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肖：我不是謝耳朵

本週末，讓我們來看一位物理學家的人生故事，就是《生活大爆炸》裡的謝爾頓，等一下，我們說的是他在現實中的原型一——美國物理學家謝爾登·格拉肖。

《生活大爆炸》裡的謝爾頓喜歡物理，工作中有笑料，有樂趣，還有一群朋友。現實中的格拉肖生活裡也有歡笑，也有友情，只是真實的人生除了喜劇，還有另一層不那麼明亮的色彩。或許只有在電視劇裡，所有人物能在大結局之前有個完美結局。那些未解決的種種困境，屬於我們每天生活的真實世界。

希望這個故事能讓你想起自己生活中的點滴，想起快樂，也接納那些不完美的縫隙。

週末愉快！

文｜查非

物理學家謝爾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每次到中國訪問，提問環節總有一個相同的問題——你是「謝耳朵」嗎？

格拉肖最大的物理學貢獻在基本粒子和量子場論，所以他花了一點時間才搞明白，這些年輕學生們老問他的The Big Bang Theory，並不是指宇宙學模型，而是電視劇《生活大爆炸》。他也因此知道這部劇的主角「謝耳朵」叫做Sheldon Cooper，據說Sheldon來自於他的名字，Cooper來自他的高中校友、另一位諾獎得主利昂·庫珀（Leon Cooper）。

起初他會耐心解釋這些背景，後來他累了。最近一次發生在2024年末的北京，他再次聽到《生活大爆炸》的問題後，觸電般地狠狠搖頭，「No！我才不看什麼愚蠢的電視劇，我做的是物理研究！（I don’t watch silly programs on television! I do physics!）」

2024年，格拉肖在北京交流圖源央視《對話》欄目

事實上，格拉肖擁有一個遠比劇本更精彩的人生。他擁有鬆弛自然的鏡頭感，天生就是喜劇主角，你一定會在人群中第一時間注意到他——在座無虛席的研討會現場，坐在第一排的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其中一位諾獎得主會在聽報告時突然提問打斷，另一位諾獎得主則習慣於跟臺上頻頻點頭互動，而坐在中間仰著頭呼呼大睡的那個人，就是格拉肖。

輪到他上臺演講，只有他一個人的PPT裡沒有圖表，也沒有資料，他把柺杖放在講臺上，按照年份把自己的經歷講一遍，就是他的所有分享內容。他講話永遠有意料不到的後半句：他會在介紹同時代物理學家的時候，詳述哪些人吃飯挑食；人們請他講自己在波士頓大學工作的經歷，他講的是自己如何在一系列重磅講座中全程睡著了。

還有一次發生在美國物理學會的訪談上，他講述了科普的艱難，他和同行們專門到不同地方的學校給學生們組織活動，講起如何讓孩子們對物理感興趣，以及為此他嘗試過的種種努力。講到最後，他說，「這真是一趟了不起的旅行，我在那座城市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男裝店。」

只要聽他一直講下去，你會覺得物理學是一門充滿了笑料的學科，一個物理學家的生活幾乎等同於一部沒有劇本的情景喜劇。這個結論大部分時候成立，只是他的真實人生裡並不都是樂趣，儘管幽默是他骨子裡的特點，但他有過更嚴肅的時刻，一些他偶爾才會講的、跟喜劇相悖的物理人生。

另一面的人生從小時候就開始了。上學時的格拉肖是一個喜歡假裝正經的孩子。他小時候很胖，從六歲就開始戴眼鏡，不擅長任何運動，在人群裡很不起眼。物理給了他一種大人感。他從科幻小說裡學到的物理知識，讓他能在同學面前繪聲繪色地講解原子彈的原理。一個不會打棒球的小胖子也可以成為校園明星，這讓他很得意。

