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持續極端高溫乾旱，近期重慶多區縣接連發生十幾起山林火災。山林火災突發性強，破壞性大，是處置最困難、危害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至25日17時，重慶絕大多數火場明火已撲滅，至23時，經多方救援力量奮力撲救，火情最甚的北碚縉雲山明火也被撲滅。
抗戰時期，復旦大學曾西遷內地，校址就選在嘉陵江畔、縉雲山下的重慶北碚。今北碚仍保留“國立復旦大學”舊跡。
重慶北碚時期的復旦大學中文系
文 | 陳啟明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復旦、大同、光華、大夏四所私立大學組織聯大內遷。後大同、光華因故退出，復旦、大夏則遵部令組成復旦大夏聯合大學。聯大分為兩部，第一部以復旦為主體，遷往江西廬山；第二部以大夏為主體，遷往貴陽。11月，以復旦為主體的聯大第一部租借廬山牯嶺開學。12月，南京淪陷，聯大第一部下廬山，於月底抵重慶，暫借重慶復旦中學開課。1938年2月，聯大在貴州桐梓舉行聯席會議，鑑於第一、第二兩部各在異地辦學，於是決定取消聯大，各自在川黔兩省建校。隨後，復旦大學在重慶北碚選定永久校址，歷時九載，艱苦創業，辦學育人，終於1946年秋勝利復員返滬。目前研究者對此一時期的復旦校史仍關注不多，中文系在重慶的辦學情形更是鮮為人知。筆者基於復旦大學檔案館所藏檔案及相關文獻，對重慶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師群體、課程設定、學術講演及社團活動等進行梳理，以期勾勒該系科在戰時階段的發展狀況。
重慶復旦大學陸續設立文理法商四學院、十六個系科。文學院下設中文系、外文系、史地系、教育系、社會系、新聞系。1938年初，復旦立校北碚後，除新增墾殖專修科，院系設定基本未有變動，時任文學院院長為伍蠡甫，陳子展、伍蠡甫、沙學浚、熊子容、言心哲、程滄波分長中文、外文、史地、教育、社會、新聞各系系務。在渝辦學九載，文學院其他諸系主任前後均有更替，惟中文系主任一職始終未變，由陳子展擔任。
陳子展（1898-1990），湖南長沙人，作家、文史學家、教授。早在1934年8月，陳子展受聘任復旦中文系專任教授，1938年3月起兼中文系主任。因其專治中國文學史，並對《詩經》《楚辭》有精深的研究，1941年他與陳望道、顧實被複旦大學推為國學名宿上報國民政府教育部。時值抗戰，辦學條件極為惡劣，陳子展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威望和人脈，力邀相關學者專家來校任教。如1942年8月18日致吳南軒校長信中雲“中國文學系新聘教授楊樹達力辭不就，擬請於右開四人中擇一聘任，倘有其他賢達，則亦不拘拘於此也。吳組湘，現任中大師範學院兼任教授、名小說家，陳望道去年推薦；魯實先，北平民國學院教授，著有《史記匯注》，楊樹達推薦；魏建功，中法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著有《中華新韻》，由教育部頒行，何容推薦；李青崖，大夏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子展推薦。右以魯君年事最輕，雖大有才識而聲聞未顯，竊念校長平昔留意人才，獎掖後進，故子展亦樂為之介也。”陳子展以為魯實先雖年輕卻有特殊造詣，深感人才難得，故而透過楊樹達將其推薦給校方，頗有慧眼識珠的學術眼力。又如1944年2月1日陳子展與新聞系主任陳望道聯名上書校長章益雲“‘各體文習作’為中文、新聞兩系共同必修學程，擬添聘擔任新文藝習作教授一人，請於下開二人中遴聘：舒舍予，住北碚（老舍，曾任齊魯大學、山東大學教授）；黃芝岡，住本鎮（中央通訊社徵集部總幹事，曾任本校教授）”，章益在“舍予”上畫雙圈，並批示：聘舍予。隨即復旦向老舍發出聘書，敦聘他為文學院中文系和新聞系兼任教授，然老舍因投入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的創作未接受復旦之聘，但自此與復旦結緣更深，後多次應陳子展之邀來校為師生演講。
▲時任重慶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陳子展教授
而教師的晉升是系務管理的要事，涉及到具體的人事和經費，最終決定權操諸校長之手，陳子展常為此與校方周旋。如1942年12月1日致函校長吳南軒雲：“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餘遂辛先生自本月起加授國文一組，已是專任教授鐘點，聘書應否更換，薪金如何支付，又自十月起，津貼可否照發，請核定。”1944年7月16日致函校長章益：“羅繩武講師任職已滿三年，具有成績，研究邊茶問題亦有造述，可否晉級為副教授，敬請核定。”均可見陳子展對本系教師的關心與愛惜。
