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全球知識雷鋒第214篇講座。

主體整理自2023年8月24日，曾若暉（Jiat-Hwee CHANG）在雪城大學的講座,講座由蔡明亮主持，原題目為“熱帶建築譜系：殖民網路、自然與技術科學（A Genealogy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Colonial Networks, Nature and Technoscience）講座影片地址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B7wCxwY4I，講座由郭力娜翻譯，陳采薇校對排版，王婉琳策劃編輯。

正文共約2.2w字，125圖，閱讀完需要40分鐘

感謝大家的到來，很高興看到這麼多聽眾來到現場。我很榮幸邀請曾若暉（Jiat-Hwee Chang）博士來到雪城大學建築學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at Syracuse University）。曾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建築、歷史、科學、技術和環境研究的交叉性批評。他的研究工作史論嚴謹、具有理論創新性，並且論證了建築跨越地域和時空介入複雜的政治、社會和技術網路的方式。曾博士目前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副教授，也是歷史理論與批評課題組的負責人。

曾博士最近出版了《熱帶建築譜系：殖民網路、自然與技術科學》（A Genealogy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Colonial Networks, Nature and Technoscience，2016）^*，今天的講座內容就摘自這本書。此書在2018年榮獲國際規劃史學會（IPHS）圖書獎，也曾入圍2017年歐洲東南亞研究協會（EuroASAS）人文圖書獎。曾博士也是《非西方現代主義的過去》（Non West Modernist Past，2011）^*的聯合主編之一，這本書非常有影響力，它開始研究所謂“非西方”（non west）的現代主義歷史。曾博士也是《東南亞現代建築，翻譯、認識論和權力問題》（Southeast Asia’s Modern Architecture, Questions of Translation, Epistemology and Power，2018）^*的聯合主編，這本書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出版。目前，曾博士是加拿大建築中心/梅隆基金會（CCA/Mellon Foundation）的一名研究員，他在其中研究亞洲的空調系統、建成環境和熱治理的跨國史，這也是我們把他請到這裡的原因。

*以上三本書內容簡介及資源參見文末“知識星期”。

謝謝勞倫斯。晚上好。非常感謝（雪城大學的）邀請，也感謝你們來聽這次講座。我特別要感謝勞倫斯對我訪問雪城大學進行的協調和接待，也很感謝對我的介紹。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熱帶建築譜系：殖民網路、自然與技術科學”。

《熱帶建築譜系：殖民網路、自然與技術科學》的封面

講座同名書籍開始於一個自我回顧（self-inventory）的課題，我梳理了那些在1990年代建築學習中對我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歷史，熱帶建築話語在其中佔據了重要部分。

黃向軍（Wee H. Koon，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和作者在巴厘島度假村進行建築一年級實地考察時的照片，攝於1993年。

上面這張照片記錄了我第一次接觸熱帶建築的場景。涼亭裡有兩個格格不入的傢伙，左邊那個人是我。這張照片拍攝於1993年，那是我第一次去巴厘島實地考察。工作坊的老師希望我們體驗熱帶生活（tropical living）*。他讓我們參觀巴厘島上的熱帶度假村。

^*當時，熱帶生活（tropical living）被理解為生活在室內和室外景觀的交界處的炎熱和潮溼環境中享受樹蔭和微風帶來的熱量。（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序言，pxviii）

《新加坡：空調之國》（Singapore: the air conditioned nation）*的封面，作者：切裡安·喬治（Cherian George），2000

新加坡人從過去到現在已經習慣了吹空調，重視熱帶生活其實隱含著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批判*。然而，那次在巴厘島的體驗並不完整，因為我們住不起高檔的度假村，只能住在廉價旅館的空調房裡。巴厘島之行結束後，我們又回到了工作室，一邊吹著過冷的空調一邊設計一個熱帶住宅。

^*作者將對新加坡政治和當代問題的犀利評論彙編成冊。這些文章深入探討了新加坡制度的核心及其形成的動力，揭示了“空調之國”許多固有的緊張關係和矛盾，以及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取得政治成功的原因。

^*相較於巴厘島熱帶度假勝地開放的、熱量多變的、多感官的熱帶生活，而在“空調之國”新加坡，密閉、熱量恆定、貧乏的空調環境普遍存在。（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序言，pxviii）

左上：楊經文的《熱帶城市地域主義》書籍封面； 右上：鄭慶順的熱帶特大城市方案草圖；右下：鄭的《線條、邊緣和陰影》書籍封面；左下：CSL聯合公司（CSL Associates）的林倬生設計的塞林格之家。

在強調熱帶居住的建築教育背後，是20世紀80、90年代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興起的一系列建築話語*，其中包含本土建築師鄭慶順（Tay Kheng Soon）和楊經文（Ken Yeang）為創造更適合熱帶的新建築語言和城市型別而進行的嘗試。部分作品（例如林倬生[Jimmy Lim]的作品塞林格之家[Salinger House，1992]）汲取了東南亞鄉土傳統，設計建造出工藝精美的新式鄉土建築和度假村。然而，這些不僅僅是環境問題，也是文化問題，與圍繞著阿卡汗建築獎（Aga Kahn Award for Architecture）*活動的後殖民身份政治緊密相關。

^*分別指的是：鄭慶順和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的合著《線條、邊緣和陰影：探尋熱帶亞洲的設計語言》（Line, Edge & Shade: The Search for a Design Language in Tropical Asia，1997）；楊經文著作《熱帶城市地域主義》（tropical urban regionalism，1987）

^*阿卡汗四世於1977年創立的建築獎項，旨在獎勵改善穆斯林社會住房、社群建設的建築概念。1980年代中期，該獎項、其組織的研討會及其出版的期刊《Mimar》中出現的作品，關注如何利用熱帶建築宣揚本土（local）和地方（regional）的差異，宣揚身份認同。（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序言，pxix）

擴散：頌揚“亞洲熱帶風格”的畫冊和生活雜誌封面。

隨後，關於建成環境中熱帶性的討論層出不窮。到了1990年代中期，有關熱帶建築的各種論述與相關的設計通常被歸類為亞洲熱帶風格（Asian tropical style）*或其他意思相近的詞語，這種風格在很多畫冊和生活雜誌（如上圖）中得到了宣揚。亞洲熱帶風格是一個模糊、不嚴謹的分類。熱帶建築（tropical architecture）*在當時是一個理所當然、很少受到質疑的概念，與氣候、文化、可持續性等關鍵詞有隱約的關聯。

^*當時，亞洲熱帶風格不僅指該地區不同型別的當代建築，還與東南亞過去的各種建築相關聯，如鄉土建築、殖民建築和獨立後的現代主義建築。（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序言，pxix）

^*例如，據說熱帶建築順應氣候，但常常裝有空調；據說熱帶住宅與當地文化密切相關，但卻往往由流動性強的富裕僑民居住；據說熱帶設計是為了可持續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但卻往往是以浪費能源和資源為特點的豪華住房。（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序言，pxix）

曾仕乾的“新熱帶性”與鄭慶順的熱帶性之爭，2001

2001年，一場小爭論揭露了熱帶建築話語內部的分歧。那一年，本地建築雜誌《新加坡建築師》（Singapore Architect）*上發表了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個學生工作坊的成果，標題是《新熱帶性》（Neo-tropicality），指導者是曾仕乾（Chan Soo Khian，圖左上）*。他是一名在檳城出生、在美國求學的新加坡建築師。

^*《新加坡建築師》（TSA）是新加坡建築師學會的季刊，創刊於 1958 年。雜誌每期對建築環境及其與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的關係進行深入研究，內容包含對新建築的專題報道和對當前主題的採訪和論文。

^*曾仕乾：新加坡和紐約的執業建築師，SCDA的創始負責人和設計總監。畢業於耶魯大學，曾在多所國際大學講學和任教，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學教授。

然而，鄭慶順*（圖右，Tay Kheng Soon，1940—，新加坡本土建築師 ）對曾在工作坊中安排的設計練習感到憂慮，特別是他對“線性交錯的立方體形式”（interlocking rectilinear cubic forms）審美的讚揚。鄭認為，審美和文化政治密不可分。多年以來，他始終倡導“線條、邊緣和陰影”的建築審美），以挑戰在他看來是西方殖民霸權的“體量、平面和光”（volume, plane and light）的審美。

^*鄭慶順是1964 年從新加坡理工學院建築學院畢業的首批建築師之一。鄭先生以其強烈的觀點和對建築問題的直率態度而著稱，被譽為 “挑戰常規的橫向思維方式”。長期以來，他一直倡導適合熱帶環境的建築，他的設計，如 KK 醫院、技術教育學院（ITE）碧山分校和實龍崗花園鄉村俱樂部，都顯示了他對地點和環境的敏感性。

曾仕乾的“新熱帶性”與鄭慶順的熱帶性之爭

“…… （1960年代的）問題是熱帶性，現在仍然是。可見這個問題是多麼難以捉摸。不同的是，當時我們正處於去殖民化的痛苦之中。因此，建築設計中的熱帶性問題是我們解放自身、擺脫政治、擺脫大師品味束縛的一部分。現如今的熱帶性似乎更像是一種時尚宣言……（追求）我們自己對熱帶性的當代建築審美。”

