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刀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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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阿瑞
編輯 | 陸一鳴
題圖 | 視覺中國
“入學即就業，還帶編制”，如此小眾的形容，有一天竟然用到了考古專業上。
放在幾年前，高分考生報考考古學還是樁大新聞，人們往往要爭論高考志願該選“熱愛”還是“錢途”。隨著考古文博類紀錄片、綜藝節目熱播，以及各式博物館網紅文創的出圈，這個冷門專業正在悄悄變熱，部分省份“文物全科”公費定向招生計劃頗受關注。在社交媒體上，也不乏年輕人興致勃勃地發帖表示想學考古。
但考古從來不是外表光鮮亮麗的職業。田野發掘時的“灰頭土臉”，並不僅僅是一個苦中作樂的段子。大多時候，考古工作者挖到的都是古人的“生活垃圾”，他們要耐著性子整理各種各樣的文物碎片，編撰枯燥的考古簡報、報告。而博物館裡那些價值連城的精美文物，是堪比抽卡遊戲裡SSR的存在。
〓 二里頭遺址（約前1750一前1530年）出土的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圖/IC photo）
當人們參觀博物館時，沒有一件文物會特別標明是誰發掘的、誰修復的。在考古學史的資料裡，也少有關於普通考古工作者的記錄。知名考古學者許宏曾感慨，想要認識鮮活生動的他們，幾乎是一種奢望。
許宏考慮過要書寫考古工作者，但苦於精力不濟，止於念想。沒想到的是，他的博士生張飛接下了這個任務。在繁忙的學業之餘，張飛訪談了二里頭遺址十餘位技師、民工、村民等，最終結整合《我在二里頭考古》一書。
近日，張飛接受了新週刊的採訪，再次講述普通考古人的故事。
“考古應屆畢業，有三年工作經驗”
張飛1993年出生於安徽農村，從小喜歡歷史，高考志願卻填報了政治學，因為家人誤以為這個專業適合考公務員。讀本科時，他在紀錄片裡看到考古學家的故事，萌生了報考考古學的想法。“當時一頭熱，覺得人生短暫，還是要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沒有考慮好不好就業。”
2016年，張飛順利考上了山東大學的研究生。碩士導師陳雪香對這個跨專業的學生很好，在他入學前就推薦他去高青狄城遺址實習。和許多初出茅廬的實習生一樣，在工地上不慎犯錯時，張飛覺得自己破壞了歷史遺蹟，簡直“罪大惡極”。當時，他十分鬱悶地問帶隊老師：“一個智商有問題的人，以後還有可能成為合格的考古人嗎？”
〓 考古人日常“挖土”。（圖/受訪者提供）
帶隊老師問清楚事情經過，寬慰他問題不大。為了鼓勵他，老師講了個不太聰明的普通人成為考古學家的故事。等張飛正式學習了考古學以後才發現，老師說的那個人其實是天才。
碩士即將畢業時，張飛考慮到自己的本科不是考古學，讀研期間積累的經驗也不多，直接就業的話不容易找到喜歡的田野發掘工作，於是選擇繼續深造，考上了許宏的博士生。
張飛第一次來到二里頭遺址是在2019年，隨老師一同參加二里頭科學考古60週年的學術會議。當時學者們聊到學術史，許宏與趙海濤都感慨關於考古人的記錄非常少。張飛恰好和他們在讀同一本書——《殷墟發掘員工傳》，心中激起了一絲漣漪。
〓 在考古現場，學者、學生、技師、民工一同工作。（圖/《發掘記》）
一般考古工地的探方基本都是25平方米的，但二里頭遺址因規模龐大，大部分的探方在100平方米及以上，對實習生來說，很難快速上手。2020年來到二里頭遺址實習後，張飛忙於田野發掘、寫論文，一度放下了寫“員工傳”的想法。
那年冬天，一位名叫郭振亞的大叔來工作隊探望許宏，他是二里頭遺址第一件青銅爵的發現者，曾擔任村幹部，與歷任四位考古隊隊長都是好友。郭振亞與許宏聊到了很多往事，又激起了張飛的寫作衝動。張飛向老師表示，他願意對二里頭的考古人進行訪談，書寫他們的故事。
碩博期間，張飛以一年一到兩次的頻率，共計在七個遺址做長期實習，可以說是“應屆畢業，有三年工作經驗”。幾次實習下來，張飛也在二里頭遺址前前後後待了近兩年，他擠出時間完成了任務，在博士論文答辯前交出了書稿。彼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畢業後能順利考進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以為自己也許從此沒有機會再來二里頭遺址。
