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特朗普再次當選（這種可能性越來越高），那麼我們國家就必須做好一個準備，那就是未來四年可能面臨更加動盪的國際地緣，原有的國際秩序將進一步崩潰，雖然這對我國可能並非壞事。
這一次，特朗普這個人的更大破壞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相比於第一個任期，這次特朗普一旦上臺將不再有任何約束力量，其權力更大，基於個人動機的政策不確定性更強，尤其是其反建制的政策思路將愈發偏移習以為常的傳統邏輯，對美國國內和世界的政治穩定衝擊更大。
在2016-2020的特朗普第一個四年任期，共和黨黨內活躍著相當多頗有權勢的資深建制派政客，譬如聯邦眾議院領袖rand paul和切尼利茲、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亞利桑那州鐵王座參議員麥凱恩、艾奧瓦州鐵王座參議員格拉斯利以及猶他州資深參議員羅姆尼和賓夕法尼亞州資深參議員Pat Toomey等等，這些權力基礎相對較為深厚的參議員，與特朗普政府內部的建制派副總統彭斯等，對特朗普權力構成了相當大的制約。
在2018年-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中，這些共和黨建制派對特朗普的貿易戰傾向構成了相當大的牽制，使得特朗普的貿易戰爭規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與之相應的是，在2021年1月初的總統選舉結果裁決中，恰恰是這些建制派抵制了特朗普的瘋狂主張，反而支援了傳統的美國選舉議程，共和黨副總統彭斯也在他們的背書下，宣佈民主黨對手拜登的成功勝選。
是以，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其內外激進民粹主義政策之所以其內外破壞性沒有失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當時尚不能完全掌控共和黨。要知道，當時的共和黨建制派與民主黨一起推動了所謂的反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立法——這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特朗普立法程序。
但是現在，隨著特朗普掃蕩了大多數頑固的建制派共和黨領袖，今天的共和黨黨內不太可能對特朗普議程構成多少制約，如果特朗普當選，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基本不受約束的特朗普政策動盪。
這是一個極具破壞性的政治浪潮，不管是對全球地緣貿易環境，還是對美國國內政治穩定，都必須引起警惕。
第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無論是孤立主義，還是貿易保護主義，都代表著更不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大規模戰爭風險的進一步攀升。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即是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前者促使德國、日本等大國的外交軍事政策更傾向於武力冒險，後者則使得德國、日本等依賴於工業品出口的經濟大國在英美等消費大國日趨高聳的關稅壁壘面前走投無路，只能走向戰爭。
1930年6月17日，美國通過了旨在建立更高關稅壁壘的斯特姆-霍利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外國商品入美的關稅提高到59.1%，僅次於1830年的61.7%。
美國曆史上的關稅稅率，上一次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時期，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作為對美國政策的效仿，1932年11月，英帝國推動了涵蓋大英帝國各個自治領和殖民地的新關稅壁壘之帝國特惠制，以限制外國商品的輸入。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日本等工業品出口國經濟難以從和平的全球貿易中維持，被迫尋求新的出路。再加上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基本不干預其他大國的擴張，於是，德國、日本兩國相繼走向更加冒險的對外政策，並最終導致了歐洲戰爭的全面失控和第一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實際上，今天所謂的國際秩序基礎——集體安全和全球化貿易，乃是那些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決策者杜魯門、羅斯福等人對二戰教訓的吸取。
集體安全外交政策代表著對孤立主義外交的摒棄，這旨在避免世界性全面戰爭的爆發，但也給美國本身加重了負擔。而全球化貿易政策旨在避免出現德國日本那種二戰前貿易上走投無路被迫走向戰爭的歷史悲劇，但這種政策的失控同樣摧毀了美國自身的製造業優勢和戰爭潛力，並帶來新的挑戰。
總之，曾經的防危之策產生了新的危險，過去的補漏之法催生了新的漏洞。
隨著新的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出現，世界之輪將再次不可避免地駛入大戰時代，正所謂——歷史的演進永無止境，挑戰與對手層出不窮。這不僅僅是古今霸主們的不幸，亦是其鮮克有終的根源。
部分受惠於美國為了防止二戰再次爆發的全球化貿易政策，今天的中國工業生產能力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並使得原有的力量對比出現急劇變化，這某種程度上是歷史對美國戰後對外政策最驚人的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