在鄭看來，對體量和平面的審美起源於西方的溫帶建築形式，曾卻把它稱為“新熱帶性”，這讓鄭感到不安*。鄭在一篇期刊文章中批判道，熱帶性（tropicality）已經從1960年代去殖民化時期作為“從殖民者的政治和審美支配中解放自身的一部分”，變成了 “2000年代的時尚宣言（fashion statement）”。他指責曾的“新熱帶性”對西方審美的遵從，恰恰背離了新加坡本土對熱帶性獨立的審美追求。

^*鄭認為，西方建築對體量、平面和光的審美“衍生起源”於1920年代荷蘭的新造型（neo-plastic）運動，而曾將其稱為“新熱帶性”是在掩蓋被西方建築奴役的事實。鄭認為這是殖民霸權的延伸。（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導言，p2）

1.熱帶建築的殖民和後殖民權力關係

2.熱帶建築是一個由歷史力量塑造、與環境相關的概念

雖然這是新加坡本土的爭論，卻反映了熱帶建築話語中更廣泛的問題。

首先，鄭把熱帶建築審美與去殖民化和擺脫西方/殖民霸權聯絡了起來，從中可以看出，熱帶建築與殖民和後殖民權力的關係密不可分。換句話說，儘管熱帶建築是熱帶自然環境的產物，它同時也一定是政治的產物。

其次，20世紀中期的熱帶建築是對解放性建築審美的探索，而21世紀之交的熱帶建築則是迎合西方品味的時尚宣言，透過兩者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熱帶建築不是從永恆的自然衍生出的一成不變的建構，而是由歷史作用力塑造的不斷變化的、與環境相關的概念。

左上：麥克斯韋·弗萊和簡·德魯,《熱帶建築》（Tropical Architecture）

右上：烏多·庫爾特曼,《非洲新建築》（New architecture in Africa）

左下：伊恩·傑克遜（Iain Jackson）,《熱帶地區的鄉村住房：特別參考西非》（village housing in the trop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Jane Drew and Maxwell F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rry L. Ford），

右下：喬治·利普斯邁爾,《熱帶建築：熱帶地區的建築》（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然而，鄭的觀點也並非無懈可擊。眾所周知，在20世紀中期，英國和其他歐洲殖民勢力在其熱帶殖民地建造了多種形式的建築。這些熱帶殖民建築的物質和話語也延續到了後殖民時代，並涉及到北美和其他歐洲建築師在亞洲和非洲的實踐，作為國際發展援助的一部分。

換言之，在20世紀中期，西方形式的熱帶建築無處不在，這在麥克斯韋·弗萊和簡·德魯（Maxwell Fry & Jane Drew）*、烏多·庫爾特曼（Udo Kultermann）和喬治·利普斯邁爾（Georg Lippsmeier）*等人的出版物中有所記載。既然在熱帶的殖民、後殖民建築中可以識別出鄭的“線條、邊緣和陰影”的審美，那麼1950年代對於熱帶性審美的追求又是如何像鄭說的那樣成為一種解放性的政治主張呢？

*麥克斯韋·弗萊和簡·德魯在海外的工作持續了近四十年，正值二戰後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他們最廣泛的工作是在弗萊戰時被派往迦納後在西非進行的。《熱帶建築》（Tropical Architecture）中圖文並茂地講述了他們對當地氣候、傳統風貌的研究以及在地實踐。

*喬治·利普斯邁爾於1969 年創立了熱帶建築研究所 (IFT)。該小組研究成果發表於《熱帶建築：熱帶地區的建築》（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中，涉及了與熱帶建築和城市化相關的廣泛主題，重點是建築技術、氣候設計和城市貧民住房，該書將成為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渴望在熱帶地區工作的建築師和學生的主要國際教科書之一。

 “熱帶建築”在制度化和如此命名之前的漫長曆史。

我指出殖民時期熱帶建築的存在，不是為了批評鄭的立場。相反，我認為需要在更長的熱帶建築歷史*以及20世紀中期之前殖民全球化的複雜情況中理解鄭和曾的爭議。熱帶建築形式在早期可能不會這樣命名，直到20世紀中期，以溼熱氣候為代表的熱帶自然特殊屬性成為決定建築形式的主要因素。實際上，這些早期形式為熱帶建築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礎。

*這裡的更長的歷史（longer history）指的是二十世紀中葉“熱帶建築”一詞首次被制度化並命名為“熱帶建築”之前的歷史。（摘自《熱帶建築譜系》導言，pxix）

導言

第一部分：建築型別

第1章：熱帶住宅的出現

第2章：熱帶營房工程

第3章：亭式醫院佈局的轉譯

第4章：改善“土著”（native）住房

第二部分：研究與教育

第5章：構建技術科學網路

第6章：氣候設計教學

結論

我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對20世紀中期制度化之前和期間的熱帶建築的歷史梳理。共有六個章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透過四種建築型別講述熱帶建築制度化之前的歷史。第二部分透過研究和教育活動探討20世紀中期熱帶建築制度化中的科學技術知識。

本次講座中，我將選取其中三個章節（圖中橙色高亮），探討大英帝國熱帶建築譜系中的三個重要時期。

熱帶建築的分類特殊性：“自然是熱帶建築形式的決定因素”與“文化是塑造溫帶建築形式的主要因素”？

左：1890年代的一張地圖，展現了氣候與種族、經濟和發展狀況的融合；

右：弗萊徹（Bannister Fletcher）的建築樹展示了不同的歷史和民族風格。

在此之前，我們需要探討熱帶建築分類的特殊性。熱帶建築的背後隱含著其不言而喻的對立面——溫帶建築（temperate architecture），但溫帶建築這個類別並不存在。從過去到現在，溫帶地區的建築一直根據國家或地區的較小地理單元（如英式、法式、弗拉芒式[Vlaams，比利時荷語區]）或者風格（如古典、巴洛克和現代）進行分類。換言之，不同於熱帶地區將自然氣候作為建築的主要因素，在溫帶地區，文化——無論是國家/地區的文化還是與審美分類相關的文化——被默許為塑造建築的主要因素。

這種分類方式的特殊性說明，熱帶建築是由外在、恆定的自然因素決定，是同質而靜態的存在；而溫帶建築是異質和動態的，由不斷發展的文化作用力塑造而成。

自然氣候為什麼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主導因素，這種主導性是如何成立的？

自然因素的主導性實現或促進了什麼？

對科學技術的強調混淆了殖民和後殖民的權力關係

在梳理熱帶建築歷史的過程中，我嘗試著理解這種分類的特殊性，並提出以下問題：自然氣候為什麼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主導因素，這種主導性是如何成立的？自然因素的主導性實現或促進了什麼？我認為，自然因素的主導性導致了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卻掩蓋了殖民地和後殖民地權力關係中潛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

讓我們從第一個歷史時刻開始講起。

左：安東尼·金的開創性著作《洋房》的封面。

右上：出自G. F. 阿特金森（G. F. Atkinson）的著作《咖哩和米飯》（Curry and Rice，1860）的插圖，展示了一名歐洲男子睡在風簾下的情景。

右下：畫中一位歐洲男子穿著印度服裝。

*安東尼·金（Anthony King）的學術背景包括歷史學、建築學、經濟學、文化研究和社會學，這些在他1984年的著作《洋房》中得到了全面的體現。在書中，作者為了研究一種建築型別（或說建築影像），參考了印、英、北美、非和澳大利亞幾個世紀以來的相關資料。書中插圖極具視覺衝擊力，但安東尼的寫作主題很明晰：洋房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不僅英國統治者借鑑了孟加拉的開放式房屋，在世紀之交的美國街頭，一連串的平房也能綿延數英里——這仍然是經濟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的足跡之一。【來源：在風土建築中締造新的聯絡（上）[美] Paul Groth 著 蔡宣皓 譯，建築遺產學刊，2022.8】

*輪狀冷風機：印度使用的一種用於迴圈和冷卻空氣的裝置，主要由一種安裝在窗戶上幷包裹在溼布中的旋轉輪組成。

*溼香簾：用香草根編結, 用以阻擋戶外熱氣及臭氣溼香簾：用香草根編結, 用以阻擋戶外熱氣及臭氣.