與二里頭遺址有關的普通人
考古學家石璋如在寫《殷墟發掘員工傳》時，除了書寫技師民工們的貢獻，還記載了他們的個人故事。張飛也希望能在書中記錄與考古有關的“芸芸眾生相”。
許宏全程放手讓他去做，但張飛很快發現，自己把寫訪談錄這件事想得簡單了。夏商分界是中國考古學術史上爭論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發表成果最多的課題，其圍繞的核心就在於二里頭遺址。在訪談之前，他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
〓 乳釘紋銅爵，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銅禮器，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爵。（圖/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官網）
1959年5月，考古學家徐旭生從登封到偃師，一路進行“夏墟”調查，在村民的幫助下第一次發現了二里頭遺址。文物保護員郭振亞根據徐旭生的日記，走訪調查後找到了當年為其引路的人。張飛在書中寫下他們的名字：文化館幹部高文讓、上交第一件文物的村民趙法在。
自徐旭生初次探訪二里頭，已經過去六十多年，遺址的存在早已影響了當地的文化。在其他地方，考古人經常因為佔地問題需要與當地居民溝通，容易產生糾紛。但在二里頭，村裡的圍牆上寫滿了文物保護的標語，村民們都非常理解和支援考古工作。
一聽到新來的學生是考古隊員，村民就會熱情地打招呼。還有不少村民經常從家裡帶各種小吃、點心來工作隊分享。領隊趙海濤說，他們是“全中國最好的村民”。
〓 一張考古隊野外調查的舊照，左起趙靜玉、郭淑嫩、許宏、王法成、趙海濤。（圖/受訪者提供）
而這些年，考古隊的工作者也幫助不少村民步入了考古行當，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20世紀80年代，有位叫王叢苗的女孩剛剛高中畢業，請假的表姐讓她代替自己給隊裡做飯。她對錶姐說：“我什麼都不會，做飯做得不好吃。”表姐的回答帶了些幽默，她說沒事，考古隊的人對吃飯要求不高。
沒想到，王叢苗旁觀考古隊幹活，自己也萌發了興趣，加上為人比較實誠，技師們推薦她留下來。後來，當時的隊長鄭光給了她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培訓的機會。如果沒有考古隊，像她這樣的孩子，如今可能成為農民或家庭主婦。王叢苗在二里頭遺址工作30年，做到了高階技師，前些年還當選為河南省人大代表。
張飛的母親是事業型女性，所以在訪談時，他很關注考古人平衡家庭與事業的困難。一些女性技師除了工作，還要兼顧家務、教育孩子，有時不得不帶著小孩來工地幹活。此外，還有婆婆反對兒媳考古、丈夫無暇管孩子……這些女性考古從業者的苦澀與收穫，張飛都一併如實記錄。
〓 王叢苗手把手教學生繪圖。（圖/受訪者提供）
田野考古其實是枯燥的，有時候遇到難解的問題會非常鬱悶，如果考古工作者沒有其他愛好來排解煩憂，很可能難以堅持。技師王宏章就購置了一套移動卡拉OK裝置，常在休息時邀請工作隊的學生和他一起唱。
張飛下定決心記錄基層考古工作者真實可愛的一面後，經常尋找機會在工地上和技師、民工們聊天。由於日常發掘任務繁重，正式訪談往往約在深夜。有些民工最初不願接受採訪，得知是領隊批准的，不會耽誤工作，才答應下來。
張飛還決定為受訪者提到的每一位考古人寫下注釋，記錄他們的生（卒）年份、曾在哪些遺址工作。雖然無法採訪所有人，但他想盡力在角落裡留下有人存在過的痕跡。查詢名人的資料很方便，但要找到普通技師的生平資訊並非易事。他們是容易被忽略的群體，雖然深度參與考古學術報告的繪圖、核對工作，卻很少有人能留下名字。
〓 除了發掘清理，技師還要辨識陶片、畫器物圖。（圖/受訪者提供）
比如王叢苗提到的對她幫助很大的屈如忠，是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代技師之一。張飛透過在安陽時認識的技師找到了屈如忠的後代，結果連他們都記不清他的生卒年份。張飛幾乎放棄了，最後，在成書階段，河南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找到安陽考古工作站的站長，才問到了資訊。
