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和伊朗進行了密切接觸。
4月12日,特朗普總統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與伊朗外長阿拉格奇在阿曼重啟伊核問題對話,這是自2018年以來雙方最高級別的磋商。
或許是考慮到兩國輿論的感觀,對外宣稱是進行“間接會談”,即由阿曼外交大臣互相傳話,類似於中介在買家和賣家之間談價格。
不過據多家媒體報道,美中東問題特使與伊朗外長進行了簡短的直接面對面交談,且反響良好。
會後,白宮稱談判“非常積極且建設性”,是“朝互利邁出的重要一步”。
伊朗則由外長親自上國家電視臺宣傳談判成果,阿拉格奇表示:
“美方也表示希望儘快達成協議,但這並不容易,需要雙方展現誠意與意願,而今天的會談使我們在談判基礎上大大接近了共識,雙方都不希望這是一場空洞無果、純粹為了對話而對話,或是曠日持久的談判。”
作為這場對話的主要決策者,特朗普本人的立場十分清楚,即務必達成伊朗棄核協議,否則將有極大可能性聯合以色列實施軍事打擊。
很多朋友認為,特朗普第一任期主動退出了伊核協議,所以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臉”,第二任期再把伊核協議籤回來。
這種判斷是不準確的,因為特朗普反對的是民主黨簽下的伊核協議(以色列和沙特也反對),認為它未能涵蓋伊朗的導彈計劃和對“抵抗組織”的支援,且限制伊朗核能發展有過期期限。
假如把協議“從嚴處理”,確保伊朗永遠無法擁核,特朗普其實是支援的。

為什麼伊核問題突然浮出水面呢?
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
前文引述過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副所長秦天的觀點——伊朗的國家安全戰略存在三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伊朗的彈道導彈能力。
伊朗擁有可觀數量的新型彈道導彈,最遠射程能達到2000公里,之前伊朗曾兩次使用導彈對以色列本土進行了打擊,效果只能說一般,這讓其導彈的威脅程度有所下降。
第二根支柱是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伊拉克民兵武裝、葉門胡塞武裝、敘利亞等組成的抵抗網路。
過去兩年裡,抵抗組織遭到重創,甚至連伊朗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敘利亞也發生變天,這無疑讓伊朗透過代理人來威懾以色列的力度大打折扣。
第三根支柱即核威懾。
既然前兩根支柱遭受了嚴重削弱,那麼加速核研發就自然成為伊朗不得已之選擇,如此也就觸動了美國和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經。

敘利亞新總統譴責伊朗是宗派主義和腐敗的根源,敘伊關係大幅下降,曾經是伊朗勢力範圍的敘利亞如今已成為以色列和土耳其的角逐之地。
在應對伊朗核計劃問題上,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近期進行了兩次面對面會晤,綜合各方面資訊做推測,美國和以色列的上中下籤大致如下。
美國
上籤是達成一份“更嚴厲的伊核協議”,這樣既能保障以色列安全,又能以輕微代價(部分解除對伊朗制裁)維持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
中籤是沒有達成協議,對伊朗關鍵核設施採取外科手術式打擊,並在整個中東範圍內與伊朗展開冷戰或小規模衝突——類似特朗普第一任期美軍暗殺蘇萊曼尼之後的美伊關係。
下籤是伊朗執意擁核,且外科手術式打擊不成功,美國被迫捲入一場中等以上規模戰爭。
以色列
上籤即拉著美國打一場針對伊朗的全面戰爭,一勞永逸解決掉威脅,或者退而求其次,對伊朗境核心設施做外科手術式打擊——之所以美國的下籤成了以色列的上籤,是因為戰爭的主要成本由美方承擔,而戰後收益則由以色列享受。
中籤即達成一份“更嚴厲的伊核協議”,考慮到以色列對伊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內塔尼亞胡認為“新伊核協議”不過是德黑蘭的緩兵之計。
下籤是維持現狀,假如美國既不同意打擊伊朗核設施,又沒有達成“新伊核協議”,那麼以色列只能單獨行動或接受伊朗即將擁核的事實。

