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育”的資本主義與想象新世界——讀馬克.費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重木

就如亞歷克斯·尼文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所寫的導讀中所強調的，馬克·費舍這部引起人們巨大熱情、關注和討論的著作“在一個層面上是21世紀頭十年英國特定環境的產物”[①]，但在另一個更大的層面上，費舍於這一特定環境中所觀察、思考和指出的問題以及困擾著我們的感覺和氛圍卻是廣泛且普遍的。而恰恰因此，《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才會引起讀者們如此強烈的共鳴，因為大家不僅意識到而且切身地感知到，費舍所謂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就是他們當下所處的現實，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可能是所有的未來。這種無奈、迷惘又絕望的感覺被費舍以清晰、理論化又切實生活的語言表達出來，他就好似一位技術精湛的醫生一般，準確地診斷出我們以及我們所處時代的症狀，並且在其不斷地探索、分析和思考中企圖與我們共同尋找那看似渺茫的解決方案與另一種可能。因為在費舍看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揭露了當下一種“更加深刻、更加無處不在的枯竭感，文化和政治的不育感”，不會再出現新的東西、新的可能以及“別無選擇”成為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症狀，而它所指的不僅僅只是這一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全面籠罩，而且也暗示處於其中的個人在其主觀、心靈和精神中也都束縛於這樣的氛圍，從而導致一種徹底的“停滯”與絕望。

《人類之子》海報

費舍把阿方索·卡隆2006年的電影《人類之子》中人類不再生育的劇情，看作是當下資本主義的隱喻，作為“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經濟系統”，在如今，“就連給它想象一個合乎邏輯的替代選擇也不可能了”。而正是這種不可能，一方面使新自由主義得以在全球肆虐且不斷地更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系統，另一方面則導致所有針對它的反抗都好似打在棉花上，不僅對其的批判形式遭遇危機，就連組織化的社會抗議也逐漸失去了力量，而開始成為資本主義日常社會生活裡的一齣“嘉年華”。針對這一普遍性的絕望和無能為力的處境，費舍開啟了自己對於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批判，並且希望透過對其症狀的分析與診斷來重新啟用人們抗爭的激情與行動。

一、從後現代主義到資本主義現實主義

費舍指出，他“所謂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可以歸入詹姆遜用理論論述的後現代主義範疇”，但與此同時，他也認為詹姆遜曾經所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現象，在“如今已經惡化得如此嚴重，並積習成癖，以至於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因此費舍認為使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更能切實且直觀地展現出這種變化，而在其具體表現上，他主要提出以下三點：一是無處不在的枯竭感與文化和政治上的不育感。費舍透過電影《人類之子》提出了他所關心的問題，“在沒有新事物的情況下，文化能持續多久？如果年輕人不再有能力產生驚奇，那會發生什麼？”費舍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這一症狀的判斷建立在他對戰後西方世界所經歷的兩個顯著的時代轉折的看法上，即戰後繁榮的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轉向長期的低迷，而戰後的解決方案（如馬歇爾計劃與凱恩斯經濟制度）也由此陷入危機。在費舍看來，“1979-1980年是一個門檻時刻——這時，整個世界（社會民主的、福特主義的、工業的）變得過時，一個新世界（新自由主義的、消費主義的、資訊的）輪廓開始出現”，而恰恰是這一時代轉折帶來了商業化與壟斷化，它們不僅主宰著曾經具有勃勃生機與反抗精神的亞文化，而且也導致曾讓斯圖爾特·霍爾等文化研究者所關注的階級與文化的關係開始斷裂，最終一切都落入了市場之中——費舍稱其為“商業本體論”——作生意的邏輯和意識形態不斷地滲入到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再生產中。