▲陳子展教授致吳南軒校長手札
從復旦大學檔案館藏教員名錄來看，重慶復旦大學的中文系教師人數在抗戰時期逐年增加，師資結構也更趨完善。如1938年8月的《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擬聘教授表》，僅見陳子展（專任教授）、吳劍嵐（專任講師）、翁達藻（專任講師）三人。吳劍嵐早在1928年春即來複旦任教，1941年8月起專任教授兼中醫；翁達藻則為本校法學院1932屆畢業生，留校任中文系講師。時入川未久，篳路藍縷，學校尚在極度困境之中，想盡辦法壓縮開支，在聘教員課時繁重，如吳劍嵐、翁達藻分執“國文”科目，每週各十五和十個鐘點，其他課程如“中國文學史”“修辭學”“詩選”“文學概論”“詞曲選”等，皆由系主任陳子展一人任之，每週多達十五鐘點以上。
至1938年10月，馬宗融、章靳以、盧前加盟復旦。馬宗融，早年畢業於法國巴黎社會高等研究院，1935年秋曾短暫任教復旦一學期，後輾轉任教於暨南大學、廣西大學，1938年10月重返復旦，初聘為中文、外文兩系兼任教授，次年3月即轉中文系專任教授；與馬宗融幾乎同時的，是稱其“老大哥”的好友章靳以，193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商科，後棄商從文，曾主編《文學季刊》等刊物。1938年秋，靳以從上海來到重慶，應聘為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轉專任教授。與此同時，盧前從漢口至重慶，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盧氏專攻曲學，馬氏擅法文及文藝批評，靳以則頗富新文學創作經驗，對當時師資單薄的中文系無疑是雪中送炭。
抗戰後期，尤其是1942年1月復旦正式國立之後，中文系師資力量明顯有所加強。比照1938年冬與1945年冬的教員名錄，中文系教員人數已由六位增至二十三位。由1945年冬的教員名錄可見，除翁達藻1940年8月轉史地系，陳子展、馬宗融、章靳以、盧前、吳劍嵐五人仍在本系任教，其餘教員主要有朱錦江（兼任教授）、方令孺（專任教授）、張默生（專任教授）、魯實先（專任教授）、蔣天樞（專任教授）、汪東（專任教授）、餘遂辛（專任教授）、顧實（兼任教授）、胡文淑（專任副教授）、趙宋慶（專任副教授）等。
以上增聘教員中大多為專任教授，且又不乏名流大家，如方令孺，安徽桐城人，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曾任國立編譯館編審，1940年春入復旦任專任教授，講授“各體文寫作”“一年國文”等。張敦訥，字默生，山東臨淄人，1924年畢業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曾任華北、河南等大學教授，1941年春來複旦任專任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專書選讀”。魯實先，以字行，湖南寧鄉人，1940年著《史記會注考證駁議》，1942年春入復旦任專任教授，講授“歷代文選”。蔣天樞，字秉南，江蘇豐縣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曾任東北大學教授。1943年8月入復旦任專任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專書選讀”等。汪東，字旭初，江蘇吳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1943年8月任復旦專任教授（1947年春離開復旦），講授“詞選”。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還在此一時期的館藏教師聘書存根中發現胡風、端木蕻良、姚蓬子都曾在復旦中文系有過短期任教的經歷。如胡風1939年春至1940年秋任兼任教授，講授“現代文學討論及習作”“文學概論”；端木蕻良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任兼任教授，講授“抗戰文藝選讀及習作”；姚蓬子1941年10至1943年秋任兼任教授，講授“各體文習作”。據胡風1938年12月2日《日記》：“早，到青年會會見老舍，得到復旦底聘書和時間表。”正是老舍為他遞上覆旦中文系兼任教授的聘書。而陳子展1941年11月1日《日記》則記：“姚蓬子始到校授課，宿（馬）宗融兄家，晚飯後，與二兄絮談。”所記時間恰又與館藏聘書存根基本印證。端木蕻良應孫寒冰之約，為《文摘》主編副刊，同時兼任中文系教授。他們在復旦任職時間均不長，然為戰時的中文系亦增色不少，對復旦學子在新文學方面的學習和創作方面頗有影響。
▲端木蕻良兼任中文系教授的聘書存根
端木蕻良曾執教“抗戰文藝選讀及習作”
