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的根源，早在2021年1月就已埋下。當時，拜登剛剛當選總統，在尚未正式上任時，他與團隊決定下了一個巨大賭注：在國會剛剛通過了一項9000億美元的新冠救助法案後，拜登又力推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
這項鉅額計劃是由一群從奧巴馬政府時期走過來的資深官員設計的，他們對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應對措施心有餘悸。
當時，他們看到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全球經濟陷入增長停滯的困境。因此，他們認為在利率較低的環境下，政府應大力支出，以免重蹈覆轍。
結果，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國救援計劃》（ARP）帶來了鉅額財政支出：提高兒童稅收抵免、每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以及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3500億美元撥款。
這一切都試圖以“填滿”的方式刺激經濟，而不是“裝得不夠”。
民主黨人甚至設想一個 3.5 萬億美元支出法案。“重建美好未來”是拜登的標誌性經濟舉措，但該法案從未透過。
政治反噬與通脹危機
然而，儘管政策初衷良好，這一切卻在政治層面適得其反。
疫情期間，美國經濟已經經歷了鉅額財政刺激，包括特朗普執政期間透過的兩黨疫情援助。拜登的額外刺激、超低利率，以及疫苗的推出，點燃了強勁的市場需求，卻碰上供應鏈癱瘓和勞動力市場的紊亂，通貨膨脹應聲而至。
厄運接踵而來。變異毒株、俄烏戰爭，以及中國的防疫政策，擾亂了對於全球供應鏈的節奏預期，使得包括歐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通脹飆升。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在拜登任內上漲了20%，而特朗普任期內僅上漲了8%，這讓選民非常不滿。
選舉日資料顯示，經濟問題是40%選民的最大關切，這群選民以壓倒性優勢（22個百分點）支援共和黨。
美國雖暫時避免了經濟衰退，通脹水平有所下降，但生活成本的高企讓人們充滿怨氣。就連民主黨內的溫和派也難掩挫折感。
曼欽的“警告”與薩默斯的“警示”
在刺激方案的推動過程中，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喬·曼欽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對1.9萬億美元的支出規模深感不安，並多次呼籲總統“踩剎車”，認為如此龐大的資金投入會帶來負面後果。
然而，拜登始終堅信大規模支出是必要的：“喬，我必須這麼做。”
2022 年，拜登總統與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喬·曼欽和紐約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合影
此外，奧巴馬時期的經濟顧問拉里·薩默斯早在2021年初就對刺激計劃發出了警告，認為這可能導致嚴重的通脹問題。
他的觀點被忽視，許多民主黨人甚至認為他是2009年應對不足的罪魁禍首。然而，他的預測卻不幸應驗，通脹率一路飆升，美聯儲到2021年底才開始撤回刺激措施。
白宮經濟團隊的分歧與困境
拜登團隊內部對如何應對通脹存在重大分歧。一些經濟顧問建議取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的關稅，以減輕消費者負擔。然而，政治顧問出於外交和工會壓力，反對這一做法。拜登最終選擇站在後者一邊。
儘管如此，白宮官員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認為他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釋放戰略石油儲備、控制胰島素和處方藥價格，並禁止隱藏費用。但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未能顯著緩解通脹問題。
結局與教訓
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將成為未來幾十年研究的物件。經濟學家和政治觀察家們爭論不休：應對疫情後的支出是否本可以更謹慎？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邁克爾·斯特蘭指出，儘管拜登一再宣稱應對通脹是首要任務，但他的行動並未體現出足夠的緊迫感。
事實是，白宮的許多決定被政治因素左右，而非單純的經濟考量。無論是避免警報式承認通脹問題，還是推動支出法案，都表明政策決策被各種利益掣肘。
美聯儲承擔了大部分遏制通脹的重任，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白宮本可以透過更積極的赤字削減來輔助降溫。
這場經濟政策的風波提醒我們，疫情後的支出熱潮不易逆轉，通脹也非“暫時性”問題。拜登政府的教訓或許在於，短視的政治考量往往會讓經濟代價更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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