費舍以《超級保姆》這檔節目指出晚期資本主義中父的超我的危機，即晚期資本主義的市場與消費建立在一種“無父的家長作風”（paternalism without the father）上：不再有一個“嚴父”的形象或超級保姆來為我們的享樂制定規則與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對享樂的指導和不斷地滿足，因此它針對的是普遍的消費者，從而往往呈現出一種“重複的、寄生的、從眾的”特徵。而在那些看似不斷生產著“新”的消費樣式、商品與享樂的背後，實則始終都是被提前設計好的套路，從各類電視劇、綜藝節目到男團女團中的表演與粉絲互動，都經過精心地安排與控制，我們所看到的各種“自然”的情感表達模式，實則只不過是標準生產環節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費舍才會指出這樣一種諷刺且弔詭的狀況，即“媒體階層拒絕家長式作風的結果是，並沒有出現一種自下而上的、驚人地多樣的文化，反而是一種日漸低幼化的文化”，反倒是“家長式文化把受眾當大人，認為他們能夠應對複雜的、在智力上有所要求的文化產品”。資本主義消費市場所塑造的消費者審美與文化，最終受制於其盈利的目的而只會向普遍的、大眾且易理解的方向發展，最終必然是缺乏創新與冒險精神的，相較於“所謂古板、集中化的戰後社會共識文化”，它更加的安全——即無聊——與平庸。而恰恰是這一看似“新”實則停滯的文化生產模式，最終導致它呈現出了強烈的枯竭與不育感。

費舍認為的第二種本質變化是詹姆遜曾經所描述的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鬥爭，在當下已經徹底消失，“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不再上演那種與現代主義的對抗”，因為在前者看來，現代主義已經徹底失敗了。詹姆遜對於現代主義的看法延續了阿多諾等人的現代主義研究，後者認為“現代主義僅憑其形式上的創新就具有革命的潛能”，但詹姆遜對後現代主義的研究則使他意識到，現代主義的主題已經開始被大眾文化所吸收，與此同時其形式也伴隨著消費主義的興起而漸漸商品化，它開始成為資本主義市場中一種可供消費的商品，因此其曾經的“信條”——精英主義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模式——也在強調“差異”、“多樣性”的大眾和消費市場中遭到質疑、解構與拒絕。現代主義於此時似乎已經消失，它被後現代主義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完美地吸納，並且以一種大眾的、民主的名義宣佈它的“精英”與不合時宜。因此，詹姆遜看到的二元對抗已經不復存在，曾經可能作為後現代主義對手的現代主義如今“只能作為一種被冷藏的審美風格”才得以週期性的迴歸，而其“作為一種生活理想”的形式則徹底衰落。這種對抗性的消失與費舍所指出的第三種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特徵息息相關，即伴隨著東歐劇變、柏林牆倒塌，資本主義不再存在一個“外部”。

如今的資本主義不再面臨如20世紀60、70年代該如何遏制與吸收來自外部能量的問題，它現在面對的問題與之截然相反，即“在太過成功地吸收外部性之後，它該怎樣在沒有一個它可以殖民和佔有的外部的情況下繼續運作呢？”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對“歷史終結”之後出生的西方年輕人而言，是唯一的選擇。因此，資本主義“反求諸己”，開始殖民“人們的夢想式生活”，即一切可以想象、渴望與夢想的生活和未來，最終都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內部實現，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因此曾經建立在“內/外”二元結構中的各種“盜用”（detournement）與“回收”（recuperation）、顛覆與吸收這些古老的戰鬥看起來都已經打完了。如今只有“內部”的資本主義不需要再不斷地吸納（incorporation）外部的差異或是具有顛覆潛能的材料與力量，以消除對自身的威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預納”（precorporation）的方式，即“預先設計和塑造人們的慾望、渴望與希望”，從而導致曾經被看作是具有反抗和顛覆潛質的文化，如今也不再“是主流文化之外的某種東西；相反，它們是主流內的風格，事實上更是唯一的風格”。因為在“另類”或“獨立”中所顯現出的本真性，不僅不再是某種未被汙染的“自然”力量，反而不過是“事先寫好的指令碼的套路”，一切都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商業套路中被再現，而越稀有的東西就越有價值和市場。這也就導致人們不得不“現實點”（get real），資本主義就是他們此刻以及未來所直面的自然狀態，就如水之於魚一般自然而然，從而為自身構建出一種“反神話的神話”形象。人們將對其中發生的一切都會脫敏，就好似在面對自然的狂風暴雨一般，不再質疑與反抗。

