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稅戰成為網際網路頂流話題，特朗普的4月2日“解放日全球關稅”幾乎無差別攻擊所有國家，連居民只有企鵝的島嶼也被至少徵了10%關稅，在幾天時間一番折騰之下，特朗普選擇對75國暫停90天關稅，但對4月5日開始徵收的10%統一關稅保持不變，對於答應談判的國家和地區，這一稅率將統一降回10%。不要誤會關稅戰有取消的可能，相反甚至有可能愈演愈烈。

從網上爭論來看，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關稅是談判手段嗎？有沒有可能以零關稅換取零關稅？

第二、關稅妥協就能相安無事嗎？如果讓步最大能到什麼程度？

第三、高盛說高關稅主要是為了讓製造業迴流，人為製造貿易壁壘創造環境，但真的可以實現嗎？

第四、馬斯克為什麼阻止不了特朗普，特斯拉將面臨什麼樣的局面。

第五、對於外貿企業和國內企業應該怎麼辦，政策還有什麼空間？

有一些聲音認為關稅只是手段，製造業迴流或者圍堵中國才是目的。 關稅只是手段沒有問題，但後面兩個原因猜測都屬於中長期目標，恐怕難以實現。“解放日”對全球徵稅顯然更像是短期的針對性政策。那到底什麼目的？

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我們（美國）實施全球性關稅旨在解決1.2萬億美元赤字。”

有些媒體還在糾結特朗普政府演算法荒唐，不合理不應該，被徵國只要這樣或那樣做就會減少關稅。美國辛裡奇基金會貿易政策主管Deborah Elms對媒體表示，“所有政府面臨的問題是，無論他們做什麼都無法改變特朗普關稅計算公式的結果。無論你努力還是不努力，你都會得到這個數字。我們（美國）的要求非常不一致，以至於不可能滿足所有要求。”

所以問題的答案很顯然，消除逆差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好是在近期能夠實現。很多分析指出最近有至少超過五十個國家在對美展開談判，妥協是唯一齣路。但從白宮相關官員的回應來看，目前沒有國家達到美國滿意的程度。

可能只有近期訪美的以色列接近這一目標，以色列目前仍然面臨17%的關稅，並且承諾消除兩國之間74.3億美元的逆差。但特朗普表示這可能仍然不足以取消關稅：“也許不行，別忘了——我們幫助以色列生存，我們每年給以色列數十億美元”的國防援助。

所以其他國家應該明白，如果以色列都談不下來其他國家更沒有可能。當然4月10日凌晨特朗普宣佈對75國搞90天的關稅暫緩，看上去可以鬆一口氣，但並不意味著消除貿易戰風險。目前跟美國談判進度進展較快的越南，被美方要求需要完成供應鏈追溯系統，證明越南產品自主性比較高，沒有第三方國家參與。此外還有匯率操縱和企業補貼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會接踵而至。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特朗普經濟領導班子核心成員，在他去年釋出的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者指南》中明確指出，如何透過政策工具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以解決美國面臨的經濟失衡問題，尤其是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導致的長期高估問題（即“特里芬難題”）。其戰略邏輯是“先關稅、後匯率、再安全工具”，旨在復興美國製造業並轉嫁美元霸權成本。

特朗普《海湖莊園協議》有不少思想源頭就取材自這裡，更不要說米蘭現在正是關稅戰指導的核心成員。可以低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強度，但不要低估他們的政策下限和反覆程度。

儘管特朗普聲稱美國所徵收的是“對等關稅”，是各國對美關稅稅率的五折，但是從美國與各國互徵關稅的真實情況來看，這些數字有很大的問題。以韓國為例，韓國是美國的自貿協定夥伴，雙方互徵關稅稅率接近於零，但特朗普卻聲稱韓國對美的關稅稅率為50%。

所以“虛空造牌”之下，怎麼做可能都是錯的。幾乎完全按照美國要求行事的加拿大在去年10月份對中國進口汽車加徵100%關稅，對中國進口鋼鐵和鋁加徵25%關稅。加拿大已經盡最大可能杜絕轉口貿易的問題，但在特朗普政府眼裡仍在不夠。

因此加拿大認為反制也是必要的。美國東部時間4月9日零時1分，加拿大對美加徵25%汽車關稅的反制措施正式生效。這項精準鎖定356億加元美國汽車進口的關稅政策，如同刺向北美自由貿易心臟的手術刀，豁免零部件卻重擊整車進口的政策，既避免衝擊本國組裝廠，又讓底特律車企陷入“零件跨境三次徵稅”的囚徒困境，可能會導致密歇根州汽車工廠日均損失1.2億美元。