也正是物理，帶來了新的友誼。在布朗克斯理科中學讀書的時候，他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夥伴，其中有兩個關係最要好的死黨，傑拉爾德·費恩伯格（Gerald Feinberg）和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三個人經常一起坐地鐵放學回家，也會湊在一起去第四大道上的二手書店，淘那些印著「量子力學」字眼的書。他們一起讀科幻小說，一起給喜歡的科幻作家寫信，還組建了一個科幻俱樂部，辦了一本校園科學雜誌，費恩伯格擔任主編，溫伯格和格拉肖負責寫稿，他們還給自己的刊物做宣傳，邀請知名作家給他們供稿。

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最喜歡像大人那樣討論物理。吃午飯的時候，費恩伯格喜歡討論量子力學問題，雖然內容限於他當天學到的知識，而格拉肖的午餐更忙，因為中學數學只學到立體幾何，他在餐廳裡找了一位懂微積分的同學，邊吃飯邊跟他學習微積分。溫伯格、費恩伯格和格拉肖回家的路線相似，放學路上就是三個男孩的物理幻想時間。這是格拉肖直到80多歲依然能夠繪聲繪色複述的回憶場景——在地鐵裡，他跟小夥伴炫耀，「我今天學了微積分！」溫伯格馬上回了一句，「那有什麼，我學了測不準原理！」費恩伯格出來說，「那麼，為什麼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超越光速？接下來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吧！」

那是人生最純粹的一段時間。三個中學生想象自己是真正的物理學家，討論著宇宙中最深邃的問題。

這份快樂一直延續著，直到時間一步步地把他們變成了真正的大人。考大學那一年，費恩伯格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溫伯格和格拉肖都被哈佛拒絕了。因為兩個人選擇的學校一樣，溫伯格的爸爸開車帶著他倆一起去看他們的備選學校——他們先去看了普林斯頓大學，當時的普林斯頓校園裡只有男生，吃飯時要像英國的大學那樣穿著正裝，兩個人一看就放棄了；第二站是康奈爾大學，「我們倆都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去過農場，看到學校在山上，還能看到牛啊豬啊和小雞，我們覺得有趣極了」；就這樣，第三站的MIT以「平淡無奇的城裡學校」迅速落敗，他們決定去康奈爾大學。

他們一起開始了大學生活，一起上課，一起聽講座。溫伯格住在大學兄弟會的宿舍，格拉肖和幾個同學合租在校園外。那時候他們開始有各自的生活，不過還是會常常聚在一起。碰上物理學講座，倆人像中學的時候一樣結伴去聽，聽完互相嘀咕，「我一個字也沒聽懂」，他們還會寫信給留在紐約的費恩伯格，跟他分享各自的新發現。

就是在長大的日子裡，格拉肖開始立志成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他喜歡研究理論，但另一個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成為實驗物理學家。在康奈爾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在實驗室打碎了所有他碰過的試管，導師很快給了他一個及格成績，然後要求他再也不要進入實驗室。他被同學們列為一種新的物理現象——物理學家泡利只要待在房間裡，什麼實驗都進行不下去，這是物理學中出名的「泡利效應」，鑑於格拉肖造成的損失有限，他暫時被稱為「小一號的泡利效應」。

格拉肖圖源視覺中國

後來，格拉肖進入哈佛大學繼續攻讀，而溫伯格去了普林斯頓大學。他們開始在物理學中深造，興趣和天賦讓他們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只是漸漸地他們都開始發現，物理的深處，裡面並不總是物理。

格拉肖的導師是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量子電動力學的創始人之一。入學的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導師將在11年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也不知道那一年與他共同獲獎的還有費曼和朝永振一郎，但格拉肖那時候就知道，這些名字是跟導師對話時的禁詞。「他們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但他們也是競爭對手，所以你不能在施溫格在房間裡的時候使用費曼圖，但這件事真的讓我為難了好一陣子，因為我覺得費曼圖就是描述粒子之間相互作用最合適的工具，我真的想不出來第二種描述方式。」他在跟美國中學生對談的時候說。

