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大將蒙恬“北逐戎狄，收河南”，隨後主持修築了西起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東抵遼東（今遼寧境內）的萬里長城。這段歷史因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的名句，而被世人熟知。
▲蒙恬主持修築長城。（AI製圖）
但令人唏噓的是，蒙恬這位功勳卓著的將領在臨終前，卻將自己修築長城時的“絕地脈”視為自己獲罪於天、不得善終的根源。他為什麼會這樣認為？我們又該如何認識秦長城？
（一）蒙氏秦將，威震匈奴
蒙恬出身於顯赫的將門世家，其祖父和父親為秦國的統一大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史記》稱：“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作為將門之後的蒙恬，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率兵大敗齊軍，由此晉升為秦國高階行政官——內史，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重用。
秦統一六國後，北部邊患問題一時間成為秦王朝棘手的難題。秦始皇先是派蒙恬率領30萬大軍擊退匈奴，收復“河南地”（今河套一帶黃河以南地區），隨後蒙恬以山川形勢為屏障，主持修築了萬里長城，有效遏制了匈奴南下進攻的鋒芒。蒙恬駐守上郡（今陝北榆林、延安及甘肅慶陽部分地區）十多年，威振匈奴。
作為秦朝北疆的守護者，蒙恬與其弟蒙毅深得始皇信任，“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史記》）。
然而，“沙丘之變”徹底改寫了蒙恬的命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於巡遊途中病逝沙丘，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秘不發喪，篡改遺詔擁立公子胡亥為太子，同時捏造罪名定公子扶蘇和蒙恬死罪。公子扶蘇自殺後，蒙恬因疑請求申訴，暫被囚於陽周（今陝西省榆林市靖邊縣境內）。
▲“二世篡詔”雕塑。（圖片來源：西安曲江池遺址公園微信公眾號）
秦二世胡亥即位後原本打算赦免蒙恬，但對蒙毅心存舊恨的趙高藉機誣陷蒙毅曾阻撓胡亥繼位，終致蒙氏兄弟二人相繼遇害。史載，蒙恬臨死前喟然嘆息，把自己獲罪的根源歸結到了修築長城：“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
這一自我審判是否發自肺腑？後人已不可知。但秦長城修築的動力與功過，絕非蒙恬一人之責。巍峨城牆背後，是一個王朝的考量。
（二）綜合考量，屏障北方
秦朝修築長城，是出於彼時邊疆所面臨的形勢以及統一國家的現實需求，這其中包含戰術選擇、社會形態、政治結構等多種考量。
秦朝統一六國後，北方匈奴、東胡等遊牧部族經常南下劫掠，威脅中原安全。這些遊牧騎兵擅長“騎射”戰術——攻擊範圍大、行軍機動，善奇襲、突襲、長距離奔襲。這也決定了他們不會陷入曠日持久的攻堅戰，“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他們的作戰特點。
長城作為一項宏大的軍事防禦工程，不僅能夠有效阻擋騎兵的快速進攻，更能透過建立前沿防線，緩解中原軍隊千里禦敵所帶來的糧餉、物資供應問題，為秦軍爭取防禦和反擊時間。
▲內蒙古固陽秦長城天盛成段區域性。新華社記者 馬金瑞 攝
從政治層面看，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亟需加強中央集權，長城的修築既是對新建立大秦邊疆的有力鞏固，也是向周邊部族展示秦朝強大國力的重要舉措，不僅有效震懾了潛在的入侵者，也為中原地區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
蒙恬在主持修築長城過程中“因地形，用制險塞”，充分利用山川地勢構建起綿延萬里的戰略防線。
這項工程並非從零開始，而是把秦、趙、燕等國原有的北邊防護城牆連線起來，重新加以修繕，形成統一的防禦體系，從而大幅提高整體防禦效能。
▲戰國時期長城分佈圖。（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地理網）
秦朝在新收復的“河南地”設定了44個縣，並在此基礎上設立九原郡，陸續遷徙一批民眾前往長城沿線地區進行屯墾，發展經濟，充實邊防力量。蒙恬還主持修築了從都城咸陽到九原的“秦直道”，這不僅方便朝廷調動軍隊，運送糧草、軍械等物資，也有效增強了長城地帶與中原的密切聯絡。
▲秦時期設立的九原郡等北方諸郡。（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蒙恬主持構建的長城防禦體系，既有效抵禦了遊牧民族的南下侵擾，又因駐軍戍邊、移民屯墾和交通開發，客觀上促進了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互動，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奠定了基礎。
（三）絕漠有功，綿延千年
蒙恬臨終前曾自言道：如今自己手握三十萬重兵，足夠發動叛亂。之所以寧願被囚而不反叛，是為了堅守節義，不敢辱沒祖宗的教誨，不敢忘掉秦始皇的恩寵。
蒙恬對於“忠信”觀念的身體力行深深感動後人，曹操就曾自述每每讀到蒙恬臨終之言，“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在中國古代，圍繞長城的爭議，主要從政治局勢、軍事防禦、財政理念等層面展開，並伴隨長城修築的始終。
司馬遷認為蒙恬的含冤而死與修築長城勞役民力、耗費大量財力有關，這一觀點體現了孔子“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以及儒家士大夫主張的“在德不在險”思想。
▲湖北孝感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又稱“雲夢秦簡”）。其中的《秦律》顯示，秦朝對徭役的管理極為嚴苛。（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司馬遷的反對是有一定道理的，長城修築所徵發的賦役極易引發社會動盪，進而威脅王朝統治的根基，秦末張耳、武臣等人就曾以“長城之役”動員地方豪傑共同反秦。漢朝將領嚴尤更是認為“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長城還是起到了守護邊境、維持秩序的作用。如漢朝郎中侯應認為，正是“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才換來邊境的和平。
針對修築長城的巨大開支，侯應指出“古者安不忘危”，不能只為節省一時的徭役軍費，就放棄歷年修葺增補之功；倘若“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再重新派遣民眾去修復毀壞的障塞、消失的亭隧，那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金山嶺長城，是明代萬里長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華社發（周萬平 攝）
“絕漠功雖大，長城怨亦深。”南宋詩人劉克莊如是評價中國歷史上這一具有爭議的重大工程。當然，秦長城的功過需結合具體歷史背景辯證看待，從歷史長遠角度看，這一開創性工程的影響遠超秦代。
儘管王朝更迭，長城作為軍事屏障的實用功能逐步弱化，但長城的象徵意義從未消失，反而在不斷適應新的歷史環境中得到強化。
與此同時，長城作為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緩衝帶，其附屬設施客觀上也為長城內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較為穩定的秩序，是不同民族碰撞交融的文化前沿，最終成為中華文明持久生命力和包容性的歷史見證。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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