更難的是順差國消除與美國之間存在的貿易逆差，這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越南，2024年，越南對美出口額高達1366億美元，佔其GDP的近30%，貿易順差更是突破1000億美元。美國市場一旦關閉，越南的紡織、電子、鞋類等支柱產業將遭受毀滅性打擊。耐克一半的鞋產自越南，阿迪達斯39%的鞋類依賴越南工廠，而美國市場佔越南電子產品出口的30%。46%的關稅一旦落地，越南的“世界工廠”夢可能瞬間破碎，經濟增長率或從8%暴跌至5%。 

那麼越南配合美國認真消除逆差有沒有可能，答案是不太可能。首先美國對外出口份額有限直接出口到越南市場的不足百億美元，越南就是想買更多美國商品也不可能。越南是典型外向型經濟，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並不掌握，其貿易盈餘也不足以支撐千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支援。退一步講，特朗普政府特別給予越南稅收優惠，對於貿易順差打對摺，那麼在短短幾年內解決順差也斷無可能。

而且特朗普政府忽視了越南貿易順差，恰恰是歐美企業帶來的，有順差但大頭幾乎都是外資。今年一季度，越南出口商品1030億美元，這其中內資帶來的出口額為290.2億美元，外資帶來的出口額為738.2億美元，佔比分別是28.22%、71.78%。外資是誰不難理解，無非是耐克阿迪三星這些外資企業，他們賺了大部分逆差卻讓越南來買單非常不合理。

除了韓國越南這種對美依存度較高的國家，還有一類國家是做兩手準備，比如歐盟、日本、加拿大等，歐盟跟美國之間的貿易逆差高達3500億美元，但歐盟只對約210億歐元的商品加徵25%關稅，而且是分批分階段實施。看上去更像是一種政治表態而非死硬到底，但歐盟最近已經在跟中國商討降低汽車關稅的問題，尋找在非洲亞洲市場的其他市場機會。

更為致命的並不是高關稅，而是不穩定的經濟預期，在高波動的政策環境裡是不可能產生繁榮的。就像疫情期間許多國家意識到需要在中國之外建立“中國+1"的備選產能，以確保供應鏈安全，此次關稅政策和美國反覆無常的行為，可能促使各國開始考慮“美國+1"策略。不再僅僅依賴美國貿易體系，而是尋求備選方案，避免被美國完全掌控。

更復雜的是，美國每四年更換一次總統，未來政策走向充滿不確定性。考慮到這些因素，任何有一定實力的經濟體都不會選擇完全臣服或接受極度不對等的談判條件。美國用這種極端方式確定盟友圈或許想法很好，但也可能產生他們沒有預見到的副作用，那就是促使許多國家重新思考未來戰略。

美國製造迴流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為此在過去政府和企業都有不少的嘗試。

比如特朗普曾說過，要耐克和阿迪這樣的鞋服企業轉移回國內，因為美國完全可以自己製造。北卡羅來納州某針織廠經理曾對媒體表示：“我們90%的紗線仍需從印度進口，本土化生產只是概念遊戲。”更關鍵的是產業配套缺失——全美紡織企業不足300家，無法滿足面料供應需求，即使品牌有意將生產轉移回美國，也將面臨一系列嚴峻障礙，包括勞動力短缺、專業技能斷層、原材料供應鏈缺失以及基礎設施不足。

自動化被視為破局希望，但技術瓶頸依然存在。Adidas在亞特蘭大的“速度工廠”曾嘗試全機器人制鞋，最終因良品率不足60%而關停。布魯金斯學會研究指出，服裝製造涉及200餘道工序，目前僅有30%可實現自動化。波士頓諮詢集團測算，即便技術全面突破，美國服裝生產成本仍將比亞洲高40%。

因此目前，美國只有2.5%的服裝和1%的鞋類為本土製造，且集中在高階定製領域。洛杉磯某牛仔製造商披露，其人工成本是中國東莞的8倍，即便考慮關稅因素，本土生產仍無價格競爭力。

紡織業一直以來都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其原材料也有一定分散性，只靠一個國家掌握所有產業鏈也不太現實。另外多說一點，高關稅只是地緣衝突的一種表現，除了美國，東南亞不少國家對華企業也有不少的敲打和限制。

比如去年越南叫停shein和Temu，印尼限制中國電商賣貨。當全球經濟越來越動盪不安，各種風險和衝突只會更多，不是找到低關稅的避風港就可以萬事大吉。正如一些網友所說某些國家你圖他關稅低，他圖你本金和利息，一分一毫也別想帶走。

