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陽，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十餘年來，我看到的非洲和中國的交流下至農夫工人、上至總統部長，也有企業家，學者乃至酋長，不同階層都與中國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絡，也對中國充滿了好奇與興趣。
走近非洲，走進非洲
“從不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主題演講
2024.07.07 北京
大家好，我叫唐曉陽，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老師。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故事的題目與“走出非洲”正好相對，叫“走近非洲，走進非洲”。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2007年，那時大家對非洲的印象就像《經濟學人》雜誌2000年5月的封面所描述的，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大陸，只有戰爭、貧窮和疾病。
我當時在紐約讀博士，有一天一個華爾街的諮詢公司找到我，他們聽說中國、印度、韓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正在非洲投資，做得還很不錯，所以委託我去非洲做一次調研。
這就是我瞭解和研究非洲的開始，在此後的近20年裡，我走過了30個國家，關注了商業、農業、工業等多個領域，在城市和鄉村與非洲的各個階層都有過交往。
在這20年中，我耳聞目睹了雙方諸多的艱辛與努力，以及動盪起伏。但我並不像《經濟學人》雜誌在2011年12月所渲染的那樣，對非洲抱有“展翅高飛”的樂觀情緒。
我2020年在劍橋大學出版了一本書，封面用了中國和非洲工人在一起工作的場景。我看到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專案和他們的辛勤勞作，中非雙方為了共同的發展目標走到了一起，我把合作的過程稱為“共同進化的實用主義”。
資源換基建
中國企業和商人是中非合作較早的探路人，在中國社會大多數人對非洲還一無所知時，他們就已經發現了機遇。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叫“基建狂魔”，中國在基建方面幫助非洲解決了很多問題，這在安哥拉有非常顯著的體現。
這是2000年時安哥拉的一個市場Roque Santeiro，也是整個非洲最大的貿易市場，到處都是垃圾，擁擠不堪。
安哥拉的資源非常豐富，有很多石油，但是這個國家從70年代後就一直處在內戰之中，整整打了二十幾年。
2002年內戰結束以後，安哥拉想要進行國家重建，他們最先想到的是去華盛頓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希望這些富國和國際組織能夠提供資金。
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一些西方國家提出了條件，要求安哥拉整頓腐敗的政府和混亂的石油銷售。因為安哥拉政府在八九十年代跟隨的是蘇聯的路線，跟美國的政府理念完全不同。
他們要求安哥拉政府遵照他們規定的規則，接受援助機構的監督檢查，確保財政透明才可以獲得資助。
安哥拉政府表示，除非他們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才有可能達到這些條件，但那樣的話他們也就不需要這筆資助了。當時安哥拉政府非常頭疼。
2004年，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安哥拉財政部簽署了一筆數額為20億美元的信貸框架協議，以安哥拉的石油為擔保，中國進出口銀行給出了非常優惠的利率和二十多年的還款期。