《機器總動員》劇照

對於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是如何實現這一目的的，費舍以電影《機器總動員》中展現出的“互動被動性”（interpassivity）來提醒我們：“電影為我們表演了我們的反資本主義，使我們能夠繼續泰然自若地消費”。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已經不再以“宣傳的方式明確地為某個東西正名”，取而代之的是“隱藏這一事實，即資本的運作不依賴任何主觀的信念”。由此導致個體內在主觀態度和其在行為中展示與外化的信念之間產生割裂——“只要我們（在心裡）相信資本主義不好，我們就可以自由地繼續參與資本主義的交換了”——而恰恰是這一否認的結構使得資本主義能夠順滑地運作，並且也因為這種“反諷距離”的存在而使得當下各種反資本主義的行動和抗議都產生了這種斷裂與無力感。費舍由此提醒我們注意，想要“奪回真正的政治能動性意味著，首先要接受在慾望的層面上，我們已經嵌入了資本這臺無情的絞肉機”。因此不能否認和忽視的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自身同樣參與維繫著全球壓迫網路的持續運作，而我們的共謀身份一旦依舊被自我遮蔽，那麼以下兩點就會被再次遺忘，即“資本主義是一個超級抽象的非個人結構，以及沒有我們的合作，它就什麼也不是”。為此費舍毫不留情地批評了那些在資本主義“內部”企圖修補或是改變剝削和壓迫的各種抗議行為，認為他們最終都會被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收編。認為“無須任何政治方案或系統重組，‘有愛心的個體’就可以直接結束饑荒”，並且還“以道義的緊迫性的名義懸置政治”，而它們最終都不會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造成任何結構性的威脅，因為這些行為恰恰證明了他們已經“務實地”接受了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而“我們要做的是，買對的產品”。

二、精神健康的危機與官僚制的增殖

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這些本質性的變化背景之下，費舍主要討論了其中兩種典型症狀：一是個體精神健康問題的普遍化以及透過對其的醫學化和私人化，由此掩蓋了它的社會性和政治性背景；二是在宣稱要廢除或是把傳統國家力量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新自由主義時期，官僚制不僅沒有因此受限或消失，甚至還以一種“新的、去中心化的形式使它進一步增殖”。最終，前者造成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個體從精神到心靈層面的坍塌，導致他們不得不受制於此而不僅無法再產生新的行動的動力，而且從根本上消除了他們驚奇的能力，最終造成了費舍所謂的“反身性無能”（reflexive impotence），即“他們知道情況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並且費舍還強調，“知道”所意味著的反身性，並不是對那些已經存在的外部事態的被動觀察，而“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康德所謂的關乎自身的快與不快（pleasure/displeasure）。這樣一種無能不僅造成了個體精神上的困擾，而且還往往會以各種形式的精神疾病爆發出來，如抑鬱症、閱讀障礙或是狂躁症等。在費舍所引的奧利弗·詹姆斯的《自私的資本主義者》一書中，作者透過研究發現，“精神痛苦的增長率，與英、美、澳大利亞等國實踐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相關”由此暴露出這一普遍的精神疾病並非某種私人的壓力所致，而恰恰與他們所處的社會與政治處境息息相關。因此費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健康瘟疫’將表明，資本主義不是唯一奏效的社會系統，它天生功能失調，並且它看似奏效卻代價極其高昂”。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症候》書封