*搖扇或風簾：是一種古老的室內裝置，用於製造風扇效果。通常由一條長條或布簾懸掛在天花板上，透過人工或機械手動搖動以產生空氣流動。在印度和其他亞洲地區曾經很流行。

左上：歐洲婦女在一棟英亞洋房的外廊休憩，新加坡，1890年代。

左下：出自《咖哩和米飯》中的插圖，展現了一名歐洲男子坐在英印洋房的外廊下，在印度僕人的服侍下十分愜意的場景。

右：羅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薩福克別墅，檳城（Suffolk house，Penang），1818。

英印洋房和之後的英亞洋房（Anglo-Asian bungalows）都是高大通風的住宅，房間天花板很高，寬敞的房門通向圍繞外立面的廊子。它的規劃和設計似乎主要考慮的是舒適性。在這段歷史時期，熱帶還沒有被歐洲人看作是不健康的地方，而只是認為那裡的氣候溼熱不夠舒適。

所以，英國人當時的任務主要是規劃和設計舒適的建築。在18世紀及更早的時候，舒適（comfort）被廣泛理解為所有身體感官上的舒適。根據歷史學家約翰·克勞利（John Crowley）*的說法，生理性舒適（physical comfort）指“對身體和周圍環境關係的自覺滿足”，是18世紀英美人的發明，這一概念真正改善了家庭環境的物質文化。通風舒適的英亞洋房可以在這個歷史語境下理解。

*約翰·克勞利是達爾豪斯大學喬治·門羅歷史學名譽教授，研究早期近代英美歷史、比較歐洲殖民、物質文化、景觀歷史等領域，著有《舒適的發明：現代早期英國和早期美國的知覺與設計》（The Invention of Comfort：Sensibility and Design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Early America）。

歐洲人講的生理性舒適不僅取決於建築環境的物質層面，也源於建築與景觀之間的關係。許多英亞洋房都精心佈置在熱帶景觀中，不僅是為了微風和遮陽的環境效益，也是透過策略性地與野生和人工修整的（manicure）的熱帶風景結合，創造如畫的效果（picturesque effect）。

德里描本（Delhi sketch book）的漫畫，1853 年，取自安東尼·金的《洋房》

在建築歷史學術研究中，混合性（hybridization）往往被視為破壞殖民二元體系穩定、質疑傳播主義敘事的文化過程。然而，在殖民地建築生產的他治（heteronomous）和異質（heterogeneous）的條件下，混合性也可以被認為與設計和建造的社會性技術過程相關。

我所說的“他治性”，借鑑了社會學家馬加利·拉森（Magali Larson）的建築他治性（architectural heteronomy）概念*。拉森認為，建築學知識和實踐與其說是自主的學科和專業，不如說是“他治的”，因為建築師需要依靠外部因素和其他參與者來實現（建造）建築。我所說的“異質性”，則借鑑了科技研究學者約翰·勞（John Law）的異質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概念*，指穩定的人造物（例如建築）需要在偶然組合（assembly）中排列不同要素。

^*建築他治性：在建築領域，儘管存在著明顯的分化和階層劃分，但學科的合法性卻建立在設計美學的基礎上，這使得精英設計師在該領域享有特權地位。藝術的魅力意識形態進一步增強了精英地位。然而，在專業建築的有限話語領域之外，即使是精英的權威也因其對客戶和其他技術專家的不可避免依賴而受到削弱。我們的社會賦予專業人士，尤其是藝術家的意識形態自主權，無法掩蓋建築工作的基本異質性。

^*異質工程：工程學中的水力比喻有助於我們思考複雜的異質關係和流動。它提醒我們，這些關係和流動岌岌可危，我們庇護的屏障可能有效，但也很脆弱。當然，我們所面對的不是單一的流動，不是病毒的流動，而是由不同的流動和壁壘所組成的網狀結構：動物、貿易、經濟、個人流動、政策制度、安全和衛生，以及病毒。所有這些，它們之間的交叉以及它們之間的障礙之間的交叉，都發揮著各自的作用。這是一個異構系統，是一個在很多時候都能發揮作用的關係體，但有時也會失效。

建築環境脆弱的偶然性可能聽起來違背直覺，因為建築往往給人以永恆和穩定的印象。但是，在殖民時期的建築環境中，建築組合的脆弱性體現在各種形式、各種程度的建造失敗當中。正如上面這張19世紀英屬印度漫畫所展現的那樣，這樣的失敗並不罕見。

左：在政府大樓工作的囚犯勞工（主要是印度人），新加坡，1860年代左右。

右：湯姆森（JT Thomson）手繪的“中國工匠”和“中國石匠，客家聚落[原文如此，正確表達為Hakka]”，1851年。

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與一戰不同，二戰中的城市對於市民的避難生活以及將民用設施轉變為戰備空間的相關措施非常重要。比如上圖左邊，倫敦地鐵空間以有限的方式成為一種大規模的避難所。在右邊，莫斯科地鐵中也存在同樣的現象，其刻意比最初計劃的深度往下開挖更多，以便用作潛在的避難所。

這些失敗，可能是因為建造活動嚴重依賴於當地的建築工人。這些工人講著與歐洲人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建造文化和工藝傳統。殖民者對原住民有各種文化偏見和殖民主義意象（Colonial tropes）*，這讓來自歐洲的建築工程師對當地工人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不熟練、粗心、不可靠。但同時，殖民者也嘗試學習當地語言和技術，以便更好地理解工人並和他們溝通，從而確保施工質量。

*殖民主義意象：通常被用來描述或呈現關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殖民地生活的特定觀念、偏見或想象。可能涉及到對殖民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描繪，以及對權力、文化、種族和性別關係的再現。包括一系列符號、符號化的身份、角色刻板印象、故事情節等。

左上：菲利普·傑克遜（Philip Jackson)中尉於1823年創作的早期檳城畫作。

右上：從海上俯瞰新加坡早期的景觀，其中可見茅草屋頂的木屋。

下：從聖安德魯教堂（St Andrew’s Church）尖頂看到的新加坡全景，1863年，展示了新加坡十九世紀上半葉“比較樸素”（comparative plainness）的古典建築。

在殖民化的早期階段，歐洲人對熱帶殖民地建築資源不熟悉，可能也是建造失敗的原因之一。根據當地的自然資源和建造傳統，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木材、石材、磚和灰泥。另外，一些在工業化歐洲常見的建築工具，尤其是機械裝置，在熱帶地區可能並不具備。建設者透過各種方法克服了這些困難，比如在當地找到合適的替代品，或者透過簡化設計適應當地的建築資源。

總之，殖民地的混合性應放在社會技術體系中理解。為了應對殖民地建築生產的他治性和異質性條件，殖民地建設者想了許多辦法，比如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邊幹邊學等。

這種混合性也與殖民地建設者有關。19世紀晚期以前，在英國的熱帶殖民地幾乎找不到專業建築師；軍事工程師也沒有受過正規的設計和建造訓練。直到19世紀中葉，才引入了針對工程師的系統性建築施工培訓。我們將在之後的部分中詳細講解。

接下來，我們講第二個歷史時期的另一種建築型別，19世紀中葉的殖民地兵營（colonial military barracks）。

左上：東陵兵營，前方是板球場

上右：布拉尼島兵營營房的鳥瞰圖。

下：一棟樟宜營房

我想先介紹幾個殖民地兵營的關鍵概念，並簡要概括新加坡兵營的歷史。

首先，殖民地新加坡的第一座專用兵營是東陵兵營（Tanglin Barracks），建成於1862年，是一個架空地板、涼廊圍合、屋頂覆蓋茅草的木結構建築。它們似乎是根據英國本土規範進行的規劃，卻使用了當地材料建造。

到了1880年代，由於新加坡作為一個殖民地港口的重要性日漸突出，殖民者對此地實施了新的軍事規劃，其中包括在布拉尼島（Pulau Brani）和布拉康瑪提島（Pulau Blakang Mati，今聖淘沙島）上建造新的軍事營地和兵營。兩層的營房採用磚木混合結構，結合了《營房概要》（Barracks Synopsis）*中的英國本土規範和殖民地的建築風俗。有時，當地規範會取代英國本土的規範。

*《營房概要》（Barracks Synopsis）中包含大英帝國不同型別軍事單位的建築物的標準清單，並規定了房間的建築面積和立方空間，是新兵營建築的設計基礎。（摘自《熱帶建築譜系》p74-75）

在20世紀20、30年代，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將新加坡作為大英帝國在遠東重要防禦堡壘的一部分，皇家工兵團（Royal Engineers）規劃建造了樟宜兵營（Changi cantonment）。其中典型的營房是三層的鋼筋混凝土建築，遵循了後來的《營房概要》中規定的型別平面和設計標準，兩者都足夠靈活應對當地的不同情況。例如，營房的鋼筋混凝土框架是在英國倫敦計算和設計的，但少數開口和屋架體系則在當地測試和施工。

從這個簡短的歷史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兵營逐漸變得更加靈活，也更加穩定。早期的營房和之前講到的混合式洋房沒有什麼區別，即它們會根據當地的資源和勞動力而因地制宜。而後來的軍營是一種相對固定的型別，特別是末期在樟宜的那些兵營型式，是相對穩定不變的。

左上：相同的營房設計，但是平屋頂。

右上：在英國都會完成設計和計算的鋼筋混凝土框架。

晚期兵營的型制更加穩定的原因還在於，熱帶地區的兵營在20世紀初就已經是一種定義明確的建築型別。《營房概要》和型別平面圖中分別明確地規定了建築標準和空間佈局。兵營不僅在建造材料的使用上變得更加固定，也因為殖民地建築生產的異質性和他治性發展而不再需要就地取材、臨時拼湊。這種穩定性的提高還有賴於日益複雜的英國本土規範定義，能夠順應並一定程度上納入當地的差異和變化。