這個協議的特別之處是，中國的銀行並不向安哥拉政府匯款。安哥拉可以利用這筆信用額度簽約中國公司，為他們建設基礎設施，完工後中國建築企業直接從中國進出口銀行領取工程款。
這個協議也不是援助，而是商業上一個很通常的協議，很多西方的商業銀行也做類似的擔保協議，但他們要求的利率非常高、還款期非常短。
這個“資源換基建”的協議被稱為雙贏協議，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安哥拉得到了最需要的國家重建資金和港口、鐵路、公路、學校等基礎設施，中國企業也打開了安哥拉的市場。
2007年我第一次去安哥拉，10年以後我再去的時候，Roque Santeiro市場已經被完全拆除了。這是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到處都是高樓和現代化的道路，我甚至覺得這有點像是西南非的新加坡。
我有一個朋友是安哥拉大學的教授，他說這個協議讓安哥拉的普通百姓第一次真正看到，自己國家的石油收入被用在了他們自己的生活中。
貿易探路
在國家隊開路搭橋時，還有很多草根的中國商人也來到了非洲。最早到非洲開拓市場的中國商人都非常勇敢，也冒了很大的風險。
Roque Santeiro市場非常危險，據說裡面從槍支、毒品到一般生活用品，什麼交易都有，中國人也在那裡做生意。我當時就很好奇，中國人怎麼敢在這麼混亂的環境下生活呢？當地人說這些中國人會功夫。
這是我在剛果金看到的一個商店，裡面用鐵絲網隔開，店員和商品在鐵絲網裡面，顧客在外面。因為當地的治安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如果遇到盜匪的話，商人就可以把鐵絲網拉下來保護自己。
這個商店的店主原本在國內經營小商品，聽說非洲市場的利潤極高，於是便買了機票到非洲考察。他們不懂英語或法語，隨身就帶個計算器，在當地僱個翻譯便開始走訪客戶。
安哥拉物資供應奇缺，導致物價飛漲，同樣的商品價格比在中國國內高出六七倍。從中國進口的各類小商品，包括裝潢材料、服裝鞋帽、文具用品等等在當地非常受歡迎。
同樣也有很多非洲商人來到中國，這是義烏的小商品市場。
在很多非洲人的認知裡，除了北京、上海、廣州以外，中國第四個最有名的城市就是義烏。武漢、長沙、南京他們可能都不瞭解，但義烏他們都知道，“大城市，我們的很多商品都是從那裡進口的”。
非洲製造代替中國製造
中國商人和企業在熟悉了當地環境之後，慢慢認識到了非洲的工業發展潛力，瞭解到了市場空白和機會。他們開始在非洲投資設廠，逐漸地用“非洲製造”來代替“中國製造”。
這是我在奈及利亞看到的一種飲料，叫Viju Milk，從宣傳畫來看完全就是一個非洲的本土飲料，但其實生產廠家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國企業。
這家中國廠家最初是在奈及利亞從中國進口食品飲料，他們發現奈及利亞的家庭對一種乳酸味飲料特別感興趣。然後中國廠家就專門為當地的消費者研發了一款特殊的酸奶飲料，添加了當地人喜愛的水果口味，尤其受到兒童的歡迎。
此後很多中國企業，包括尼日利亞當地的企業都開始投資生產這款飲料。如果大家現在去奈及利亞的話，會發現它們在超市裡已經形成了一個品類，就叫Viju Milk。
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和衣索比亞的聯合制藥廠。最初在1991年，一家中國藥品公司委託了一位衣索比亞女企業家Zaf Tsadik，讓她作為公司在東非的銷售代理。在之後的10年中，銷售額不斷增長，中國公司就決定在衣索比亞建廠。
當時Zaf作為當地代表與律師簽了一個合資企業協議，她說當她看到最後律師給她的協議時，自己也非常驚訝，因為中國廠家決定給Zaf30%的股份。Zaf在過去十年的銷售代理工作中，得到了中國廠家的充分信任。
我採訪時是2015年，中國埃塞聯合制藥廠是撒哈拉以南的第一家，也是當時唯一一家膠囊製造企業。不光為埃塞生產藥品，市場也覆蓋了蘇丹、肯亞等國家，成為整個非洲地區一個重要的製藥企業。
消除誤解和觀念差異
中非雙方在工作和生活中慢慢地建立起了瞭解和互信，但在合作中也免不了會有誤解和觀念差異。畢竟中國和非洲相隔萬里，歷史文化有巨大的不同。