就如為這部書撰寫導讀的亞歷克斯·尼文坦露的自身經歷，在二十五六歲年輕有為的時期，青年卻普遍地陷入抑鬱，而導致這一抑鬱的恰恰是因為他們“想不通為什麼21世紀就連基本的工作、社交和私人生活，看起來都是那麼的難”。這裡所暴露的恰恰就是費舍所謂的“反身性無能”，個體被困在一個弔詭的處境中：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宣傳每個人只要努力和奮鬥就能獲得夢想的財富與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又發現自己所置身的世界始終是枯竭、乏味和了無生趣的，似乎不再有新的東西和希望，有的只是庸俗的不斷再生與重複，最終導致他們被困於最基礎的生物必然性的維繫之中，而身心疲憊且倦怠。在韓炳哲看來，伴隨著傳統否定性的消失，新自由主義所建構的積極與肯定性最終將導致個體不再能依靠某種防禦他者的對抗來儲存自我，反而以一種過量的肯定性張揚生命，最終陷入自我的過勞狀態中。[②]韓炳哲所謂的“否定性”與費舍的“反身性”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的消失，都暗示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治理形式的本質性轉變，即從傳統福柯所謂的規訓社會轉向控制社會，或是韓炳哲所謂的“倦怠社會”，而它們的主要特點便是消除“外部”和各種可能對資本流通、市場運作、消費行為甚至生命延續形成“阻礙”的東西，因此它往往呈現出一種平滑面狀態，並且透過過量的肯定性、順滑和“抑鬱的快樂”（depressive hedonia）——“與其說是在獲得快樂上的無能，不如說更多地是在做追求快樂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無能”——來保障個體的生存與享樂。重要的不再是生活，而是生存，即漢娜·阿倫特所謂的在古希臘屬於“家政”領域內的生物必然性如今蔓延到公共空間，生老病死成為現代社會與政治治理關注的核心。[③]為了生物性的延續而不斷地對身體進行規訓和保護，健康成了生命的核心，而健康帶來了疾病與僵死。

因此，費舍不斷地強調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的“精神健康瘟疫”不應該被當作一個像天氣那樣的自然事實，而是應該意識到它的結構性成因，即那些普遍被醫學化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問題實則是“被捕捉到的不滿的形式”，並且能夠透過對其的“向外疏匯出去，導向其真正的原因——資本”，因此在費舍看來我們需要把它重新政治化，由此構建出一種有效的對抗新形式。費舍對於這一問題的深刻看法，或許與他自身遭遇著抑鬱症的折磨息息相關，他曾經批評一種典型的陳詞濫調，即把社會和政治問題簡化為個體病態，並且透過倒因為果，而成功地把責任推卸到無助的個體身上。在費舍看來，他自己的抑鬱症之所以能夠得到控制，正是因為他一直都是從不那麼個體化的角度來理解它，而也恰恰如此，它也為費舍把自己的痛苦外化尋找到了一種方式，並且也為他思考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的精神健康問題提供了最切身的感知形式。在費舍看來，“當代本質上是壓抑的”，無論是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還是左翼、公眾甚至民族都呈現出這種普遍相似的狀態。

而當這種壓抑狀態出現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不斷增殖的官僚制度上時，則呈現出另一種模式。費舍首先駁斥了一個普遍的錯覺，即認為新自由主義與傳統的官僚體制之間存在衝突，但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市場對於國家出手的建議來看，這一看法已經失效，而真實的情況則是，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勝利，傳統官僚制也不斷地更新與再生產，從而以一種新的組織形式與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完美融合。費舍指出，新自由主義實則與行政和管制的增加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互相強化的現象，他引用理查德·桑內特《沒有面目的人：新資本主義之下工作的個人後果》中對當代工作組織形式的研究指出官僚結構的變化，即它從傳統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轉變成一種去中心化的平面網路結構。[④]而桑內特透過比較這兩種組織形式中對於工人的控制效用發現，傳統巨獸般的官僚系統雖然以嚴格的等級和形式約束與管理著工人，但其中依舊存在不可見的裂縫與空間，能讓工人偷閒或是對抗；但新的網路式的組織結構，則為“高層管理人員提供了一幅組織的全景圖，使網路中的個體，無論處在哪個位置，都幾乎沒有躲藏空間”，而這也恰恰正是費舍所指出的後福特主義的典型特徵——強調“靈活性”、“遊牧主義”和“自發性”。因此當“靈活性”取代傳統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後，人們將會發現處處都是“中心”、哪裡都能工作且時刻都能夠工作。這一現象伴隨著網路辦公技術的發展而導致傳統固定的辦公時間被徹底零碎化，並且滲入進生活的所有時間中，只要老闆一則簡訊，無論你在哪裡都得立刻辦公交差。因此當下西方諸多國家立法禁止在法定的工作時間之外給員工傳送關於工作的資訊。