在比較這個時期的兵營和上一個時期的洋房時，我想探討這種與日俱增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背後有怎樣的政治因素。

左：查爾斯·帕斯利上尉，1780—1861

右：在查塔姆皇家工程師學院舉行的儀式

兵營變得更加穩定而機動，主要是因為19世紀早期到中期熱帶地區出現了系統的建築知識，這歸因於很多要素。

英國軍事工程師的首次系統培訓始於19世紀，他們是最早正式接受建築施工教育的人。在英國及其帝國，查爾斯·帕斯利上尉（Captain Charles Pasley）於1825年在查塔姆皇家工程師學院（Royal Engineers Establishment in Chatham）*開設建築實踐課程，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次年，帕斯利根據這門課程出版了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教材（編注：《防禦工事》Fortification）。這門課程及教材專為前往殖民地的軍事工程師而設計，其中條理清晰地講解了建築施工的基礎知識，幫助這些工程師成為建設者。

^*一個過去存在的機構，位於英國查塔姆，是皇家工程師隊的一個培訓學校和基地。主要任務是培訓皇家工程師隊的成員，提供涵蓋了工程學、地形學、爆破學、橋樑建設、通訊和軍事工程等領域的課程，為英國軍隊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工程師和軍事專家，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左：屋頂遮陽板設計實驗，1918

右上：鐵製屋頂建造系統的調研，1843

右下：對香港中國建築工人的描繪，1849

除了正規培訓之外，帕斯利和同事們也開創性地對建造的各方面進行了系統研究，包括建立測試建築材料的“實驗傳統”（experimental tradition），以及比較英國熱帶各個殖民地的施工方法。

查爾斯·史密斯設計的預製營房的剖面圖和立面圖

在這樣的實驗條件下，西印度建造了最早的標準化熱帶營房之一，1824年由西印度皇家工兵司令查爾斯·史密斯上校（Colonel Charles Felix Smith）設計。為了應對極端的溼熱氣候和瘴氣，它被設計為一座兩層、狹長的獨棟建築，底部是通風的半層地下室。從建築剖面可以看出，房間位於中部，兩側是遮陽擋雨的陽臺。室內空間很寬敞，為空氣流通提供了大量空間。

印度軍隊衛生狀況皇家委員會報告中展示印度軍營內部擁擠不堪、通風不良的一幅畫，1863

該設計參考了疾病傳播的瘴氣理論（miasmatic theory of disease transmission），這是當時醫學界對疾病傳播（ill health）的普遍解釋。該理論指出，環境和人體腐爛的有機物產生的有毒氣體是造成疾病的原因，熱帶地區的溼熱氣候加速了腐敗過程，導致散發出更多有毒瘴氣。同樣，在擁擠不堪、通風不良的室內也容易積聚大量的瘴氣（上圖），需要透過通風換氣將聚集的瘴氣進行稀釋。這就要求室內具有較大的空間用於空氣流通。史密斯設計的營房剖面窄、室內寬敞、開口大，提供了良好的通風條件。

• 建造系統

下：史密斯設計的營房主要鑄鐵結構部件——大梁和託梁——的圖紙

更重要的是，該營房是一個可以在西印度各個地方推廣的建造“系統”。它由很多鑄鐵部件組成，這些部件由英國的鑄造廠預製以後運往西印度組裝。為了便於裝配，鑄鐵部件間的連線處專門進行了設計。有了這種易於組裝的預製系統，儘管史密斯手下缺少軍事工程師，且當地缺乏熟練的建築技工，他仍能在西印度各地建造大量的營房。

儘管史密斯的建造系統取得了重大的創新和成功，但熱帶營房建築只有在19世紀中期英軍重大衛生改革之後才變得更加普及和系統化。

19世紀中期的兩個事件引發了一場重大的衛生改革。第一個是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揭露克里米亞戰爭中的衛生危機。這使得皇家軍隊健康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Army）在1857年從資料上揭示了英國軍隊的高死亡率，並將其歸因於營房的陰暗、潮溼、擁擠和通風不良。第二個是1857至58年間的印度叛亂及其後的政治改革。此次改革需要英國在印度駐紮更多士兵，從而使管理人員關注士兵的健康及其駐地的衛生條件。英國駐印度軍隊衛生狀況皇家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of the Sanitary  state of British Army in India）進而揭露了其他駐地更高的死亡率和更糟糕的生活條件。

上：條形圖中比較了英國、在英國服役的軍隊和在印度服役的軍隊中男性人口的死亡率。資料來源：1863年的英國駐印度軍隊衛生狀況皇家委員會的報告

下：不同情況下居民人口密度比較圖

由於營房的衛生條件被認為是導致英國士兵不健康的主要原因，以上兩個委員會的發現進一步促進了兵營和醫院改進委員會（Barracks and Hospital Improvement Commissions, BHIC）的形成 ，旨在審查現存的兵營和醫院，並想辦法對其條件做出改進。由於普遍認為氣候和健康之間具有因果聯絡，三個改進委員會分別在英國本土、地中海、印度設立了辦事處來考察軍事駐地的建設。英國本土代表著（英國人認為的）最健康的溫帶氣候，印度代表對人類生命（尤其是英國）“有威脅”（hostile）的熱帶氣候，而地中海氣候則位於兩個極端情況之間。

左：駐印軍隊衛生狀況皇家委員會報告中的“溫度表……包括與溫度有關的最顯著的化學和生理現象”，1863

右：報告中詹姆斯·格萊舍（James Glaisher）繪製的印度天氣圖，1863

（極熱）氣候與衛生健康的因果關係，與我們早先討論到的疾病傳播的瘴氣理論明顯相關，同時也受到19世紀氣象學發展的影響。在此之前，氣候基本是不定量且不可量化的。19世紀初，精確測量儀器的出現和測量方法的規範化促進了氣候的量化，也確定了表示空間中氣候資料的新模式。透過給看似混亂的資料施加秩序，會出現新的解釋和可能的效用。

這些新的解釋之一，是將熱帶地區從早先只是令人感到生理性不舒適的“他者”重建為此時此刻病理性的“他者”。

左上和左下：兵營和醫院改進委員會為印度和熱帶駐地設計的營房剖面圖和平面圖。

右上：英國“本土” 駐地營房的立面圖和平面圖。

右下：地中海地區駐地營房的剖面圖和平面圖。

三個委員會主要考慮的都是如何根據這些（他們認為絕對必要的）基礎性健康原則為其調研的駐地制訂一個基本的型別平面。他們基於相同的瘴氣理論和各有差異的氣候條件，於1861至63年間釋出的設計報告中提出了各自的營房型別，基於相同的平面——對稱、獨棟、一室進深，中設樓梯，廁所位於兩端。唯一的區別是空間標準，包括建築面積、人均空間體積以及陽臺配置與否。

左：1911 年版《營房概要》中的表格，顯示不同氣候帶駐地的空間標準。

右：1923 年版《營房概要》中的類似表格。

空間標準和氣候變化的邏輯隨後成為軍事住房明確標準的基礎，該標準從1856年起編入不同版本的《營房概要》，其中列出了大英帝國不同型別軍事單位的標準建築清單，並規定了建築面積和房間體積，以指導所有新的營房建築設計。隨著《營房概要》的不斷修訂，氣候分類和空間標準規定也在發生改變。然而，氣候仍然按照英國本土、地中海和印度駐地——從溫帶到熱帶——的原始模式進行模糊的分類。隨著氣候從寒冷到炎熱，空間標準也變得愈發寬鬆（見兩張表格）。

上：顯示樟宜位置的新加坡地圖

下：樟宜兵營美麗的自然景觀

為士兵健康考慮設計的模板營房位於兵營內。這是一種特殊的環境，與一般的殖民地景觀不同。例如，樟宜兵營有很多娛樂設施供士兵使用。這些建築被精心佈置在自然環境中，被使用者稱為天堂。

“兵營”一詞源於法語詞彙“cantonner”，意思是駐紮、分開和隔離。所有兵營規劃都包含安東尼·金所說的“分離概念”（separation）。因此，兵營不僅是一片特殊的飛地，它也被認為是一個和本土城市分離的實體，近到足以保衛城市，但又遠到不會被所謂的不衛生、不道德的條件所汙染。這一點體現在樟宜兵營（上圖中紅色圓圈位置，位於新加坡島的最東部）的建設中，當時特意將其選址在遠離城市、偏僻、未開發的地方。

生命政治作為一種治理制度，投入生命權力以管理、增加和最佳化人口的生命。

主權權力“強迫死而放任生”，而生命權力則“強迫生而放任死”。

在1863年皇家委員會報告中，介紹了基於“分離概念”的印度和熱帶地區中兵營的選址和規劃的很多策略。除了分離之外，報告還建議在兵營中增加花園、健身房、圖書館和閱覽室等設施，鼓勵士兵有效利用時間來提高身體和道德素質。據觀察，士兵的無所事事和不務正業是導致普遍酗酒、健康狀況不佳甚至性病的主要原因。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將這種對環境的干預理解為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一種形式，即試圖投入生命權力（biopower）以管理、繁殖和最佳化人口的治理制度。在將這種新的生命權力與舊的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進行對比時，他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主權權力“強迫死而放任生”，而生物權力“強迫生而放任死”*。

