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寧波從經濟體量上正式超越天津。
根據寧波統計局披露的資料，2024年GDP為18147.7億。而幾天前，天津統計局公佈的GDP資料則為18024.32億，比寧波少了123.38億。
要知道，這可是自改革開放之後，寧波首次超越天津的歷史性時刻啊。
在2017年寧波正式超越青島之後，天津可一直都是寧波追趕的目標。2014年，天津的GDP比寧波還要多2700億。
然而，此後天津發生了兩次“擠水分”事件，這使得寧波有了超車的機會，兩座城市的GDP差距逐年縮小，如今成功實現趕超。
但寧波的“野心”絕不止於此，它的下一個趕超目標，可是超越南京，進入GDP前十俱樂部。兩城在2023年的差距僅僅只有274.8億，按照寧波今年的發展勢頭，這個目標也許很快就會達成。
這座看似低調的浙江城市，到底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至此的？
實際上，在這股歷史洪流之中，裹挾著一股不可磨滅的重要力量，那就是商幫。
在2023年的胡潤富豪榜中，浙商一共有335人上榜，位列全國總人數的第一，粵商、蘇商、閩商分列二至四位。
在過去20年裡，除了2004年和2007年被粵商所超越，浙商上榜人數幾乎年年都是第一。可以說，中國目前最厲害的兩大商幫，已經變成了浙商和粵商。
浙商為什麼能這麼厲害呢？有人說，浙商並不是“一個菜”，而是“一桌菜”，包括了各具特色的溫商、甬商、越商、婺商。
在這其中，甬商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是最不容忽視的群體，其最大的亮點並不在於資本規模的大小，而是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從寧波幫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資本是如何改變一個區域的命運。
在寧波，有一個地方叫三江口，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水日夜在此奔騰向東。矗立在老市區三江交匯口，有一座“三江送別”雕塑，刻畫著昔日老寧波人最常見的“跑碼頭”場景。
一直以來，“要想竄，海三灣”是寧波人的信仰，世界各地都遍佈著他們的足跡。
當時的寧波幫出門闖世界，一般有兩條路徑：一條是以上海灘為碼頭，北上天津衛，西抵漢口，走向全國；另一條則是南下香港，以香港為跳板，走向世界。
世界船王包玉剛是這裡頭的代表人物。1918年，包玉剛出生於寧波鎮海市。13歲背井離鄉，來到漢口父親開設的平和鞋帽莊，學習做生意。20歲輾轉去到了上海，在中央信託局保險部找了一份工作。之後，因工作能力出色被調任到上海銀行業務部，更是在第二年就被提升為副總經理，那時候他才28歲。
在風雨飄搖的1949年，包玉剛全家搬到香港，跳出體制下海經商。在人生地不熟的彈丸之地，他和父親以及幾個朋友決定開一間貿易行。當時國內亟需生活、生產用品，包玉剛瞄準這個商機，從國外買商品，然後銷往內地，賺取差價。
但後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國開始搞貿易禁運，明面生意很難做了，只能透過走私。
包玉剛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決定換賽道。當時，香港有非常好的港口條件和貿易優勢，包玉剛決定涉足自己完全不熟的航運業。
得益於此前在金融業和進出口貿易業積累的經驗優勢，包玉剛從無到有打造起了一個擁有大型、巨型輪船200多艘，總噸位2000多萬噸的航運帝國，位居世界航運之首。短短20年時間，包玉剛就取代董浩雲，成為世界第一船王。
每個商幫都會誕生類似包玉剛的人物，在阜外享有盛名，但是寧波幫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縱覽近現代史，能同時深遠影響上海和香港這兩座頂流城市的，只有寧波幫。清末大上海的崛起，二戰後香港的繁榮昌盛，離不開這一重要商幫力量。
《中國商業地理》裡說：“上海者，即曰寧波人之上海。”在上海租界，以洋人名字命名的馬路數不勝數，但以中國人名字命名的只有3條，而其中兩條就是寧波籍鉅商的名字。
清末，寧波人壟斷了上海經濟的半壁江山，當時在上海居住的寧波人有40萬人之多。到了1948年，在上海謀生的寧波人已達100萬之眾，占上海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人數規模是一方面，影響力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上海的金融、貿易、航運、製造業等，其實都是寧波人率先支稜起來的。
葉澄衷在上海辦起五金進出口業務，虞洽卿在上海辦起寧紹輪船公司和獨資的三北輪埠公司，宋漢章辦起第一個保險業，虞洽卿、盛工華、包達三等還辦起了第一家物品交易所（證券業） 等等，而且他們把賺來的錢不斷投入民族工商業，與外國資本展開激烈的競爭。