另一個現實領悟是，作為職業的物理並不總是一份好工作。他看到身邊的人陸陸續續轉行，尤其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計算機和金融行業成為更有吸引力的選擇。他的大學舍友投身金融行業，很快成為開著瑪莎拉蒂來接他吃飯的億萬富翁。格拉肖培養的博士生在交往了計算機系女朋友後，回來告訴他，他不想繼續研究物理了，他要去研究計算機。後來格拉肖在北京見到了這位學生，那時候他已經獲得了圖靈獎，歡迎儀式上他的名字比格拉肖更為人熟知——姚期智。

格拉肖一輩子都在研究理論物理，但是，找工作、換工作、升職、加薪、謀求業界聲名——這些也是物理人生的一部分。他博士畢業後想去莫斯科，結果收到了蘇聯大使館的簽證拒籤信。他後來先去了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員，又去了斯坦福大學當助理教授，工作幾個月後他發現當時的斯坦福大學不允許助理教授轉終身教職，格拉肖跑去找負責人確認，他們的對話是這樣的：

「我可以得到終身教職嗎？」

「老實說，不行。」

「那麼我幹到年底就走。」

格拉肖很快轉去了伯克利大學，在那裡獲得了終身教職，之後回到哈佛大學，擔任教授。他和同事聊天的時候會互相打趣，「只有失敗的物理學家才能成為大富翁。」

就在等蘇聯簽證的時間裡，格拉肖在哥本哈根的玻爾研究所工作了兩年，正是在那段失意的時間裡，他發現了SU(2)×U(1)結構，在1960年9月完成了題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對稱性」（Partial Symmetries of Weak Interactions）的論文，次年2月發表在歐洲物理學會主辦的《核物理學》（Nuclear Physics）期刊上。

這篇論文成為他最終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主要依據。格拉肖的想法在十幾年後才在實驗中得到證實是正確的，當時能夠理解這一想法的只有他、他的導師施溫格，以及他的博士後導師默裡·蓋爾曼（Murray Gell-Mann）。蓋爾曼在1960年的羅切斯特會議上將格拉肖的文章做了公開報告，但反響冷淡。

格拉肖年輕時的講座圖源CERN

與此同時，他的老同學也在做相關研究。1967年11月20日，溫伯格題為「輕子模型」（A Model of Leptons）的論文發表在《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它標誌著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的電弱統一理論的正式誕生。在接受《CERN信報》（CERN Courier）採訪時，溫伯格回憶了他的發現過程，當時他們一家人從伯克利搬到了劍橋，妻子正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律學位，所以溫伯格要負責照顧4歲的女兒，送她去幼兒園，陪她出去玩，關於電弱統一的很多思考都是坐在公園長椅上看女兒玩耍時完成的。

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討論，更多人推動了研究進展，電弱統一理論逐漸凸顯出它的價值。它成為了那段時間爭奪諾貝爾獎最熱門的話題，也正在這個時候，故事開始變得現實。

評選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過程中，憑藉這項研究獲得最多提名的候選人既不是格拉肖，也不是溫伯格，而是巴基斯坦物理學家阿卜杜勒·薩拉姆（Abdus Salam）。這在很長時間內是一個爭議問題，薩拉姆並沒有就此工作發表過任何期刊論文，他的報告方式是在1968年的諾貝爾研討會上做的學術報告，這個時間也明顯晚於格拉肖和溫伯格的研究工作。他的學生諾曼·多姆貝（Norman Dombey）曾公開發文批評自己的導師，指責薩拉姆用各種手段跟諾獎評委拉關係，藉助人脈向評委兜售「薩拉姆模型」，還利用自己掌控的資源招待包括狄拉克在內的大師級物理學家，從而獲得更多重量級提名。據說格拉肖一開始連提名候選人的機會也沒有，當年的評委會幾乎要確定授予溫伯格和薩拉姆兩個人，最後是在另外兩位大師級物理學家強烈要求下，格拉肖才在最後時間躋身名單。

