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異味車”：隱身的平臺與模糊的議題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張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2024年12月24日，滴滴出行釋出宣告回應近期“臭車”輿情，並宣佈開展“異味車”專項治理。平臺宣佈上線拉黑異味車功能，即使用者在乘車中遇到“異味車”或其他不好的體驗時，可以透過行程頁面中的“不乘坐該車輛”對網約車進行為期12個月的“拉黑”操作。此外，平臺已經開展了針對司機的宣教與播報，提醒司機保持車內衛生，並賦予乘客對車內氣味評價的權利。對於異味差評率較高的司機，平臺將暫停或取消其服務，進行培訓和考試後方可恢復接單。平臺還在52個城市上線了“清新車同城PK賽”，並在北京等城市推出“香香車”和暖冬彩蛋車等旨在改善車內空氣的活動。同時，公告中還倡導乘客與司機共同愛護車內環境，不在車內食用有刺激性和異味的食物，不在車內吸菸等。

通篇公告展示了滴滴整治異味車的決心和行動，但相比乘客打到“臭車”的頻次和機率，滴滴的通告似乎來得有些遲。早在2024年6月，滴滴發起的公眾評議中，“拉黑異味車”已位居第二。近期上映的電影《好東西》中，也有“快車太臭，除非女司機”等相關臺詞。而早在2023年11月，曹操出行就上線了車內“一鍵換氣”功能，並在2024年5月於廈門為超過1000臺網約車安裝了車載智慧淨化裝置，開展了車內異味的治理行動。滴滴遲來的治理和宣告將矛盾巧妙地轉嫁給了司機和使用者，雖然提到了治理“異味車”需要平臺、司機和使用者三方努力，但平臺長達一年半的隱身和宣告中寥寥數筆的責任宣告將真正的矛盾策略性地掩蓋了起來。

隱身的平臺

圍繞網約車平臺的輿情一直存在，比如有關網約車平臺專車和順風車業務的安全討論持續不絕。平臺的策略往往是將合規與監管義務做模糊化處理，除非平臺責任已經足夠明顯到無法潦草帶過。合規義務和平臺責任的缺失並未推進平臺對輿情處理的進展，而是對司機的勞動過程和網約車的空間展開了全新的規制。

平臺的派單邏輯和抽成邏輯植根於資訊不對稱的勞動過程控制中，抽成比例和派單頻率掌握在平臺手中，平臺“去僱傭化”的新型模式卻未改變對剩餘價值的索取，網約車司機透過延長勞動時間完成儘可能多的訂單，在無意義的內卷中提升了平臺的效率，抵消了平臺傳送給乘客的優惠和折扣，成為了真正負擔成本的一方。而看似公平的價值分割和抽成模式也因為缺少協商空間和議價能力而只能選擇被動接受。在司機群體內部，平臺透過設計好的司機激勵體系。將司機透過平臺內的口碑值和平臺外的合作公司進行雙重管理，形成一套管理運力的金字塔體系，口碑值的積累和服務市場等指標相掛鉤，演算法和激勵模式搭建了一套延長勞動時間的過程監督體系，平臺在這個二元體系中發揮著主導型的作用。

平臺的到來首先引發了公共運輸行業內部的矛盾。巡遊計程車司機在網約車出現伊始利用社交媒體進行集體行動抵抗網約車的發展，在進入平臺後透過選擇性接單抵抗演算法的入侵。平臺透過吸納巡遊計程車司機，實現行業內的合法化和派單的去技術化，巡遊計程車司機在“平臺—司機”的不對稱關係內被動接受了“勞動控制”。反過來，對於巡遊計程車的外部監管被平臺創造性地應用到網約車空間內，以應付層出不窮的安全事故和輿情，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安裝車內遠端監控和技術和引入乘客投訴機制。在一系列司乘糾紛和事故頻發後，平臺開啟了車內錄音錄影功能和手機裝置搭載的GPS等裝置。不僅如此，平臺後期會透過AI 分析訂單的即時軌跡和司機的駕駛狀態，若檢測到司機存在異常的駕駛狀態或行駛軌跡，系統會透過內建語音提醒和乘客簡訊確認進行和管理。

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將福柯的“全景式監獄”與資訊方式下的資料庫相結合提出了“超級全景監獄”。他指出，在網路時代，一種去中心化的社會實踐正在生成，而“超級全景監獄”作為一種圍觀結構，當多數人對個體展開的凝視和控制時，私人和公共空間的消解實現了對人的全面的無時無刻的監視和規訓。平臺對網約車空間的改造與“公共化”將“平臺—使用者”和“平臺—司機”之間的張力轉換成了司乘關係之間的矛盾。相比之下，巡遊計程車司機作為運輸業從業者，受到國家統一標準和交通部統一管理的乘客投訴機制的約束，而網約車司機則是科技企業的零工經濟從業者，卻也在日益有形化的“公共空間”內收到來自平臺企業的強規制。然而，在如此強規制的背後是沒有保障的勞動關係和頻繁施壓的勞動過程監管。施加監管壓力的平臺在輿情和事故出現時利用層層加碼的監管措施，美其名曰為充分的平臺責任，從而將矛盾轉嫁到司乘關係中。