浙江興業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中稱：“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上海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也就是說，上海金融貿易長期為寧波籍鉅商所操縱。上海今時今日的金融地位，實際上與早期的寧波幫是分不開的。
當時的寧波人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們敢於擁抱時代變化，吸收並轉化大量的西方理念、技術和商務模式，將其運用到自己的傳統產業中。
比如將傳統的錢莊改造為現代銀行，並引入了保險、兌匯、結算這樣的新式金融概念。
反觀晉商和徽商，雖然過去在金融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但仍舊習慣於將自己的命運與壟斷權力緊緊捆綁在一起，創新意識不足，導致後來無法適應時代的轉型而逐漸沒落。
由此寧波人也創造了上百個中國第一，中國第一艘商業輪船、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商業銀行、第一家華人五金店、第一家日用化工廠，中國最早的化學工業社、最早的味精廠、最早的燈泡廠、最早的精紡呢絨廠、最早的民營儀表廠。
同仁堂、老鳳祥、亨得利、商務印書館……這些至今響噹噹的品牌，都是出自寧波人之手。
而在珠江入海口的香港，寧波幫也打拼出了一席天地，在商界、政界，寧波幫湧現出不少風雲人物：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安子介、全球紡織業之王曹光彪、華人世界船王包玉剛、中國電器電信業先驅李達三，特區政府首任特首董建華等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寧波幫遍佈香港的紡織業、銀行和金融業、塑膠生產業、商業等。就拿紡織業來說，寧波幫的曹光彪可以說是香港的首位開拓者，他在1954年就投資創辦了香港首家毛紡廠，之後更是被稱為“香港毛紡界的元老”“世界毛紡大王”。
緊跟其後的，還有寧波幫的安子介和趙安中，他們生產的紡織產品遠銷歐美、東南亞，一舉打響了香港紡織業的世界知名度。1984年，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四位是寧波籍人士。
除了在商界叱吒風雲，“寧波幫”在香港迴歸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中英還處於談判階段，又碰上香港經濟不景氣和金融風波，外界對於迴歸之後的香港還會不會繁榮表示懷疑。
英資渣打、怡和集團抽走在香港的資金，一些精英甚至變賣家產遠走他鄉。
這時候，王寬誠、包玉剛、董建華、馬臨等寧波幫紛紛站了出來，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了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決心，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對香港前景的樂觀態度，這無異於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
包玉剛還充當起了“民間大使”，利用自己的政商關係，穿梭於中英兩國高層之間，傳遞雙方在公開場合不便述說的資訊。
英國外交大臣賀維曾經對包陪慶說：“你父親包玉剛先生，不但是鄧小平的朋友，也得到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信任。他在談判的幾年中，兩地穿梭，起了很大的作用，猶如機器潤滑劑，增進雙方的信任。”
此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組建、立法會的組建，更是處處可見寧波幫的身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5位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寧波人就佔了兩席。
過去走南闖北的寧波幫勢力，如今的足跡已經遍佈世界各地。據澎湃新聞的報道，目前寧波共有42.7萬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全球一共有16個港澳臺寧波同鄉社團，207個海外僑團，覆蓋47個國家和地區。靠海生存的寧波人，在波濤洶湧中披荊斬棘。
境外寧波幫的出彩，對於本土寧波市來說是極其幸運的。
1984年，鄧小平向當時的國務委員谷牧詢問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的進展，特別問到“寧波怎麼樣”。
隨後他指出：“寧波的事情好辦點，寧波有那麼多人在外邊，世界上有名的2個船王包玉剛、董浩雲都是寧波人。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隨後，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3年間開了6次會議，協調解決了當時涉及寧波的幾乎全部重大問題。國務院為一個城市的發展專門設立協調小組，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絕無僅有。