民主黨時期美方的態度其實就是以色列的下籤,特朗普雖然也不同意全面對伊開戰,但至少更強硬一些,已經頻繁威脅要對伊朗核設施做打擊,並以此施壓德黑蘭接受“新伊核協議”。
視角回到伊朗。
過去兩年的中東危機某種意義上是對伊朗“抵抗之弧”戰略的一次總檢驗,然而實際效果只能說差強人意,特別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意外垮掉,打了德黑蘭一個措手不及。
不僅如此,2024年5月 伊朗總統萊希和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在一次直升機失事中喪生,這讓德黑蘭“強硬派”力量再受重創。
這樣的背景下,對美國政策成為伊朗內部爭論非常激烈的話題,以新總統佩澤希齊揚為首的“溫和派”力量逐漸佔據上風,他們支援同美國改善關係,換取華盛頓解除制裁。
對德黑蘭而言,當前政權所屬的勢力範圍已經處於歷史最弱時期,而且面臨著軍事壓力、嚴厲制裁、權力交接與經濟動盪等一系列問題。
抖音上有位伊朗博主叫“波斯娜菲菲”,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她在伊朗屬於妥妥的上流社會,其社交媒體的立場非常正統,但即便如此,從其對日常生活的分享中也能感受到伊朗社會經濟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舉幾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每次坐飛機都心驚膽戰(因制裁導致零部件匱乏),進口工業品價格奇高(如私家車),申請歐洲簽證屢次被拒(即使繳納一萬歐元押金還是被拒),在伊朗以色列互相報復期間帶著家人跑到上海等等。
上流社會尚且如此,普通人可想而知。

伊朗新總統佩澤希齊揚被視為“溫和派”,在聯大等場合曾多次向美國試探性喊話,直到近期才獲得積極回應。

哈梅內伊(中)為佩澤希齊揚頒發總統任命。3月12日,美國透過阿聯酋把特朗普寫給哈梅內伊的信轉交給伊方,信中措辭強硬,呼籲雙方進行直接談判。
每個古老帝國都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伊朗也不例外。
歷史上,以伊朗高原為基礎建立的帝國往往橫跨兩河平原至中亞的廣大地區——類似於“扁擔挑兩頭”,中間的伊朗高原是那個“扁擔”。
隨著近現代以來列強崛起,伊朗高原以西至地中海的廣大地區被英法等海洋列強瓜分,高原西北的高加索一帶被割讓給了俄國,高原以東至中亞土庫曼、阿富汗一帶的勢力範圍也被俄國佔領,東南方向的南亞次大陸則淪為英國殖民地……
要不是地形因素導致深入內陸統治成本過高,伊朗早就被列強吃抹乾淨了。
1925年成立的巴列維王朝是對愷加王朝的一次政變,並沒有改變伊朗受制於列強的本質,實際上,在1979年之前,德黑蘭統治者始終戰戰兢兢地尋求列強庇護,以維持自身脆弱的統治。
1979年伊斯蘭革命是近現代以來伊朗歷史的轉折點,它極大激發了伊朗的民族主義思潮。
此後伊朗在強大教權的凝聚下變得愈發“積極進取”——站在波斯人視角,有一點民族復興的意味。

伊朗計劃和在建的七條新線路。伊朗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在南北走廊中連線印度和俄羅斯,在東西走廊中連線亞洲和歐洲,同時還是中亞出海最方便的通道。
戰爭是重塑地區力量格局最激烈的手段,也是促使一國進行戰略調整最迅速的方式。
經過過去一年多與以色列和美國的對抗,伊朗逐漸意識到自身實力的侷限性,現階段有進行戰略收縮的傾向。
猶記得2005至2013年內賈德擔任伊朗總統期間,他經常宣稱“我向真主發誓,永遠不會去了解經濟學”——以此表示自己堅決反美不計代價。
然而到了2024年競選總統時(最終被哈梅內伊排除在外),連內賈德都公開表示自己最大的參選動機是改善國家經濟形勢。
事實上,以美元計算的伊朗GDP只剩下4035億美元,遠未恢復到2008至2017年的水平,比2011年的高峰少了35%。
如果考慮到2018年之後伊朗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嚴重背離,以美元計算的伊朗GDP規模還要進一步大幅度縮小。
再跟周邊海灣阿拉伯國家一對比,同樣盛產石油,海灣國家的人均GDP五倍、十倍於伊朗。
這種情況下,德黑蘭有思變的情緒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