^*福柯認為，在王權時期，主權者與生命的關係是“強迫死”(take life) 和“放任生”(let live)，指出了主權者所擁有的強大權力:“長期以來，主權權力 (sovereign power) 的一個典型特徵就是決定生死的權利 (the right。”這一點來源to decide life and death)於古代社會中的父權，例如古羅馬家庭的父親擁有決定其子女和奴隸生與死的權力。主權權力展示其權力的最有力方式就是酷刑或者行刑儀式，即展示如何殘忍地侵犯或奪去某人的生命，也就是“強迫死”。同時，因為這一時期生與死的功能都是君主或家長來掌握的，所以個體是不能自殺的，因為自殺剝奪了君主或家長對生殺大權的掌控。簡言之，在這一時期，主權者掌握了死亡的權力，並運用死亡的儀式來展示其權力，而對生命如何生存卻不加關心。

而進入現代社會後，這組關係出現反轉，成了“強迫生(make live)放任死(let die)。前者意味著生命必須超越個體意志的存在，成為社會的集體共識。福柯認為，自18世紀以來，管理生命變成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主題，而人類的政治活動也主要圍繞著繁殖出生、死亡、健康、壽命等過程及其約束性條件的改進展開。“放任死”則意味著死亡作為一種儀式在人類社會的重要性下降。在現代社會，死亡的儀式變得越來越簡化。同時，廢除死刑使得死亡作為懲罰機制的功能也在逐漸弱化。

左：兩名英國士兵與他們在布拉尼島的“土著”僕人合影，約1910年代；

中：樟宜兵營廊子上的“縫紉工”（sew sew），約1930年代； 

右：兩名“房僕”（room boys）在樟宜兵營的廊子裡幫助做家務，約1930年代。

然而，這個兵營從未與本土城市分離，也從不可被分離。相反，它與本土城市之間有著寄生的社會經濟關係。殖民地的英國士兵不僅需要大量土著僕人來做家務和維繫日常生活，兵營的建設也依賴於殖民地繳納的軍費（military contribution），而在生命政治層面，被殖民土地上的生命則是“例外狀態”。可以說，兵營的建設得益於殖民地貢獻的軍事經費，以及對殖民地本土人民生命政治的剝削。

左：在樟宜，三名英國士兵頭戴託皮帽，擺出輕鬆的姿勢，約1930年代；

右：新加坡“土著”擁擠不堪的生活區，約1940年代。一些人躺在地上吸食鴉片。

例如，1920至1940年代，馬來亞（Malayan）殖民政府*在新加坡帝國海軍基地和其他國防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樟宜兵營）中提供了大量軍費，均來源於殖民地的財政收入。在殖民地馬來亞，很大一部分還來自“毒源”鴉片。

^*指英國對馬來亞半島實行殖民統治的政府。在殖民時期，新加坡是馬來亞半島的一部分，隸屬於馬來亞殖民政府的管轄範圍。1957年，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獨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正式成立，由馬來亞聯邦、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羅洲四個成員國組成。新加坡於1965年8月9日宣佈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兵營和本土城市的寄生關係被一種不對等的關係所掩蓋，士兵的“優越生活”（good lives）和移民工人的“貧苦生活”（sheer lives）形成鮮明對比。這種關係也體現在空間中，殖民政府投資建設的兵營有著大片的空地、茂密的植被、衛生條件良好的基礎設施，而被殖民政府忽視的“土著”城市則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奇差無比。

現在，讓我們來講第三個歷史時期——20世紀中期，也是最後一個歷史階段。

左：《住房與城鄉規劃》特刊“熱帶地區的住房”（special issue of Housing and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on “Housing in the Tropics”）的封面，1952

右上：麥克斯韋·弗萊和簡·德魯的《溼熱區的熱帶建築》（Trop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Hot and Humid Zone，1956）*中提供的主要建築研究所名單。

右下：西非研究所外景，約1950年代。

*本書是兩位英國著名建築師在西非、印度和阿拉伯地區十年積極設計、規劃和建造的產物。書中介紹了影響熱帶溼潤地區設計的因素、人及其需求、氣候及其伴隨的疾病、材料和建築手段、不同功能建築的實踐等等。

在這個歷史關頭，熱帶建築被制度化為廣泛應用於所有建築型別的知識和實踐體系。20世紀中期，現代建築的核心是科學技術的知識和實踐，此時的熱帶建築與之前階段得以區分開來。這一時期，世界各地建立了許多建築研究機構，專門研究熱帶建築問題。

1950年代，就連聯合國社會事務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也報告稱，人們越來越重視科學研究和實驗，致力於改進建築方法和設計。1950至51年間，聯合國熱帶住房考察團（United Nations Tropical Housing Mission）被派往南亞和東南亞，發現“兩地正在進行大量的研究、實驗和小型論證”。

左：麥克斯韋·弗萊和簡·德魯的《溼熱區的熱帶建築》中有關太陽資料和太陽路徑圖的兩頁技術細節。

右：人類對氣候的生理反應圖，摘自維克多·奧爾蓋和阿拉達·奧爾蓋（Victor Olgyay and Aladar Olgyay）的《設計考慮氣候：建築地域主義的生物氣候學方法》（Design with Climate: Bioclimatic Approach to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1963）。

1950年代，為探討熱帶地區建築面臨的挑戰而召開的眾多技術和專家會議也體現了科學技術研究的核心地位。此外，許多關於熱帶建築的技術類教科書和手冊都採用了新的科學技術概念、資料以及新穎的表現方式，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科技轉向的印象。

左：科學與工業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DSIR）下屬各研究所的地圖。建築研究所是其中之一。

右：1971年建築研究所舉辦五十週年慶典（Golden Jubilee）時的場地軸測圖。

全球最早成立的建築研究組織是英國的建築研究所（the 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該機構成立於1921年，是隨後在世界各地成立的許多國家資助的建築研究機構的模版。然而，建築研究所最初成立的目的只是為了處理英國的住房和其他建築問題。直到1948年成立了一個殖民地聯絡單位（Colonial Liaison Unit），它才開始處理熱帶地區的建築問題。後來，該單位擴充套件並更名為熱帶建築部（Tropical Building Division），進一步明確了其研究重點。

紅圈：擬設在英國都會“中心”的殖民地住房局

黃圈：擬設在“邊緣”殖民地的地區研究中心

建築研究所的熱帶建築部起源於英國殖民地住房研究小組（Colonial Housing Research Group）於1945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包含兩項內容，以協調大英帝國在不同地區開展的住房研究。

其一，提議建設一個都會中心，稱為殖民地住房局（Colonial Housing Bureau），負責收集和傳播有關殖民地住房研究的資訊。它將作為一個資訊存放處，可以整理不同地方的住房研究資訊以供查閱。其次，建議在“外圍”（periphery）地區建立四個區域研究中心，擬定地點為西印度群島、東非、西非和馬來亞。

左上：世界殖民地發展地圖；

左下：羅伯特·加德納·梅德溫（Robert Gardner-Medwin）撰寫並發表在1948年《建築師雜誌》（The Architects Journal, 1948）上的關於西印度為社會福利設計和建造新建築的報告；

右：關於英國殖民地發展的小冊子封面

這些建議標誌著殖民地辦事處（Colonial Office）首次在必要的財政支援下發起重大的協調努力，以應對殖民地住房這一新發現的問題。這一所謂的“發現”部分是因為1940年《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的透過而引起的政策變化。該法案為殖民地提供了用於衛生、教育和住房等領域的社會福利補貼。然而，對土著福利的關心並非源於大英帝國政府的“仁慈”，相反，這是應對英國所認為的殖民地“擾亂”——包括勞工騷亂和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的更大戰略的一部分。

帝國科學及其對組織和方法的影響

中心；專業研究；溫帶——工業生產

“邊緣”；應用；熱帶——初級生產

殖民地住房研究小組的建議明顯受到了以前的殖民地科學研究模式的影響。按照帝國科學的標準做法，擬建的殖民地住房局將隸屬於一個致力於解決類似問題的（英國）都會機構（metropolitan institution），在這裡就是剛才介紹的建築研究所。殖民地地區的研究機構也應該效仿都會機構的模式建立，儘管它們發揮的是輔助作用。就像20世紀初熱帶醫學的情況一樣，其分工模式是在英國都會進行專門的研究工作，而在殖民地開展廣泛應用。

在提議建設的建築研究組織中，也設想了“中心”和“邊緣”（center/periphery）之間的分工。該小組建議，地區中心應處理較簡單的現場問題，而將更為基礎的研究工作交給都會機構。這種勞動和科學研究的地域分工與當時的政治經濟關係相吻合，在這種關係中，熱帶的邊緣殖民地區與溫帶的都會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依附關係。