鄧小平之所以那麼看重寧波，是因為這個城市身上恰好有改革開放需要的兩大優勢。一是寧波港，寧波港地處中國大陸沿海中部與長江“T”子形航線的交匯口，可謂中國港口的“皇冠”。
而且，北侖港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17.5公里長的深水巖壁海岸線，海域水深20米以上，能吞吐25萬噸級及以上的巨輪，是少有的理想港口。在那個亟需吸引外資的年代，一個好的港口有多重要啊。
第二是寧波幫的人脈資源。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整個國家面臨缺資金、缺人才、缺技術、缺物資、缺水、缺電、缺糧的困境，而寧波幫就是寧波突圍的底氣。
1984年，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人口533萬左右，佔全國的0.5%，但GDP佔全國的比重高達13%，實力相當恐怖。在這其中，早已成長為港島中流砥柱的寧波幫，便是寧波非常重要的華僑資源。
在鄧小平“寧波幫幫寧波”的號召下，香港“影視大王”邵逸夫、香南豐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廷驊、香港寧波同鄉會會長李達三、香港永興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曹光彪、美國第一任華人州長吳仙標、全美華僑工商業總會會長應行久、新加坡寧波同鄉會會長水銘漳、日本孫氏集團主席孫忠利及在中國臺灣的金融界、實業界著名人士應昌期等寧波幫，都在闊別家鄉幾十年後踏上了魂牽夢縈的故土，反哺家鄉，捐資投資。
當時寧波500多萬人口，只有兩所專科院校，沒有一所大學。當地想要創辦“寧波大學”，計劃2000人，投資4000萬元人民幣。但是寧波一年財政收入8億元，扣除上交和吃飯，只剩下2000萬元，根本無能為力。
66歲的包玉剛一回來就獻上了一份“厚禮”——兩千萬美元的外匯，用於創辦寧波大學，鄧小平甚至親自題寫了校名。在1991年包玉剛去世之後，邵逸夫、王寬誠、曹光彪、李達三、趙安中、湯於翰、顧國華、朱英龍等大批寧波幫傾囊而出，累計為學校捐款近7億元。為寧波發展中高階產業奠定人才基礎。
在那個年代，寧波幫拿出的真金白銀，可不僅僅是投資款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寶貴的外匯資源。要知道，1949後中國與所有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面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雙重資金困境，加上西方社會的經濟封鎖，中國極度缺乏外匯資金。
為了積攢外匯，國家派出各種演出團隊去外國表演，但都是杯水車薪。結果，中國在進口海外先進裝置以及國際外交上支付能力不足，出海投資更是無從談起。
而在鄧小平發出“寧波幫幫寧波”號召之後的三十三年裡，寧波引進僑資企業8100餘家，總投資約50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57.2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資金來自寧波幫的投入或者牽線搭橋引進來的。這些外匯最後化為了原材料、機器裝置、建築物等，嵌入寧波的經濟機器中。
時至今日“寧波幫幫寧波”的傳統從沒有間斷過。儘管很多老一輩的寧波幫也已經年近古稀，但他們的二代和三代開始接棒，加入新寧波幫的行列當中，將寧波幫的精神持續傳承下去。
包玉剛的好友、香港榮華紡織有限公司前董事長趙安中，他的孩子在美國芝加哥讀完研究生後，就回來鎮海創辦了生陽新材料，從事新材料的研發和產品生產。
寧波本地的企業永新光學，其前身是寧波光學儀器廠，這是由寧波幫人士、香港實業界的翹楚曹光彪投資創立的，也是寧波首家“寧波幫”投資的上市公司。如今已經傳承到了第三代，是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其研發的光學鏡頭，成為“嫦娥號”探月的“眼睛”。
這些不斷累積的資本存量，推動寧波從一個商埠小城迅速躍升為現代化大都市。
由於寧波幫的存在，寧波市從起步開始，就獲得了頂層設計的傾斜和關照，極大地推動了寧波的發展。
1979年，從北侖港十萬噸級的鐵礦石中轉碼頭，打下第一根樁開始，到1981年，第一艘十萬噸級“寶清海”輪成功靠泊，北侖港實現了從河口港走向海港的歷史跨越。
歷經3年的建設，1982年，北侖港從一片蘆葦叢生的荒涼灘塗，蛻變成為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的10萬噸級深水碼頭。當時中國的彩色電視機很少，質量也不高，但北侖港礦石中轉碼頭上的重要生產環節，竟然全部是用彩電進行即時監控的，在當時可以說是裝置最為先進的。