中文系所開設的課程，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兩種，主要依據1938年9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訓令所頒佈的文理法三學院共同必修科目以及1939年8月公佈的各學院分系必修與選修科目表。1944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第二次大學課程會議，修訂了《大學文理法師範四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如此統一的規範，有利於提高高校的課程質量和教育水平，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各大學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如將部頒課程與1939年度秋季學期及1940年春季學期的復旦大學中文系課程表仔細比照，我們可以發現如下不同：
一是文學院及法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基本遵照教育部所頒必修科目表，復旦未開者“科學概論”，增開“補習英文”“補習國文”兩門。二是中文系1939年學年（第一、二學期）共開科目十八種，包括“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歷代詩選”“詞選”“中國修辭研究”“各體文習作”“中國文學專書選讀（經書）”“聲韻學概要”“古文字學”“訓詁學”“文藝思潮”“戲劇史”“戲劇原理”“小說戲劇選讀”“抗戰文藝選讀及習作”“現代文學討論及習作”“英文散文選”“英文高階寫作”。部頒文學組必修科目復旦未能開出的是“曲選”一種。部頒文學組選修科目未開者“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古聲韻學”“中國文法研究”“中國文學批評”“佛典翻譯文學”“文學批評”“傳統研究”“詩史”“小說史”。復旦增開者：戲劇原理、抗戰文藝選讀與習作，前者為必修，後者為選修。
從館藏課程內容調查表來看，以上科目分別由某一學術領域頗有專長的教師講授。其中“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歷代詩選”三門，由陳子展執教，所用教本均為自編講義。如“歷代詩選”，每週授課三小時，依次教授：（一）古詩十九首；（二）樂府故事詩；（三）曹植、阮籍、左思、陶潛、謝靈運諸家之五言詩；（四）賈、馬、揚雄、江淹、庾信諸家辭賦；（五）八代韻文概論。其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能基本瞭解八代韻文的體制，並培養和提高對八代韻文的鑑賞能力。“歷代文選”同樣每週講課三小時，教授細目詳列十四篇“述學之文”：（一）《易·繫辭》《庖犠氏之王天下也章》；（二）孟子《好辯章》；（三）莊子《天下篇》；（四）《漢書·藝文志》；（五）許慎《說文解字敘》；（六）郭璞《爾雅序》；（七）範寧《罪王何論》；（八）牛弘《請廣開獻書之路表》；（九）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十）胡培翬《詁經文鈔序》；（十一）阮元《殷周銅器論》；（十二）王國維《三十年來新發見之學問》；（十三）梁啟超《中國考古學之過去現在與將來》；（十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總敘。如此編排細目，顯然是授課教師精心為之，意在使學生略知中國古今學術思想的大概，並指示研究國學的基本途徑。
“文學概論”一門則由胡風執教，每週授課時數講演三個鐘點。胡風為學生開列了《文學評論》（傅東華譯）、《伯林斯基文學評論集》（王凡西譯）、《文學概論》（商務譯本）、《新文學教科》（樓逸夫譯）、《密雲期風習小紀》（胡風著）五種參考書，實際教學中逐一講授的內容包括“文學論”和“創作論”兩部分，前者分為：語言——形象、觀念（思想）在文學上的作用、科學與文學、典型論、論“美”和“道德”五講；後者分為七講，分別是天才論、文學與生活、創作心理、創作方法上的兩傾向、文學上的技術問題、內容與形式、創作方法與人生觀。原定的第三部分“方法論”，諸如“風格”“民族傳統”“民間文學與紀錄文學”等七八講，因時間不夠未能講授。
復旦所增開的特色課程之一是“抗戰文藝選讀及習作”，由端木蕻良執教，主要教本所採用的是當時抗戰文獻以及文藝創作，他為學生開列了狄根氏《雙城記》，巴爾扎克《恐怖時代之小說》，綏拉非摩維支《鐵流》，布克夫人《愛國者》，石川達三《活的兵隊》，辛克萊《國際縱隊》等參考書目。其中《活的兵隊》，又名《未死的兵》，系石川達三於1938年根據實地體驗創作的中篇紀實小說，揭露日本侵略軍殺戮中國人民的罪行，當是最新的革命文學作品。在授課中，端木蕻良側重講授“藝術語及通俗語之運用”、“文字中國化”、“民族文學之創造”等，試圖透過這門課程的學習，使學生能夠掌握一些文學創造過程中的能力和技巧，從而進一步發揚民族文學之本質。