左：喬治·阿特金森在獅子山滑鐵盧機場（Waterloo Airfield）為自己設計建造的洋房，1941

右：喬治·阿特金森在其見證晚宴上的漫畫形象，1991

經過數次延期，擬議的殖民地住房局最終成立了，並在1948年6月喬治·阿特金森（George Atkinson）*被任命為殖民地聯絡官後更名為“殖民地聯絡單位”。每個英國殖民地都將指派一名技術官員與他保持聯絡併為其工作提供便利。

*喬治·阿特金森是大英帝國在20世紀中葉推動熱帶建築“體系化”的關鍵人物，1948年他首次被任命為殖民地聯絡官，負責管理前文提及的建築研究所（BRS）的殖民地聯絡單位（Colonial Liaison Unit），主要向倫敦的殖民辦公室彙報各殖民地關於建築與住房的事務。隨著大量英屬殖民地獨立，這一單位改名為熱帶建築部，此後他一直掌管該部門的事務直至1961年晉升為BRS首席建築師。更多關於阿特金森的介紹請參考曾若暉教授的文章《熱舒適性與熱帶建築氣候設計的史學審辯》，本文對諸多名詞的翻譯亦參考此文。

傳統工藝：試錯和“賭博” VS 建築科學 ：可預測性和可複製性

阿特金森面臨的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控制殖民地不斷增長的建築施工成本。他需要制定最低的建築標準，並透過建築科學的技術對策為熱帶地區找到更便宜、更高效的建設方法。與依賴經驗法則和反覆試驗的傳統工藝不同，建築科學力求在不同的場地和環境中實現效能的可預測性和可複製性。

建築標準：不變的流動體

(順時針）建築師-繪圖桌；建築科學家-實驗室；建造師-工地；製造商-工廠

如果在制定建築標準的研究所、科學家之外沒有人遵循這些標準，那麼它們將毫無用處。要讓標準發揮作用，必須傳播這些知識，讓建築行業遵守既定的實踐規範，接受培訓，可能還需要借用新的工具和裝置。換句話說，建築標準需要在不同場所、環境和人群之間的傳播過程中保持一致。在很多方面,建築標準接近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謂的“不變的流動體”（immutable mobile）*，指一種流動、穩定、可組合的實體，它能夠在不變形的情況下流通。然而，不變的流動體只在網路系統內部保有恆定和可組合的特徵，因此制訂建築標準，需要先搭建起這個網路。

拉圖爾在其著作《科學在行動》（Science in Action）中討論了這一概念，例如科學家透過使用圖表、影像、文字和模型等方式，將複雜科學知識變為可傳遞的“流動體”，在不同科學家間傳播，使科學知識能夠被共享、驗證和進一步發展。該理論主要用於解釋科學知識和技術的全球傳播與穩定性的維持，其中論文、書籍和報告，以及技術標準和規範是“不變的流動體”的典型例子。

左：殖民地聯絡單位（Colonial Liaison Unit）出版的《殖民地建築筆記》（Colonial Building Notes）封面。

右：殖民地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在建築研究所上課

這正是阿特金森上任之後開展的工作。他走訪各個殖民地，加強它們之間的聯絡，對殖民地的建設發展進行調研並提出建議，對殖民地建築研究工作進行宣講。此外，他還發表了許多論文，積極開展教育活動，為殖民地服務機構的官員開設課程，同時在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A）熱帶研究系（Department of Tropical Studies）兼任教職。

（從上至下依次）熱帶建築部/殖民地聯絡單位，英國；西非建築研究所，阿克拉，1952；國家建築研究所，南非，1942；中央建築研究站，印度，1947；英聯邦實驗站，澳大利亞，1944；馬來亞公共工程部設計與研究分部

殖民地聯絡單位和阿特金森進行網路建設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協助在殖民地和其他地方建立地區建築研究所（Regional 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s）。1952年，該單位協助在阿克拉（Accra）成立了西非建築研究所（West African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並在馬來亞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內設立了設計與研究分部（Design and Research Branch）。

計算中心、節點和權力

這個網路不僅讓不變的流動體得以傳播，還具有權力效應（power effect）。根據拉圖爾（Latour）的觀點，空間上的網路暗示著資源會集中於少數幾個地方，他稱之為“結點和節點”（the knots and the nodes）^*。在該網路內部，事件、地點和人物均可被轉化為不變的流動體，並從網路的一個點流通到另一個點，通常是從邊緣或外圍到節點或中心，從而促進中心的知識積累。知識的積累也是權力的積累，因為它使得網路中一個或幾個節點能夠成為計算中心（centers of calculation），從而能夠因熟悉那裡的人、事和物而對遙遠的地方產生影響。知識的迴圈積累創造並強化了網路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權力不對稱，從而讓計算中心能夠統治和支配其他地方。

^*結點與節點概念是拉圖爾對社會技術網路的進一步闡釋，強調了在科學技術和社會實踐中，網路的結構和運作方式。其中結點指的是在網路中起關鍵作用的連線點，可以是人、機構、裝置、文件等，起到連線和溝通不同元素的作用；而節點則是網路中的個體元素或組成部分，可以是科學家、工程師、實驗裝置、技術規範、科技機構等，本身具有獨立性，但透過結點被連線成整體，使得不同知識、技術和資源能夠整合和共享，推動科學研究的進展。該理論幫我們理解科學和技術不是個體活動和孤立事件，而是具有網路化和動態性的特點。

左：19世紀全球死亡率比較

右：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1939年的空調廣告

為了說明網路的權力效應，讓我們把目光轉向熱帶地區的氣候設計。這是阿特金森開創的領域。

之前提到，熱帶地區在瘴氣理論的影響下被認為是不健康甚至致命的地方。從20世紀初開始，細菌理論（germ theory）逐漸取代瘴氣理論，熱帶醫學和衛生領域的創新降低了熱帶地區歐洲人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熱帶環境對歐洲人的影響不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而是變成了一個不那麼可怕的問題——熱舒適（thermal comfort）對他們的影響。某種程度上，這又回到第一個歷史時期中的舒適問題，但它的構成更加狹隘和科技化。

舒適當然不僅是簡單的熱感受問題，它與種族、階級和勞動等一系列問題有關。熱舒適的早期研究主要關注它對歐洲殖民者和土著勞工工作效率的影響，其中對勞動和精神效力的關注在後來被轉化為良好氣候設計的基礎。

焓溼圖：氣候型別和熱舒適心理計量（紅色：熱舒適區）

在1953年的一篇關於熱帶氣候設計的文章中，阿特金森概述了設計原則和規定。文章的核心是一幅心理計量圖，圖中繪製的是獅子山的弗里敦（Freetown）、奈及利亞的卡諾（Kano）和肯亞的內羅畢（Nairobi）的氣候資料，它們分別代表溫暖潮溼、炎熱乾燥和高原等主要熱帶氣候型別。與此相對比的是途中紅色的代表熱舒適區的區域。阿特金森的設計規定正是基於這三種氣候型別和熱舒適區之間的差異。

上：一位建築科學家在直升飛機上測試伊巴丹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at Ibadan）的模型。

下：熱帶地區的氣候帶，摘自弗萊和德魯，1964

這篇文章大概說明了幾件事。首先，三種基本氣候型別讓熱帶的複雜性變得可知。將複雜的生活世界（life-world）還原、簡化、標準化為一系列氣候引數之後，人們可以通過了解氣候來了解某一地域。

其次，透過氣候來了解地域的方式也令人意外地發現，共享炎熱潮溼的熱帶氣候的弗里敦和新加坡這樣在社會政治上多元的地域可方便地被歸為一類。而且，儘管地域之間存在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差異，但都能用相似的建築手法予以回應，尤其是在熱舒適度層面上。

第三，透過用氣候型別代表不同地域，並透過諸如表格、圖示和圖解等不變的流動體提供建築上的回應和建議，氣候設計把遙遠的異域集中在一處，將其現實領域扁平化，一次性呈現出來，並促進了對“不熟悉的事件、人和地點展開遠端操作（action）”的計算中心的形成。

左：西非期刊上刊登的霍普（Hope）窗戶和遮陽板廣告

右：馬來亞期刊上刊登的英國公司預製鋁製房屋的廣告

所謂的遠端操作至少以兩種主要形式體現。首先，對於在駐紮在都會、從事熱帶地區專案的英國建築師而言，氣候設計概述讓他們無需前往殖民地就能生產熱帶建築。也就是說，氣候設計的科技性和確定性促進了英國建築專業知識向熱帶殖民地的輸出。

第二種形式也許不夠直接，但更加普遍。氣候設計概述提供了明確的設計建議，使得熱帶建築部門和殖民地辦事處能據此提高建築標準，制訂後來被稱為現代熱帶建築（modern tropical architecture）的新設計規範，對規劃標準、建築材料和施工方法進行了詳細說明，以規範殖民地的建築生產。氣候設計所具有的科學技術確定性和清晰度尤為重要，因為當時許多熱帶地區的社會處於動盪之中，經歷著快速現代化、不均等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所帶來的重大變化和轉型（包括施工技術的降低和對傳統建築實踐的破壞）。一些評論家認為，這種新的設計和建築規範導致了熱帶地區對來自都會的進口建築材料、部品和專業知識的依賴。