要知道，福州港可是在上世紀90年，才開始探索向外海深水港區拓展，而寧波已經早早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但就算是裝置如此先進的北侖港，其定位也不過是上海寶鋼的配套港口，用作鋼鐵廠進口鐵礦石的中轉碼頭，充其量不過是舞臺上的配角。
讓北侖港從配角一舉成為主角的，還是寧波幫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便是盧緒章，是中國對外貿易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4歲時，他離開寧波老家至上海謀生。
1933年，盧緒章和幾個朋友成立今天華潤集團的前身——廣大華行。1984年，73歲高齡的盧緒章受中央和小平的委派，回到故鄉寧波幫助開展對外開放工作，並被浙江省、寧波市政府聘為特邀顧問。
為了加快開發北侖港，他向國家提出了許多實際且中肯的建議，這些真知灼見都得到了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領導的高度重視。
他認為在當時的中國，沿海開放地區已經形成幾種開放模式，但缺少一個大型國際中轉港，他為此實地調研過沿海很多港口，確信唯有寧波才是最佳選擇，並幫助寧波制定長遠的發展規劃。
而且，他還充分利用自己海外朋友多的優勢，多方奔走聯絡，希望海外的鄉親們都可以多回鄉來看看。在他的盛情邀請之下，包玉剛在闊別家鄉40年之後終於重新踏上故土。而這位世界船王一眼就發現北侖深水良港對於寧波發展的重要性，當時他就向鄧小平積極提議，要大力發展北侖港。
次年，鄧小平與國務院主要領導談對外開放時說：“包玉剛先生說，寧波可以進25萬噸的貨輪，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萬噸船的運輸成本可降低30%。所以，發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與寧波連起來，就可以解決上海的許多問題。”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1985年北侖港就被定為國家要建的四個國際中轉港之一。
得益於寧波幫的推波助瀾，國家投入了非常多的資金和資源用於開發和建設這個港口。1990年開始，北侖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建設高潮。在10萬噸級的礦石中轉碼頭旁邊，抓緊建設集裝箱專用泊位。
到了1992年，國家計委批准北侖港建設20萬噸級大型貨輪碼頭，而1994年建成的５萬噸級算山原油碼頭，使得原本沒有資源優勢的北侖港，一下子躍升為國內海運油港和油品集散基地。
如今，北侖港已從昔日的內河小港，變成了氣吞萬里的世界級大港，貨物吞吐量連續14年位居世界第一，航線總數超過300條。而北侖港的開發建設，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寧波的輻射能力。
為了建設寧波機場，盧緒章還多次上書鄧小平。因為有了機場，才能方便境外人士來往寧波，才能給這座城市的經濟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1985年，鄧小平交代國務委員谷牧，將寧波機場從軍用機場變成軍地合用，另外還給出了兩條指示，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班，隨著通航的進一步發展，逐步做到每天有兩個航班。二是將來經濟發展了，寧波以地方為主再搞一個大一點的機場。
正是有了鄧小平的特別關照，寧波很快走過了寧波莊橋機場軍民兩用的初創時期，在1990年，比省會杭州更早迎來了浙江省內的第一座民用機場——寧波櫟社機場，結束了沒有民用機場的歷史。
當時的櫟社機場是長三角第四個國際機場，耗資1.26億，跑道長2500米，可起降波音757及以下機型，停機坪5.5萬平方米，可停放9架飛機。
擁有國際機場、北侖港等重大設施的寧波，在對外開放的道路上，比別的城市擁有了更多的籌碼，加速了寧波的崛起。
2024年，寧波GDP罕見超越天津位列全國第11名，距離中國前十大城市僅有一步之遙，背後的寧波幫功不可沒。
寧波幫之所以可以崛起，並超越晉商、徽商等其他商幫，在於它並非“官商”，而是“民商”，民本經濟是它的根。
早期晉商和徽商之所以更強勢，主要原因在於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更為緊密。但長期背靠權力，加上深居內陸，也造就了晉商、徽商封閉、保守的性格，也使得他們難以應對市場經濟大門開啟之後，資本主義的衝擊，逐漸走向衰落。
相較之下，沿海的寧波幫本質還是民本經濟，適應性更強，在上海開埠後迅速從買辦經濟中奪得主導權，並順應時代變化鋪開商業圖譜，形成後發優勢。
時至今日，民營經濟仍舊是寧波發展程序中非常重要的力量。2008年，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杭州灣跨海大橋建成，使得寧波到上海的通行時間從4小時縮短至2小時。
過去，由於杭州灣的阻隔，寧波長期處於交通末梢，與浙北、上海、蘇南的陸上交通極為不便，這也變相縮小了寧波港的腹地，制約了這個黃金良港的價值最大化。