除此之外，在傳統注重等級的官僚體系開始被強調“靈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後福特主義取代後，曾經工人所寄予的穩定和長期的制度保障也開始坍塌，如今是“沒有長期了”。福特主義生產線的“嚴格”讓位於後福特主義所著迷的“靈活性”，而對工人而言，“這種靈活性是用資本和勞動的去制度化來定義的；與此同時，勞動力被臨時化（臨時工的數目劇增），被外包了出去”。這也就意味著當下打工人再難獲得穩定的制度保障，因為自己被置於一種隨時可能被取代的臨時性中，這也就導致他們不得不為了留住工作而不斷地消耗，最終也就使得他們唯一能思考的就只有如何保住工作、賺取工資以交房租和餵飽自己。打工人變得“臨時性”使得傳統屬於公司的責任被大大減輕，不僅減少了一大部分勞動保障資金的投入，而且也能以此“靈活性”來最大程度地榨取打工人的勞動價值，這種一舉兩得的後福特主義組織形式最終將會徹底瓦解工人們團結、反抗的意志與機會。除此之外，費舍也發現，“工人自己的慾望也促成了穩定工作模式的瓦解”，但最終的結局卻並非如他們所渴望的那般美好，即“從一種他們不願恢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但同時也被拋棄了，擱淺在沙漠中，對未來的道路感到困惑”，由此得以使得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成功的去責任化。

伴隨官僚組織形式的重構，是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工作方式的變化。傳統工作注重的是其績效與產出，但在當代新自由主義中，人們開始比較“績效或產出的稽核再現（representation）”，因此，“工作的目的變成生成和美化‘再現出來的表象’，工作本身的正式目標反而被丟到一邊”。在這裡，我們可以對比大衛·格雷伯所謂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即在21世紀的行政領域內激增了數不清的新“工作”職位和內容，在格雷伯看來，“所有這些工作的存在不過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花費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⑤]因此“狗屁工作”指的就是那種看似是“工作”，但其主要內容則是關於“工作”的再現，即一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讓大家一直一直工作”，因此對“工作”表象的再現實則是重點，而工作的目的或產出則退居邊緣。費舍據這一現象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實則是“與實際的成就相比更加重視成就的象徵”。因此處於官僚制度中的人們的主要工作就在於再現這些工作的表象，具體的體現就是無止境的考核、填表、開會與各類報告，而這種過度的形式主義最終將構建出一個“符號帝國”——“沒人知道（那個抽象的‘上頭’）要什麼；相反，個體只能猜測特定的姿勢或指示是什麼意思”。

在這樣一種“無人的統治”制度中，人人都忙碌不已，但到底在忙什麼，卻無人知道，而重要的恰恰是要始終維持這樣一種忙碌的繁盛表象，由此就產生了如下的狀況，“新官僚制採取的形式，不是由特定工人來履行具體的、明確界定的職能，相反，它侵入工作的一切領域，結果是——就像卡夫卡預言那樣——工人變成他們自己的稽核者，被迫評估他們自己的表現”，因為重要的不再是工作的目的和績效，而是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對工作的表象再現中，因為這一再現本身如今成了稽核工人自身工作能力、狀態和投入的主要依據。而更弔詭的是，雖然個體能夠意識到問題所在，但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否認結構的協助下，“正是工人在主觀上對稽核任務的不投入，使他們能夠繼續從事毫無意義的、令人洩氣的勞動”,由此透過作為共謀者而維繫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不斷增殖。

三、結語：網路世界的病態化

這便是費舍發現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真實形象，一個“不回應、非個人、無中心、抽象且碎片化的系統”，因此它抹除了曾經人們所注重的那個能夠履行責任的主體，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徹底的平面化，人人都有責任就意味著沒人需要負責，而“無人統治”的官僚系統則讓我們投訴無門，剩下的唯有迷惘。因此費舍強調一個在面對當下全球危機時能夠行動的“集體的主體”的重要性，因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往往會利用個人的道德責任來轉移自身的問題，即“怪所謂的病態的個體，怪那些‘濫用系統’的人，而不怪系統本身”。但費舍則透過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本質的分析，對其中精神健康問題的普遍化和新官僚制度的增殖與強化，提醒我們問題恰恰就出在這一結構和系統上，尤其當這一系統不再以一種規整的組織化形式出現，而是呈現出強烈的“靈活性”和分散狀態時，我們將徹底難以尋找到該為問題負責任的主體，剩下的只能是個人來切身地承擔那些真實的痛苦和危機。