例如，在中國流傳著關於非洲人懶散、不守時的刻板印象。一些剛在非洲辦廠的企業家也抱怨當地工人不肯加班，要求提薪但不努力工作。但在當地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老非洲”們說不能一概而論，除了個別工人確實比較懶外，其他人的表現都不錯。
我在非洲也觀察到巴士司機和街頭小販不知疲倦地攬客工作，非洲的婦女尤其勤勞和能幹，她們既在田間勞作，也操持家務。
這個揹著大麻袋的烏干達婦女是我在一個清晨在山區遇到的，她們揹著幾十公斤重的玉米，要走十幾公里的山路去旁邊一個鎮上的集市賣掉，換得一些微薄的收入。
這張圖上是當地的一所大學，雖然環境非常簡陋，不像我們有大禮堂和教室，為了躲避烈日的暴曬，他們就坐在樹蔭下,但他們還在孜孜不倦地學習。
非洲社會是蘊含勤勞好學的品質的，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們很懶散，不願努力工作呢？這是非洲的社會主義歷史與農業社會的傳統留下的印記。
我舉一個坦尚尼亞的例子。1968年時中國在坦尚尼亞援助過一個專案叫友誼紡織廠，它被稱為毛主席和坦尚尼亞開國總統尼雷爾的孩子，是兩國友誼的象徵，從這幅圖上能看到兩隻手。
由於當時是援助專案，工廠的運營體制一開始完全是按照計劃經濟時的做法，大部分是終身僱傭的老工人。他們也像我們80年代的國企一樣吃大鍋飯，出工不出力，經常請病假。
1997年時，隨著中國自己的市場改革，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在訪問坦尚尼亞時就提議，把原來的援助專案改成面向市場的合資工廠。之後中國經理想提高生產效率，提出改變工資制度，但遭到了工會和老工人的反對。工會抵制計件工資制，認為計件工資可能會引起工人之間的競爭和矛盾。
2015年我在坦尚尼亞和中方經理交流了一下，他告訴我中方夥伴用了十幾年才探索出一個辦法。
當時工廠每月的固定工資是10萬先令，他就設定了金額為1萬先令的獎金和加班費來鼓勵他們全勤和加班，10%的邊際效應還是非常明顯的。另外，針對當時很多坦尚尼亞工人不願意冒尖，中方經理決定根據小組產出來計算獎金。
坦尚尼亞工人文化程度不太高，如果任務和獎金計算方法比較複雜，他們可能會因為不清楚自己的工作量而鬆懈。所以，中方經理把任務目標分解到每個星期，大家都明確自己的目標，整個小組共同努力。
坦尚尼亞的工會曾經是改革的阻礙力量，過去工會直接要求加薪，慢慢地他們的觀念也變了，2014年勞動節工會提出要透過增加工作任務來提高工人的收入。
衣索比亞新建的民營工廠也是類似的景象。2011年中國民營企業華堅鞋廠到衣索比亞設廠，為歐美一些知名品牌做代工，所以對效率和紀律的要求更嚴格。
所有工人在剛進廠時都要接受一週軍訓，大家在中學和大學應該都經歷過軍訓，但非洲工人從來沒有過，一開始我還有點擔心。
我採訪了他們，我說要求軍訓對你們來說是不是太嚴格了，結果他們倒沒有很牴觸，他們把它當成一種體育鍛煉，覺得很有意思。工人在軍訓時的口號“一二一、向右轉、向左轉、立正、稍息”都是用中文在喊。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以前如果跟非洲工人說8點上班的話，他們大多都會8點20或8點30才過來，因為對他們來說只要沒到9點都算8點。
為了改變他們的觀念，華堅廠的牆上貼了一個很著名的口號“遲到是延誤，早到是浪費，守時是誠信”。另外，華堅廠還給他們安排了班車。我去工廠的時候，早上7點55分基本所有工人都已經坐在了工位上，8點哨聲一響，流水線上立刻開工。
得益於這些商人、企業的開拓經營，中非之間的貿易在過去的20年裡增長了二三十倍，中非間的貿易額超過了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和非洲的貿易額的總和。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也在不斷增長，非洲建築市場60%的份額由中國企業佔據。
尊重非洲文化
在合作中，中方也越來越廣泛深入地瞭解了當地的文化和習俗。非洲的制度很特殊，不只有政府，還有很多部落酋長、土王。他們的態度對很多經營活動來說同樣重要，特別是在農村或農業專案中，比如買地辦農場就一定要經過他們的同意。