在關於平臺和網際網路治理的討論中，胡凌提出的“平臺發包制”將整個網際網路治理過程描述成一個發包過程，這種發包體制促進了大型平臺的自我管理和生產方式的形成。發包意味著政府委託平臺進行管理，但在某些重要領域，政府仍需保持監督和控制。這種依託數字架構（architecture）的規制手段回應著網際網路內容和平臺的兩階段“非法興起”以及經濟價值和社會控制關係的再生產。張湖月（Angela Huyue Zhang）將中國的網際網路監管邏輯總結為“動態金字塔”（dynamic pyramid model）。其中，監管者作為重要的執行者，在監管中“要麼做得特別少，要麼做得特別多”。劉立之在對中國電商平臺的研究中提出了“建制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的概念。

以上三種討論暗含的是平臺興起的邏輯，即在崛起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採取包容審慎的態度和“戰略不管制” (strategic non-regulation)，如此監管保證了網際網路行業在“弱制度”的條件下迅速發展和繁榮。透過要求網際網路企業採取各類自我規制手段，承擔平臺活動的風險管理責任，在制度缺位時進行彌補甚至後續的“吸納”。治理邏輯給予平臺在特定時間隱身的空間，戰略性的缺位和適時的吸納構成默契，在充分的操作空間內實現了矛盾的模糊化處理和轉移。

弱者的抵抗

從一年前那位“自帶被褥睡在網約車”裡的司機開始，“臭車”開始和司機本人的生活習慣聯絡了起來。不可否認的是，長時間生活在網約車中的司機們產生的氣味和座椅的織物融合以後會形成一種難以描述的氣味，進入車廂好像“進入司機的被窩”等描述在網際網路上被“乘客—司機”的二元關係對立起來，但這實際上與網約車行業運力飽和、平臺的激勵機制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思潮相關。大量靈活就業人群湧入網約車和外賣行業，面臨傳統巡遊計程車和新興無人駕駛出租車的雙重衝擊，以及平臺在價格競爭和司機抽成中的雙重限制，網約車司機陷入了無效內卷的陷阱，工作時間長卻無法盈利。選擇“換道”的部分新能源網約車司機在龐大的充電需求和無法匹配的充電設施與效率的牽制下，也無法真正實現降本增效。

無人駕駛出租車開進武漢以後，“被替代”的身份焦慮席捲巡遊計程車司機和網約車司機，而多年無法盈利的滴滴卻在扭虧為盈伊始投資了無人駕駛出租車。無論是計程車司機惡意阻礙蘿蔔快跑行駛，還是網約車的異味難消，個體的努力無法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亦無力改變生產方式的顛覆，而滴滴的宣告中卻將行業風險和平臺責任轉化成司機個人素質和乘客乘車需求之間的矛盾，但在日益增長的空駛率和缺乏基本保障的零工經濟的背景下，從2012年開始運營的滴滴出行，司機素質為何會在近兩年突然低下？

當科技資本試圖透過平臺取代和淘汰勞動力時，平臺的抽成和對剩餘價值最大化的追求轉變成了科技資本的技術革新和對勞動力需求的最小化。悖論之下隱藏著全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力使用模式，無論勞動力需求的縮小和行業的飽和是否已經蠶食到廣大的網約車司機群體，傳統“平臺—勞動者”模式的不確定性和數字勞動的無意義加深了無法扭轉的掠奪感和失落感，而這種無意義並不是只存在於網約車司機中，而是更廣泛的社會思潮中。從2020年起，社交媒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與勞動者和工作相關的“熱梗”和關鍵詞，上班族們透過一系列帶有特定狀態和語境的關鍵詞表述和賦予了工作場域中不同行動以新的實踐意義。

“上班族”到“打工人”的關鍵詞轉換，雖然描述的都是同一群人，但是其負載的含義與資訊早已完全不同。面對社會結構和工作場域內部的雙重壓力，00後異軍突起，成為了“整頓職場”的正義之師，新一代的“反內卷鬥士”在一個又一個強大的詞彙中成為了希望敘事的主角。脫離職場的“數字遊民”和“全職兒女”以全新的身份和敘事再度迴歸社交媒體，追求鐵飯碗的“上岸一族”聚集在城市中的自習室與公立圖書館，更大意義上的“東亞身份”包含著對績效社會和優績主義的批判與憤怒。置身於毫無意義的工作中掙扎著的大多數們生成了一套屬於當代打工人的行為規則，他們追求著片刻的“鬆弛感”，撰寫屬於自己的“發瘋文學”，在充斥著等級制度的工作環境中實踐著弱者的反抗。

而執著於“上班比醜穿搭”的i人e人，濃人淡人或微死的活人發出的“洗個澡的時間都沒有嗎？”的疑問，看似是對異味車的抱怨和不滿，實際上忽略了異味車背後的不斷增長的工作時間和不斷減少的剩餘價值。原本是平臺的管理缺位導致的系統性問題缺乏有效的解決方案，社會結構和公眾輿論則傾向於透過個體化的責任分配來弱化系統的疏離感。公眾透過性別敘事和市場邏輯，將注意力從平臺責任轉移到個體身上，從而掩蓋了系統性矛盾。這種將“臭車”定義為男司機和女司機的差異，或者將“嫌臭就打專車”等顯化的“司乘矛盾”無疑是一種議題設定的結果。這種操作有效弱化了平臺在制度建設、管理疏漏等方面的責任，性別化敘事進一步吸引公眾注意力，不僅模糊了原本的問題核心，還加速了這場拉黑的“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