而杭州灣跨海大橋落成之後，寧波的地位有了實質性的改變，嘉興、蘇南等地區到寧波港的公路距離與上海港幾乎相等，江蘇一帶企業的出口從此多了一個選擇。
寧波和上海“牽手”之後，寧波也有更多的機會接受國際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長三角一體化將大大加速。
但這還不是最引人矚目的，最關鍵的一點是，過去國家級的特大基礎設施專案，一直都被視作民間資本的禁區，資本再雄厚都難以逾越這座大山。然而，浙江卻開啟禁區之門，創下了中國民營資本首次進入基礎建設專案的歷史。
2000年，杭州灣跨海大橋投資的經費估算下來，大概需要118億元，而當時寧波的財政收入連110億都沒有。時任寧波市市長向國家部委彙報時語出驚人：“主要專案批下來，大橋建設不要國家投一分錢。”
錢從哪裡來呢？2003年，醞釀了10年之久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正式動工。有關大橋的投資謎底就此揭開。原來，寧波人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創新，從市場融資，向民間資本敞開大門。
具體來說，銀行貸款佔65%，專案資本金佔35%。而企業投資的35%中，寧波和嘉興以9：1的比例出資。
其中寧波的投資方，45%為國有的寧波交通投資公司，45%的股份是民營企業雅戈爾拿下的，其餘的10%由慈谿（寧波代管的一個縣級市）建橋投資有限公司持有，這是由海通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環馳軸承集團等十多家寧波的民營企業組成的。
民間資本在企業投資中超過了一半。以至於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杭州灣跨海大橋被套上了“民資控股”的光環。
儘管後來由於諸多因素，民營資本已經退出，但這並不意味著新的歷史篇章結束。近幾年，浙江的民間資本再一次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
2022年，中國首條民資控股高鐵——杭紹臺城際鐵路開通，其運營主體杭紹臺鐵路有限公司，是由復星集團牽頭的浙商民營聯合體，佔股51%。
2024年，溫州的首條350公里時速高鐵杭溫高鐵也正式運營，這是全國第二條民資控股建設的高速鐵路。
這便是與眾不同的浙江。這種敢於突破邊界的膽識，來源於本土民營資本力量的底氣。
如今，寧波的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市65%的GDP和出口額、80%的稅收、85%的就業崗位、超95%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在寧波，平均每10個人中就有一個老闆，人均擁有1/26家民營企業。
2023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有20家在寧波，數量位列全國第6，比上海、重慶、福州、廣州、南京、佛山都要多。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寧波幫，選擇在製造業上下功夫，走出了一條“製造冠軍”之路。目前，寧波湧現出104家國家級單項冠軍企業、352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以全國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積，培育出全國6.7%的單項冠軍，締造出不少傳奇。
像慈谿民營企業天生密封件公司製造的反應堆主密封環，助推“華龍一號”核電站核心裝置的完全國產化。貝發打破了“中國造不出好圓珠筆筆頭”的尷尬。長陽科技的光學反射膜實現進口替代，打破國外廠商的長期壟斷。寧波德鷹精密機械有限公司專注於小小的縫紉機旋梭，旋梭產品佔到全球市場份額的90%……
三江口的潮水奔騰不息，寧波幫的故事，仍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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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185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巫珩
作者簡介：香港科技大學碩士，區域經濟觀察者。
參考文獻：《從配角到主角，北侖港的C位之戰》，螃蟹甲，載於《看航運》公眾號，2022年1月；《地區放權與經濟效率：以計劃單列為例》，史宇鵬、周黎安，載於《經濟研究》，2007年第一期。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圖片 視覺中國/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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