工作者都是“顧頡剛的孩子”。
然而，長期以來，歷史學始終從屬於各種政治需要，即使顧頡剛所處的民國，也不例外。質疑精神、科學方法反倒成了異類。梁啟超為提升民族自信而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國”，自不必說。
再比如，辛德勇質疑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今天之所以被“群毆”，並不是因為司馬光更權威，而是在強大的利維坦面前，自知渺小的個體需要它存在。
歷史有三個層次：求真、以史為鑑、迴歸人性。然而，求真是後兩者的前提，可靠的史料是歷史的起點。再良善的史學觀點，一旦事實的真實性存疑，歷史大廈也就坍塌了。
當然，辛德勇之所以被稱為“當代顧頡剛”，那些“雷人觀點”只是表象而已，根本原因在於他繼承了顧頡剛的懷疑精神和科學的治史方法。
不過，辛德勇又比前輩先賢看得更高、走得更遠。這一方面得益於他對顧頡剛治史精神的繼承，另一方面得益於技術進步，以及歷史學自20世紀以來在歐美世界的迅猛發展。
今天，如果把歷史當作生動的文學，最好的選擇是讀《三國演義》，如果把歷史當作政治，應該直接讀《資治通鑑》，但如果想開啟作為社會科學的歷史之門，一定要讀辛德勇，因為他的作品，不僅充滿了真知灼見，更重要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整套讀史、治史的規範和方法論。讀辛德勇作品的最大收穫，還不是顛覆我們已知的許多歷史知識和觀點，而是能夠學會用歷史學家的思維、方法、工具看問題。
轉自先知書店店長薦書 作者 先知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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