這些是他小時候未曾想到的「大人的物理」。在接受歷史學家大衛·齊澤勒(David Zierler)專訪時，格拉肖說起自己的諾貝爾獎經歷，講起的並不是愉快的回憶：

「到了1970年代的後面幾年，我意識到自己可能成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但與此同時，我發現我的老朋友史蒂文·溫伯格正在竭盡全力為他自己和薩拉姆爭取同一個獎項。特別是在一次東京的會議上，他在講述弱相互作用理論的歷史時，刻意沒有提到我的名字。這讓我非常生氣，也直接終結了我們的友誼。1979年夏天，我應邀參加斯德哥爾摩的一場會議，討論物理學的最新進展。會議之前，我把我的講稿寄給了史蒂文，他對我的演講表達了強烈反對，因為裡面探討了一些可能替代溫伯格-薩拉姆理論的觀點，實際上，我的演講是開放性的，我是在探討他們的——更準確說應該是我們的——理論是否正確」，「他認為這會威脅到他為自己和薩拉姆爭取諾貝爾獎」，「我們的爭論非常激烈，最後我只能結束通話了電話」。

1979年，格拉肖、溫伯格和薩拉姆三個人共同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典禮上，他們依次接過了諾貝爾獎獎章。在此之前，電弱統一理論一直被廣泛稱為「溫伯格-薩拉姆理論」，在那之後，才改稱為「格拉肖-薩拉姆-溫伯格理論」。

1979年獲諾獎後，格拉肖（右）和溫伯格握手圖源諾貝爾獎官網

此後許多年，他們變成了陌生人。格拉肖的學生後來寫文章回憶，當時他知道格拉肖和溫伯格應該是高中同學，他們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就在隔壁，但是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倆說話。

三年後，溫伯格離開哈佛大學，和家人一起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工作。格拉肖在哈佛大學工作到2009年，之後轉去了波士頓大學，直至退休。此後他們的人生只有兩次交集，一次是格拉肖去奧斯汀做演講，另一次是格拉肖想約溫伯格寫文章，討論疫情後的物理學發展受阻，但溫伯格沒有寫。

只有在電視劇裡，一切衝突才能在劇終之前得到完美解決。真實的生活裡更多是說不出口的苦澀，不會癒合的傷疤，和漫長而徒勞的等待。

1992年，費恩伯格因癌症去世，享年58歲。他是格拉肖一生的朋友，高中畢業後的費恩伯格一直留在哥倫比亞大學，他成為李政道的研究生，隨後留校成為本校教授，一直到生命的最後。小時候他們老喜歡比賽誰學得多，後來他們比賽誰發明了更多新詞。接受美國中學生採訪時，格拉肖還會饒有興致地介紹，費恩伯格發明了一個新詞Tackyon，一種速度超過光速的假想粒子；格拉肖發明了更多新詞，其中一個是Metaquestion，一種不能用現有規則解釋、沒人知道規則是什麼的問題。只是，溫伯格缺席了這樣的對話。

訪談中齊澤勒問他，諾貝爾獎背後的故事，對你來說是個人傷害更大，還是職業傷害更大？

格拉肖的回答是：「其實我和史蒂文作為朋友的親密，早在很久之前就淡化了。我們在高中時十分親近，之後也持續了很多年，後來開始慢慢變淡。只是他在那次東京會議上的報告，徹底終結了我們的友誼，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不再有任何交流的可能。」

2021年7月23日，溫伯格去世，享年88歲。格拉肖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了這位他的科學上的夥伴。文章是這樣開頭的，「在我們88年的生命裡，我和史蒂文認識了74年。」他講了他們在中學一起組建的科幻俱樂部，一起做的課堂作業，一起去康奈爾大學，一起合作的最後一篇論文，一起拿諾貝爾獎。他們的故事只講到諾獎頒獎禮之後的官方活動就戛然而止。訃文最後，格拉肖這樣寫道——