我在奈及利亞就去拜會了一個土王，當時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土王說自己是當地宗教裡神的化身，所有人見到他都得跪拜。現在我們中國人已經很少會接受跪拜禮儀了，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和他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用俯臥撐代替跪拜，我就在地上做了三個俯臥撐。後來我們和土王還達成了一個專案的合作。其實他們的規矩並沒有特別嚴格，因為這個土王一年前還只是一個電信公司的經理，老王去世後部落才把他選為新土王。
科學技術交流同樣也要適應社會環境。我們現在向非洲提供了很多教育交流和援助的機會，但有時候因為不瞭解當地的實際情況，我們自以為好的技術並不適合他們。
比如蔬菜大棚，我們國家用大棚種植蔬菜非常有經驗，拿出了我們最好的技術。非洲農戶看了後也覺得很不錯，但他們無法使用，因為大棚太貴了，非洲的水電價格也比較高，他們使用大棚根本沒法收回成本。
有中國企業也認識到了這樣的問題，所以到非洲後就採取了當地的運營模式。我在尚比亞和馬拉維瞭解了一家叫中非棉業的公司。因為非洲農民比較窮，種棉花連棉籽都買不起，也負擔不起農藥。中非棉業就學習了當地的“公司+農戶”模式，給農戶提供棉籽和農藥，還派技術員到田裡教他們怎麼種植。
公司有一個要求，棉花收穫後不能到市場上銷售，都要賣給公司，然後公司再從收入中扣除棉籽和農藥這些先期成本。
中國企業還在棉花收購的基礎上延伸產業鏈，建成了從棉種脫絨加工到棉籽榨油、棉花紡織的一系列工業設施。以前棉花加工後棉籽就扔掉了，現在用棉籽榨油，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來源，這也成了馬拉維和尚比亞農民和農業部官員最感興趣的部分。
非洲的思考與行動
最讓我驚喜的還是非洲夥伴主動的思考與選擇，他們在不斷地觀察和比較世界各國的長處和短處之後，選取最適合他們的經驗來進行改造，形成非洲式的現代化程序。
例如，2012年奈及利亞與中國和美國舉行了三方友好城市交流活動，翻新了當地的基層醫療中心，為孕婦提供便利安全的健康服務。來自中國和美國的醫生演示瞭如何使用新裝置和技術，培訓了近200名醫生和150名護士和衛生員。
當時奈及利亞的一個城市和中國的襄陽結成了友好城市，在培訓結束之後，奈及利亞醫生自費到襄陽的醫院進行腹腔鏡的培訓。
與在美國的理論綜合培訓不同，奈及利亞醫生在中國能夠接觸更多患者並參與操作。湖北的醫生們也很樂意去奈及利亞回訪參觀，瞭解當地文化。這一民間交流自2012年後自發持續了近十年。
另外一個例子是經濟特區。非洲對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特別感興趣，但也並非一味照搬。2009年，中國投資者在埃塞建了一個東方工業園。
2013年衣索比亞政府就請中國的開發區專家，為埃塞設計一個特區方案。但總理的特別顧問阿爾卡貝看了規劃以後不太滿意，認為規劃不適合衣索比亞的國情，沒有體現出他們的特色。
所以他拿了自己的因私護照到中國來，像個旅遊者一樣走訪觀察，這樣就可以避免政府的接待，只看到一些表面文章。他去了武漢、蘇州、深圳的很多園區，還去看了迪拜、新加坡的園區。
在這個基礎上，他制定了衣索比亞工業區計劃，吸收了那些園區的教訓，提高了埃塞在這些合作區的主導權。
十餘年來，我看到的非洲和中國的交流下至農夫工人、上至總統部長，也有企業家，學者乃至酋長，不同階層都與中國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絡，也對中國充滿了好奇與興趣。
中國與非洲在發展領域的共同理想和相似經歷促成了獨特的合作動力。我們可以期待，這樣的交流合作在未來會繼續推進，也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夠多去非洲看看，走進非洲！
謝謝大家。
內容根據現場演講與講稿綜合整理
策劃丨恆宇啊
剪輯丨Chaos
本演講來自“從不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主題演講特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