費舍的批判事業開始於蓬勃發展的網際網路時期，他以網名K-punk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寫下了無數精彩且活力四射的批評文章，因此他與紀錄片導演亞當·柯蒂斯（Adam Curtis）對網際網路的看法截然相反。在後者看來，“網際網路為唯我主義者的社群、心智相投者（他們不會質疑而只會確認彼此的假設和成見）的互動被動網路提供了便利”，費舍批評了這個觀點，並指出柯蒂斯忽略了“網上發生的事情的一些重要維度”，尤其是對於像費舍這樣在網路部落格中撰寫批評與討論社會政治文化的邊緣批評者而言，“部落格能夠生成在網路空間外的社會領域中沒有相關物的新的話語網路”，而也正是這一區別於傳統學院式、精英式的期刊雜誌等“外部”空間，為費舍的批評事業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然而費舍最終的“失敗”卻也來源於此。

根據西蒙·哈蒙德為本書撰寫的後記中可知，費舍對網路政治的參與最終遭遇了一個痛苦的拐點，“伴隨著學生運動和反緊縮運動失去動力，一些活動者的經歷轉向了自身內部”，由此形成了如今已在西方網路和主流社會中大行其道的“指控文化”（online call-out Culture），而費舍對此的批評最終“引狗上身”。費舍敏銳地意識到誕生於網路中的新的指控文化的背後是一種惡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其核心便是“身份至上主義”（identitarianism），即對於某種本質（essentialism）身份的迷信，從而企圖構建出一種非黑即白的界限與形象，由此也就導致各種模糊性難以存在。而這恰恰是費舍所擔心和反對的，因為在他看來，“沒有身份，只有慾望、利益和認同……重點是要把一切接合（articulation）都當作臨時的、可塑的”，身份至上的本質主義最終只會造成不斷的僵化、對立和新的等級制。

費舍的文章雖然對“指控文化之刻毒的立場既有勇氣又有洞見”，然而卻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且惡評如潮，隨之而來的便是各種充滿惡意的指控，最終導致費舍不堪其擾而選擇退出了社交媒體，最終就連讓他曾經心心念唸的部落格都很少上了。哈蒙德在此不無遺憾地寫道，“長期以來，網路世界一直為他的天賦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和舞臺……它一直讓費舍興奮不已”，但如今“眼睜睜看著這個世界變得病態，然後又不得不把自己放逐到這個世界之外”。費舍最終發現，曾經他對網路空間的樂觀看法伴隨著新的網路文化的發展而日漸凋零，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歇斯底里的指控、舉報、互撕和誣陷，而曾經作為可能由此誕生出新的話語的希望如今也被柯蒂斯一語中的，有的只是各種封閉圈層之間的黨同伐異與內部的不斷純化，一種膚淺的、平面且二元化的思維模式與認知方式成為當代網際網路空間中辯論與爭吵的主要特徵，就像費舍在評論特朗普的上臺和英國脫歐時所說的，它們都“源於一種對一個理想化的過去的渴望，與一種對當下的複雜性和困局的否定”。

費舍自殺於2017年，他已經無法繼續再為我們當下所處的困境提供真知灼見，但他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留下的思考卻始終如一盞明燈，照亮著過去與未來之間。因為就如他引用T·S·艾略特的觀點指出的那樣，“新事物透過回應已經確立的事物才成其為新；而已經確立的事物也必須透過回應新事物重構自身”。因此我們透過閱讀與跟隨費舍——他所描述的21世紀的處境又何嘗不是我們的感受與狀況呢？——去不斷地想象與創造新世界的可能性，這是費舍的烏托邦，但卻也是我們的憧憬，即永遠不會放棄對一種“新的人性、一種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種新的思想、一種新的愛的持續承諾”。

註釋：

[①] [英]馬克·費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症候》，王立秋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14頁。後文引用只標註頁碼。

[②] [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

[③] [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頁。

[④] [美]理查德·桑內特：《沒有面目的人：新資本主義之下工作的個人後果》，周悟拿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

[⑤] [美]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呂宇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XVIII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