我借用福柯的“譜系”（genealogy）一詞，透過研究熱帶建築的三個時期，試圖將其歷史化。譜系是“當下的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有助於瞭解當下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某種程度上，譜系的方法和歷史學家普遍的信念相同，認為當下承載著過去的情感意義。譜系的方法還關注“被壓抑的知識的反叛”（insurrection of subjugated knowledges）^*。在講座的最後，我想討論一下這些“被壓抑的知識”，以及它的反叛如何讓我們重新認識熱帶建築。我將這些知識分為自然、科學技術和權力三個相互關聯的類別。

^*這是福柯在《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中討論權力、知識和歷史時提出的概念，旨在揭示被主流話語和權力結構壓制和邊緣化的知識，包括被歷史遺忘或被官方記錄所排除的知識。可能來自邊緣群體、地方、草根運動、非正規教育等。福柯認為這些知識有反叛的潛力，因為它們能夠揭示和挑戰主流話語和權力結構的偏見和侷限性。透過對其重新發現和重視，邊緣化群體可重獲發言權，對抗現有的權力結構。例如女性主義運動、黑人平權運動都涉及被壓抑知識的復興。

左：大衛·阿諾德著作的封面；

中和右： 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馬來群島》（Alfred Russell Wallace, The Malay Archipelago, 1869）中的兩幅圖中，熱帶被描繪成充滿異國情調和危險的他者。

在講座最開始，我指出了熱帶建築分類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可以透過歷史學家大衛·阿諾德（David Arnold）所說的“熱帶性”（tropicality）來理解，指一種西方對熱帶地區的歷史想象，將其視為相對於歐洲溫帶地區所感知的“正常環境”截然不同的環境。按照薩義德（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線索，這種環境異質性取決於其構建的歷史背景，與其他社會文化的異質性深深交織在一起。在之前的講述中我們已經看到，熱帶地區在不同時期分別被描述為混亂、如畫、瘟疫肆虐、不舒適或未開發的他者。

“氣候是一種話語工具，能夠將社會關注的問題化為自然事實”——弗萊明和揚科維奇

儘管自然與社會文化之間存在這些糾葛，熱帶氣候仍被構想為一個外部的、恆定的實體存在。或許正如詹姆斯·羅傑·弗萊明（James Rodger Fleming）^*和弗拉基米爾·揚科維奇（Vladimir Jankovic）^*所言，“氣候是一種話語工具，能夠將社會關注的問題化為自然事實”。

^*弗萊明是美國曆史學家和科學技術研究專家，在環境科學、氣候變化以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等領域有廣泛的研究和著作；揚科維奇是塞爾維亞裔英國曆史學家，關注科學知識與社會、文化和政治之間的關係。

兩人曾組稿重要期刊《Osiris》第26卷，名為“Klima”，卷中論文將氣候話語視為一種框架裝置，使所有與生活在飢餓與滿足、疾病與健康、貧困與財富、孤立與社群、焦慮與希望的氣氛相關的社會關切顯而易見。主講人引用的句子可能出自其中，【知識星期】中附上兩人撰寫序言文章《Revisiting Klima》。

氣候與社會在概念上的區分是有益的，原因有二。其一，社會可以藉助氣候來解釋社會現象。其二，社會可以將氣候視為可以控制和馴服的問題。換言之，熱帶氣候既是權威，又是敵人；既是解釋，又是問題。

左上：《自然：人類紀元》第519卷第7542期，2015年3月12日

右上：顯示北京九年間發展（動圖）

左下：北京彩色衛星地圖，黑線表示北京城區邊界，白線表示緩衝區

右下：北京城市熱圖，顯示白天地表溫度。

殖民地對熱帶建築的建構觀念一直延續到後殖民時代的今天。炎熱潮溼的熱帶氣候仍然被視為建築的一個外部因素，為了促進後殖民國家不同模式的社會經濟發展，這個問題必須得到回應並加以規範。

但回應的前提是，對熱帶氣候穩定性、不可變性的認知。然而，由於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氣候變得不再穩定且無法預測。在這種鉅變下，社會還能訴諸於氣候嗎？

此外，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還導致了人類世議題（Anthropocene thesis）的提出，將人類視為一種地質因素，對自然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改變。除此之外，人類世議題還挑戰了氣候與社會、自然與文化之間的本體論區別。在沒有外部自然因素的情況下，社會與自然的關係需要重新定位。熱帶地區的建築不應當只是對熱帶自然和氣候的回應，而應該是它所回應的熱帶自然和氣候的共同創造者。

出自《美麗住宅》（House Beautiful）雜誌建築師氣候指南的氣候分析圖。出自《美麗住宅》（House Beautiful）雜誌建築師氣候指南的氣候分析圖。

與東方主義不同，殖民者對熱帶自然和氣候的建構不只是文化建構，還受到現代科技的影響。例如，沒有現代氣象學，我們就無法確定熱帶氣候的規律性，也就無法建立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以熱帶氣候的氣象學知識為基礎，其他科學技術知識如熱帶醫學和衛生學、建築科學和生理學，隨後也為將熱帶地區塑造成瘟疫肆虐、不舒適和未開發的他者做出了貢獻。除了將熱帶氣候確定為問題的根源和缺陷的原因之外，這些科技知識領域還提供了應對現有問題和缺陷的解決方案。

世界各類綠色評級系統地圖

這種殖民地科技知識和實踐背後是阿特金森這樣的專家以及皇家工程師、建築研究所等機構。在20世紀60、7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殖民主義結束後，類似的科學技術機構和網路繼續生產知識，並制定了對熱帶地區的建築設計和建造至關重要的規範。過去二十多年裡，熱帶可持續建築的出現同樣依賴於可持續發展機構、專家和諮詢公司所組成的跨國網路產生的新科學技術知識。

科學技術知識不僅僅是中立、客觀地描述自然現象的知識，同時也是嵌入權力關係的情境性知識（situated knowledge），並具有社會、文化和政治後果。之前提到，不同形式的科學技術知識在某些稱為“計算中心”的節點上得到積累和鞏固。我認為，這些知識的積累和鞏固也是權力的積累，因為這讓中心的專家能夠了解網路中遠端的地點並採取措施。

此外，熱帶建築與殖民熱帶的各種科學技術密切相關，而這些技術又受到殖民地治理的要求影響。因此，熱帶地區建築的殖民技術優先考慮解決建築而不是其他問題，它還以一種偏袒特定型別解決方案的方式來構建建築問題，並根據它們的政治便利性來給予優先考慮。

左：印尼日惹（Yogyakarta）甘榜卡利喬德 (Kampung Kali Cho-de)的自建定居點

右：一本介紹熱帶特色住宅的咖啡桌畫冊（coffee-table book）封面

如果訴諸於外部、恆定的自然因素，有助於讓熱帶建築看起來與政治無關，那麼我們透過熱帶性、科學技術和人類世的審視表明，熱帶建築徹頭徹尾是政治性的，它無法從殖民和後殖民的權力關係中脫離出來。

此外，我的分析基於福柯式的權力分析法，特別是用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來討論殖民地兵營。我認為，“都會-殖民地”的治理概念在熱帶地區被轉化為種族化的、缺陷的、過度的和碎片化的方式。在空間上，創造了支離破碎且不均衡的殖民地景觀，殖民地外來人口（colonial population）主要生活在處於例外狀態的“飛地”中，享受良好的生命政治生活。而被殖民的人口（colonized population）則生活在生命政治被忽視的環境中。

今天，類似的權力形式依然滲透在熱帶地區可持續建築的話語和實踐當中。在這個新自由資本主義和碎片城市化（splintering urbanism）的時代，熱帶建築的話語和實踐已經分裂為不同的生命政治制度。從明星建築師為高淨值人士打造的精緻別墅，到邊緣社群的自建定居點（kampongs）、貧民窟（favelas）和其他城中棚戶區。

觀眾1：首先感謝你的講座。事先說明一下，我來自印度尼西亞，對你講的內容有一定的瞭解。你介紹了英國殖民者如何透過科學技術方法應對熱帶建築。我想問，在新加坡，這種被建築施工局用以制定規則和標準的方法仍然普遍存在嗎？

曾若暉：我認為，在制定建築標準以及相關規範的時候，我們無法擺脫任何形式的科學技術知識。這回答了你的問題嗎？

觀眾1：我想說的可能是，有很多（科學技術）方法都來源於西方。我看到從兵營到新建築型別的發展中是如何從西方的角度來理解熱帶建築的。我認為，對於荷蘭殖民者，他們所做的是從殖民地本土建築中汲取智慧，並納入科學技術方法中。我的問題是，當今的新加坡是否仍然從西方的熱帶建築觀點出發並將其納入規範和標準？