「自那以後，我和史蒂文幾乎不再說話。我們的友誼綿長而富有成果，但它不可能繼續下去，為此我感到遺憾。無論如何，我們的生命早已如此密切地交織在一起，以至於他的死亡不僅僅是科學界的巨大創傷，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樣。」

整個職業生涯裡，格拉肖寫過一本教材，叫做《從鍊金術到夸克：給文科生的物理學》（From Alchemy to Quarks: The Study of Physics As a Liberal Art）。這是一本寫給外行看的物理學教科書。格拉肖說自己上中學的時候，物理教材特別枯燥（dull），他一直記著那本教材的作者叫做查爾斯·達爾（Charles Dull），當時他常對著這個名字感嘆物理的晦澀，「Dull先生的書還真是Dull」。後來他到哈佛教書的時候，正好趕上哈佛大學的教授們紛紛自己寫教材，推動教育改革，他也投身其中，把自己的幽默天賦傾注在這本書裡，一邊講故事一邊講物理。他在編撰這本教材的時候特意強調，希望這是一本給「會算數的詩人看的物理學」。

到了真正上課的時候，他才漸漸領悟到現實的真相——阻礙年輕人學習自然科學的並不是枯燥的教材，坐在臺下的很多學生既不瞭解自然科學，也對它不感興趣，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在乎。把文章寫得再精彩，多半也是徒勞。

2005年11月，格拉肖到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訪問並作報告。圖源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官網

只要活得足夠久，同一種沮喪就會反反覆覆出現。他的孩子們在當地最好的教育系統讀書，但他發現學校教平面幾何的方法有問題，沒人教孩子用圓規畫等邊三角形，以至於他的孩子放學後跑來問，「爸爸，你有三把直尺嗎？我需要畫一個等邊三角形。」格拉肖一度積極參與當地教育改革專案，也會協助稽核教育標準，想要改變這種教育狀況。但這和他所經歷的物理生涯一樣，裡面摻雜著不同利益、不同立場，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立場爭論，很難協調，也很難改變。過了幾年，家裡年紀更小的孩子上學回來，還是照樣問他，「爸爸，你有三把直尺嗎？我需要畫一個等邊三角形。」

格拉肖放棄了繼續寫教材，也不再參與教育改革。只在說起這些事的時候，他失去了自己的喜劇天賦，「這一切真的挺讓人沮喪的。」

這才是真實的物理和人生，沒有英雄結局，也沒有團圓與和解。真實的人生不像任何一部電視劇，更像是一部悲喜劇，裡面藏著所有人只會講一半的困局。

他最近一次來北京，活動現場專門有一位工作人員負責攔住那些找他簽名的人，挨個勸退他們，「不要打擾謝耳朵」。他依然被問到了《生活大爆炸》的問題，但在那之前，他先講了一遍自己的故事，然後反過來向這些觀眾提問：

「我發明了一個詞，leucippity。這個詞意味著那些需要等待很長時間才會得到證實的預言，就像等了十幾年才被實驗證實的電弱統一理論，等了50年才被發現的希格斯粒子，還有等了100年的引力波。這個詞還沒有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不過，我已經有一個詞在牛津英語詞典裡了。」講話中途，他突然向臺下的觀眾提問，「你們能猜出來是什麼嗎？」

等了好一會兒，臺下無人響應。「Charm！」他大聲喊道，「我為它提供了一種新釋義，粲夸克（charm quark）！」

說這句話的格拉肖已經92歲了。他的人生足夠豐富，裡面包含了發現、樂趣、友情、奮鬥，也有孤獨、背叛、傷痕和遺憾。現實早已為他準備了一齣最獨特的劇目，他根本不需要去看電視劇。這就是至今依然不喜歡看電視、一輩子活在現實和物理中的謝爾登·格拉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