過去中國網友喜歡戲稱馬斯克為美國“一字並肩王”，特朗普總統的親密戰友，這在過去幾個月還是成立的。但是貿易戰以來特朗普明確對馬斯克說了不，對於馬斯克所說的全球化零關稅的好處不以為然，看上去馬斯克好像是“失寵”了。

但問題的關鍵是馬斯克並不是MAGA核心人物，既沒有像樣的理論主張又沒有在關鍵崗位任職。特朗普喜歡馬斯克可能是真的，但是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馬斯克雖然領導DOGE小組但這是個得罪人的工作，並不涉及經濟和政策重大變革。所以馬斯克只能在推特上罵罵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對於可能爆發的貿易紛爭，馬斯克其實是早有準備和預案的。自特朗普關稅戰以來，特斯拉股價下跌超過1500億美元，已經趕上了過去特斯拉生死時刻的下跌情況。

據晚點報道，2022 年下半年，特斯拉就要求採購部門降低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製造零部件的採購額，並要求中國供應商遠赴墨西哥建廠。特斯拉當時許諾，到 2025 年二季度，遠赴墨西哥的中國供應商將會同時獲得特斯拉美國得州、加州工廠和墨西哥工廠的訂單，那會是一個遠大於上海工廠的數字。

但馬斯克許諾的墨西哥至今仍未動工，去墨西哥建廠的中國公司只得到了得州工廠的少量訂單。

特斯拉北美目前仍直接向中國進口鋰電池、鋰電池材料、壓鑄件、內飾件等核心汽車零部件，特斯拉短期內無法在美國找到同時滿足產能、質量、效率要求的備選供應商。

據公開資料報道，截止4月10日美國對華加徵關稅高達125%，中國對美也有84%對等關稅。而汽車行業更是有著超高的關稅待遇，汽車產業相關產品出口至美國，還受其他關稅政策影響，其中主要包括《1962年貿易擴充套件法》232條（下稱“232條款”）和《1974年貿易法》301條（下稱“301條款”），相關產品還要再分別徵收超過25%的稅率。比如此前根據301條款加徵100%關稅的電動車，現在稅率最高已經增至206.5%（基礎稅率2.5%，301條款100%，芬太尼相關20%，對等關稅84%）。

就算部分汽車零部件有“關稅豁免”，但由於政策朝令夕改，持續穩定在美生產也成了很困難的事。現在這個局面完全超出了馬斯克的預期，特斯拉的全球化銷售生產反而會成為其他國家攻擊美國企業的重要反制點。在高關稅衝擊之下，特斯拉麵臨的情況不比蘋果要好多少，想要改善待遇只能指望特朗普政府暫緩施行或者分步進行。

有些人認為加徵高額關稅對於中國企業影響也不是很大，因為對美出口本來就有所下滑，現在東南亞市場歐洲市場才是基本盤。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解放日關稅戰”已經引發了全球關稅大戰，影響將是方方面面的，因為高關稅幾乎是全面性，不只是我們所熟知的終端產品，也包括原材料以及中間產品。

當今全球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貨物貿易中成品貿易比重大幅下降，中間品比重上升至70%，服務貿易的比重也從5%上升到30%。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如今的全球產業鏈是中國加多個製造業中心，比如印尼、越南、柬埔寨、泰國、菲律賓、印度等。

如果簡單的認為中國對越南順差就都是轉口貿易，那自然會大量誤傷，這裡面要區分終端產品賣給誰了，歐洲還是美國，越南本土企業還是中國企業。當然特朗普顯然不想區分這其中的區別，全面關稅自然是對產業鏈上下游的無差別打擊。或許在印度只有26%的出口附加關稅，但是特朗普政府對上游原材料某個國家徵了100%關稅，算起來綜合稅負並不會低的。一條高效的供應鏈起碼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投入上千億尋找各種合適穩定的企業，但現在這一切都被打亂了。

當前關稅政策的實質，更多是迫使受影響多數國家進入談判程式的外交籌碼。手機整機、模組及零部件的具體徵稅範圍與稅率細則，仍需等待美國後續政策明晰。所以現在就急著討論產業轉移或者避稅相關為時尚早，也不清楚相關政策還能反覆幾次。

關稅大戰既然開啟，短期就很難看到結束的可能，所以絕大部分企業在出海的過程中都要考慮安全性和穩定性，這也意味著市場因素不再成為主導因素，全球供應鏈成本大機率會普遍上升，拼廉價商品的時代很可能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