曾若暉：你是指關於亨利·麥克萊恩·龐特（Henri Maclaine Pont）^*和托馬斯·卡斯滕（Thomas Karsten）這些殖民時期的建築師^*嗎？

^*亨利·麥克萊恩·龐特（1884-1971）是活躍於印尼的荷蘭建築師和考古學家，因其對爪哇和西方建築風格的融合而聞名，被稱為印尼現代鄉土建築奠基人。在爪哇生活時研究前伊斯蘭建築，1911年獲得第一個重要專案（the Semarang-Cheribon Steam Tram Company headquarters）並在泗水建立了公司，後來托馬斯·卡爾斯滕加入其公司。1919年接受了萬隆理工學院禮堂的設計委託，這是一座將西方建築和當地建築風格融合的建築。不久龐特因病返回荷蘭，並將公司出售給了卡爾斯滕、盧特延斯（Lutjens）和斯廷斯特（Steenstra Toussaint）。

^*托馬斯·卡斯滕（1884-1945）在荷屬殖民統治時期對印尼的建築和城市規劃做出重大貢獻，將殖民地城市環境的之間與本土元素融合，1915-1941年間，他負責規劃了爪哇19個市鎮中的12個，蘇門答臘9個城鎮中的3個，以及加里曼丹（印尼婆羅洲）的一座城市。獲得官方認可後，被委任為殖民地主要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成員以及萬隆工程學院的城市規劃講師。1945年在荷屬東印度的日佔期間，在靠近萬隆的拘留營中去世。

觀眾1：是的，他們算其中一些。

曾若暉：我認為荷蘭有悠久的殖民傳統，出生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歐洲人非常尊重殖民地當地的文化傳統，他們從中汲取靈感，將這些傳統以現代的形式加以詮釋。你指的是這類做法嗎？

觀眾1：我想問新加坡的情況如何？我認為你的講座中提到的科學技術方法和研究是一種非常西方的視角，但沒有考慮當地人在做什麼。

曾若暉：我想先說明幾件事，不確定能否真正回答你的問題。首先，我認為西方已經成為了我們的一部分。我們無法真正脫離西方，將它劃為一個獨立的、特殊的類別。例如，你們來到雪城大學學習，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內化西方的一種表現。你還能把西方單獨拎出來，把印尼的你和西方的你分開嗎？我認為兩者深深地糾纏在一起。我並非想論證西方是罪惡的，或者西方的科學技術是邪惡的，構建這種知識形式的背景混淆了某些權力關係，我想做的是展現這些被掩蓋的權力關係。

但另一方面，我認為不同東南亞國家之間有一定的區別。例如，新加坡本質上是一個城邦國家，歷史較短。它與周圍更大的努山塔拉地區（即所謂的馬來世界）共有的歷史雖然更長，但今天的新加坡是一個後殖民民族國家，與那個地區的關係非常弱。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的傳統意識和當地文化知識與印尼等地大相徑庭。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很多本地知識和實踐形式可能已經不復存在。如果要恢復這些知識和實踐，就得矯揉造作地斷言和重申其重要性，這與納入另一套知識（即所謂的西方知識）同樣做作和刻意。我認為不同地區之間存在細微的差別，這取決於你談論的是哪個城市、東南亞的哪個地區。

觀眾2：我認為你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很成功，但在這次演講中，我特別想關注的是你所展示的科學技術的清晰性，我不確定它是否過於清晰了。你所展示的都是“成功”的故事，比如殖民者和殖民網路的介入，我認為是智慧的，從中一定能發現新的東西，變得不再二元對立。但我想知道，在這些轉變和對科學技術的讚美中，你是否在某種程度上缺少了對“失敗”的一些認識，比如上一位提問者關注的，對來自當地環境或其他方面的反抗的認識？我本人也在研究英國殖民地問題，不過是關於奈及利亞。查閱檔案時，我發現的並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更像是充滿錯誤的喜劇。事情經常差錯百出，英國人總是縮減預算，試圖解決問題，但他們就是做不好，最終分崩離析。所以我在想，在你的敘事中是否可以加入一些讓清晰度變得複雜的內容？現在似乎過於清楚，完全是網路化的。我完全同意你關於社會事物自然化的觀點，這正是很多研究的出發點。但我在想，這就像是你預設事實如此，所以使用了相關論據來論證這種情況。

曾若暉：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在很多方面都同意你的觀點。我認為，說殖民地是一個資金不足、過度擴張的“實驗室”，是有點苛刻的。因為實驗的目標曾經或許是龐大的，但很少能夠真正實現。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資料來源、檔案和研究的影響。我去倫敦查閱了關於都會的檔案，其中講述了一系列的故事。我的敘事大多是參考了這些檔案。的確，如果去實地考察會發現有失敗的情況，就像你說的，有時分崩離析，有時資金不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殖民地辦事處只有兩個人在工作，也就是阿特金森和他的助手。他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寫信。阿特金森經常四處奔波，嘗試說服人們進行科學技術研究，但囿於資金不足，我不認為他們能產生多少影響。我更想說明的是，這種討論如何被納入建築教育並被當作正確的事情加以推廣。我也認為，事實並不是唯一的，氣候也不是建築形式單一的決定性要素，其背後還有更復雜的政治因素。我想要突出政治因素，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你說得很對，可能過分強調了網路的力量和影響。所以，也許下一本書或者其他書將會討論這個網路是如何崩潰的。

觀眾3：我的問題也和殖民建築的失敗、實驗和錯誤有關。我想知道這種“實驗”（experimentation）的效果，或者殖民地作為“實驗室”（laboratory）讓西方成為典範這一概念可能存在的關係。可能我對歷史時間線不太熟悉，但我想問，這個概念是在兵營建築中形成的嗎？為什麼在這裡，建築師不再是核心人物，而給當地工人或失敗預留了一定空間？我想知道這些實驗開展的方式，以及兵營是怎樣引入西方花園城市運動的？我們不必談論西方，我只是對“實驗室”的概念及其對兵營的影響感興趣。

曾若暉：我認為，將殖民地作為“實驗室”的問題，無論從概念還是歷史來看都非常有趣。研究這個案例時，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實驗室、或在實驗室裡進行的實驗是成功的，因為兵營內的實驗場地很清晰。因此，在兵營這個小的範圍內，實驗非常成功，部分原因在於所涉及的人員和場地的規模都很小。然而，對於更大的殖民地，或僅僅是像新加坡這樣的殖民城市，很多事情其實是失控的。當我們談起實驗室，通常指的是一個嚴格受控的場所，只允許某些變數的介入，人們在實驗中處理這些變數。我不認為實驗能夠存在於很大的規模中。殖民地的所謂“實驗”與今天實驗室中的實驗完全不同，它完全失控，沒有設定的變數，資金完全不足。我同意將它視為實驗室，而且實驗也很成功，但這是一個受到嚴格規定限制且意義特定的實驗。

觀眾4：我想把話題轉回到講座開頭關於新加坡和印度等地之間的跨國流動問題。加爾各答有一座非常孤立的兵營，緊鄰一所工程學院，與一個植物園相連，是一棟18世紀的建築。新加坡與花園城市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絡，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曾若暉：19世紀上半葉，新加坡是包括馬六甲和檳城在內的海峽殖民地群（Straits Settlement，最初建立於1928年）的一部分。這三個殖民地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部分，由加爾各答直接統治（1867年起轉為倫敦殖民地辦事處負責）。（1857年）印度叛亂後，情況有所變化，這三個地方成為王室殖民地，對這裡產生了很多影響。一些早期的殖民地建築使用了一種稱為“馬德拉斯灰泥”（Madras chunam）的石灰膏^*。其實，從馬德拉斯和英屬印度不同地區調派到新加坡來監督施工的工人，他們才是真正的軍事工程師。可見，材料和軍事工程師、囚犯勞工等人員之間有一定的聯絡。（我不記得確切的年份，應該是）1860年代之前的公共建築基本由來自英屬印度的囚犯勞工建造。從關係上來說，這些建築和真正的建築工人而不只是和監工有關。

關於城市模式的問題，我想在命名和組織結構方面會有一些相似之處，比如兵營（cantonment）這個詞最早在印度開始使用，傳播至新加坡後變得正式化和制度化。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印度洋是帝國的中心，當我們看19世紀的新加坡時，會發現其中有許多聯絡和影響。

同濟大學建築學碩士、加泰羅尼亞理工交換專案在讀

碩士一年級時讀到《腳踏車、港口和縫紉機》，講基建在亞洲現代化程序中的作用，其中一章以廚房為線索講菲律賓的殖民史與現代化轉型，話題與建築史中的現代廚房發展過程中的某個節點串接。這讓我從西方建築史的主流敘事中岔開去，開始接觸東南亞殖民時期和現代化程序的歷史。在上海學習多年，看到租界區西方風格建築富集，殖民地建築的概念常常引起我的興趣，翻譯曾教授講座稿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進一步拓展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建築及歷史的瞭解和認識，以“熱帶建築”的概念為抓手，延伸到關於殖民地歷史及其背後更豐富、細節、科學及多視角的解讀。

熱舒適性與熱帶建築氣候設計的史學審辯，，2023.1（[新加坡]曾若暉 著；孫志健譯）

空氣調節綜合體：亞洲環境調控技術雜合化的歷史與未來

新加坡的空調、熱物質文化與公共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