哪怕只是寥寥幾筆的註腳，一個普通人得知自己被寫進一本書裡，也足夠令他們感動。當張飛聯絡到技師馮九生時，他說：“沒有想到還有人願意記錄我。”另一位技師王相峰在收到書時，開心到連說多個“太好了”，更是給家人朋友都送了書。
考古與當下，同樣有意思
網際網路流傳著一則與考古人交流的“規則怪談”，其中第一條就是“不要提《盜墓筆記》”，因為考古人與盜墓者不共戴天。影視作品和小說裡的盜墓看似很酷，但真實的盜墓僅以尋寶為目的，完全不考慮歷史文化價值，甚至會破壞墓葬的原始資訊。
“很多人說考古是官方‘盜墓’，二者其實完全不一樣。考古是為了獲取更多過去時代的資訊，沒有利益的考量。”張飛強調。
儘管如今二里頭遺址幾乎沒有盜墓現象，70多歲的民工郭萬倉還是自願承擔起夜間保安的工作。遺址上安裝了攝像頭，也會有專人巡邏，但若挖到重要的東西，工作隊還是會支起帳篷，派人徹夜看守。幾個人一起在野外守著，看星空、聊天，忙裡偷閒，苦中作樂。
〓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形器，長達60多釐米，由2000多片綠松石組成，堪稱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圖/《何以中國》）
考古發掘時，有時還會挖到祭祀坑。張飛經常想，這些躺在坑裡的人曾經潦草地結束了短暫的一生，但他們不會想到，三千年後有人把他們挖出來，透過研究他們的骨骼，把他們是哪裡人、活到什麼年紀、生前吃了什麼東西、得過什麼病都還原出來。
交出《我在二里頭考古》書稿後不久，張飛完成了博士論文，主題是二里頭都邑陶器的生產與消費。工作後，他被分配到二里頭遺址，又幸運地和他所記錄的人們重聚。
持續發掘65年以後，學界已經對二里頭遺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以前，人們認為它僅僅是九宮格式佈局，現在已經證明是多網格式佈局，在二里頭之前的所有遺址都不像它這般井井有條，足以說明它的重要性。
〓 300萬平方米的二里頭遺址，至今只發掘了5萬多平方米。（圖/圖蟲創意）
但這65年間，考古工作者僅僅發掘了二里頭遺址不足2%的面積，還有數不清的問題等待解答。
在二里頭遺址出現前的龍山時代，生活在此的人類很少，遺蹟稀疏。然而到了二里頭遺址所在的時期，這裡突然興起了300萬平方米的大都市，很有可能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到底是哪裡來的？城市裡的珍貴資源如綠松石、銅器、陶器、動植物，不可能全部是本地生產的，又是從何而來？
二里頭到底有沒有文字？這一問題是確認“二里頭是否為夏都”的關鍵。遺址至今還未出土文字，有人認為，也許是文字沒有留在能儲存下來的介質上。有學者表示，人人爭說夏文化是不嚴肅的，但張飛卻覺得，“這是我們共同的祖先和歷史”，所以他有意在訪談時問了每位受訪者同一個問題：“你認為二里頭是不是夏都？”
一代又一代人接著挖下去，對個人而言，也許窮其一生都得不到答案。許宏經常說：“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著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著。”張飛深以為然。
〓 《我在二里頭考古》張飛 編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2024-10
考古學家俞偉超在田野發掘時，會像教學生一樣向當地農民普及考古學知識。許宏在擔任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隊長時，常常參與公眾科普講座。張飛覺得自己尚在積累知識的階段，但在將來，也希望和老師一樣參與公眾考古普及活動。因為考古從來不是閉門造車，需要社會各界的理解與合作。
張飛讀過《漫長的餘生》，贊同學者羅新對歷史與當下同等的關注。“我也想說，三千多年前的事和近六十年的事，同樣有意思。”
本文轉載自新週刊旗下公眾號“刀鋒時間”，在閱讀中關注全球思想，測量時代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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