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和Loren Horster-Haarburger認為自己很幸運，這對千禧一代夫婦在墨爾本售出了他們位於Cobblebank的房產，僅掛牌兩週後就成功售出。
Horster-Haarburger夫婦有一個18個月大的女兒Ivy，他們6年前建造的四居室房屋以64.6萬澳元的價格售出，盈利20萬澳元。
這對夫婦是在Bacchus Marsh長大的，現在他們計劃搬回去。
30歲的Loren說：“我們很幸運能在這麼好的時機入市，我們在疫情發的房市繁榮前買房，也在建築成本變得更貴之前買房。”
32歲的Tim擔任細木工製圖員，每週在家工作4天，在辦公室工作1天。
Horster-Haarburger一家（圖片來源：《悉尼晨鋒報》）
他說：“我們在大繁榮前一個月左右入市，如果我們當時等待的話，我覺得成本可能會翻倍，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Cotality的資料顯示，過去20年來，墨爾本外城區的房價大幅上漲，因為買家競相尋找可負擔的居住地，新開發專案蓬勃發展。
專家表示，千禧一代買家的大規模轉移是主要原因之一，那些無法承擔內城區高房價的人湧入城市邊緣尋找家庭住房。
在Cobblebank，房屋中位價上漲了309.1%至63.7萬澳元，但這個較新的城區於2017年正式建立。
附近的Bonnie Brook上漲了327.3%，至近69萬澳元。
（圖片來源：《悉尼晨鋒報》）
在墨爾本外北區，Donnybrook的房屋中位價上漲了294.1%，至超72.2萬澳元。附近的Mickleham上漲了289%，至近72.4萬澳元。
與此同時，墨爾本增長走廊不斷推出新的房產組合專案，以及更多居民搬進去。
澳洲統計局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Melton地方政府轄區在2006年有近7.9萬居民，15年後增加了一倍多，至17896人。
但在這個“雙城記”中，房屋中位價漲幅最大的是內城區Kew East，上漲了349.5%至212萬澳元，鄰近的Balwyn和Balwyn North分別上漲超300%。
Cotality的Eliza Owen表示，內城區房價上漲是由富裕買家和房源短缺推動的，而不是千禧一代尋找家庭住房的轉移。
（圖片來源：《悉尼晨鋒報》）
Owen還表示，疫情和遠端工作促使買家的買房地點發生轉變，他們能住得離CBD的辦公室更遠。
“外城區房價上漲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遠端工作的常態化和千禧一代的轉移——但我認為隨著更高利率和可負擔問題的影響，這種增長面臨侷限性。”
Demographics Group的聯合創始人Simon Kuestenmacher表示，千禧一代——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出生——現在是澳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代人，且已經在改變墨爾本一些外城區的面貌。
那些曾經住在內城區但被高房價擠出的人，正湧入外城區買房。
他說，這意味著外城區正在“潮人化”，不斷湧現時尚的咖啡場所。
（圖片來源：《悉尼晨鋒報》）
隨著墨爾本大量綠地開發，房價將繼續低於其它首府城市，儘管他注意到學校、超市和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但即便如此，他說，預計千禧一代在未來至少12年內將繼續搬到邊緣地區，因為他們將結婚並組建家庭。
Kuestenmacher還表示，新移民也在向可負擔的外城區的遷移。
他說：“他們想要大房子，所以搬到Point Cook這樣的地區。移民沒有父母銀行的支援，所以他們選擇住在可負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