上文提及的科目設定，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受限於戰時重慶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師資，然細究之下，似乎又與身為系主任的陳子展所秉持的教學理念不無關係。1939年初陳子展在其親筆書寫的《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必修科目表草案審查意見》中，開篇即指出：“中國文學系之最大目的，不僅在養成學者繼承舊文學之遺產，兼在培養文家創造新文學，而使中國新文學將成為世界文學有力之一部分。雖然，其事似非一朝一夕可成，可幾無亦不懸此至高至遠之的。因此，極贊同必修科目列入第二年英文、文學概論、以及選修科目列入近代中西文學比較研究、新文學研究外，他如文藝思潮、西洋文學批評、文學原理與實際問題（或析為詩歌原理、小說原理、戲劇原理三學程），側重介紹西洋文學理論與方法者，似亦宜列選修，一則於研究上有比較參考之功，一則於創作上有改錯借鏡之益。”雖教授古文學，但陳子展不僅不排斥新文學，而且大力提倡新文學，認為中文系課程裡應加入新文學，主張增設側重介紹西洋文學理論和方法的課程。如端木蕻良的“抗戰文藝及其習作”，是當時復旦中文系很有特色的一門學程，既有戰時的色彩，也是新文學的一次有益的嘗試，尤為陳子展所推賞。其他諸如文藝思潮、英文散文選、英文高階寫作，當時因限於師資，均與外文系合開，在陳子展看來，中文系的學生應該選修這些科目，以期溝通融會中西文學，真正達到“改錯借鏡”的目的。
戰時的復旦大學常利用重慶成為中國新的文化中心的大好時機，邀請名人名流來校講演，讓不同的觀點都登臺亮相、爭鳴，使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接觸各種學術流派，開拓視野、增長知識。僅1938年度第二學期，文學院即聘定老舍做《文學導論》講演、胡小石做《詩歌》講演，余上沅作《戲劇》講演、沈起予作《創作及戰時文藝》講演、梁實秋作《批評》講演、宗白華作《文藝鑑賞》講演、胡秋原作《民族與文學》講演、方令孺作《兒童文學》講演、黃芝岡作《民俗文學》講演，文壇名宿分任講題，以增進中文系學生之文學修養，一時聽者踴躍，成績甚佳。文學院規定學生須以此為必修學程，除交筆記外，還須參加考試，始給予學分。
同時本校任教的教師也常出任講席，從當年的演講佈告欄中可以尋到中文系學人所作各類講演的大量蹤跡：如1939年9月23日，陳子展作題為《怎樣寫作》的講演；1943年6月5日，顧實作題為《國學運動與世界文化之將來》的講演，同月26日，再作《易經之世界觀及人類與未來世運》；1943年12月13日，汪東作《中國文字的優點》講演；1945年4月9日，朱錦江作題為《詩書畫之交融》的講演，12月10日再作《中國佛教造像藝術觀點研究大足石刻》。
而復旦所邀聘的文學講座導師中最受歡迎的莫過於老舍。1938年10月和11月，老舍到復旦先後作《文學導論》和《小說》演講；1944年4月14日應邀到復旦講演，講題為《我的創作經驗》，歷一小時許，語多幽默，引起聽眾大笑及鼓掌者，達十次之多，至為歡迎；5月15日，到復旦作紀念週主講，講創作經驗問題，他勸大家不要一上手就寫小說，應先多寫不同形式的短篇，多體驗多調查，對寫長篇的東西會幫助。11月18日，老舍再次應邀到復旦作《關於文藝諸問題的》的講演，次年1月5日復旦學生主編的《中國學生導報》第三期以“關於學習文藝諸問題——老舍先生答愛好文藝青年問”為題全文刊載了演講內容。老舍的《關於文藝諸問題的》講演中談到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文藝工作者在當前應該擔負起的兩項任務：“一個是打倒法西斯，一個是建設新中國”；二是如何進行寫作準備，強調“弄通文字”、“實地觀察”、“研究名著”在文藝創作的準備方面都非常必要，必不可少；三是號召為“貧病作家”募捐。老舍的演講，使置於抗戰現實環境中進行文藝創作的復旦青年明確了文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引導他們正視抗戰現實，關注民生疾苦，對他們的文藝創作有頗為具體的幫助。
抗時的復旦社團林立，中文系師生也是大後方文藝宣傳中不可低估的一支生機勃勃的力量。如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兩個社團“抗戰文藝習作會”和“文學窗”社，即是在胡風和章靳以的直接關懷下產生併成長起來的。抗戰文藝習作會成立於1938年12月，同時聘請胡風和章靳以兩位為指導教授，在機構上分總務、宣傳、組織、寫作等組，中文系1939級學生陳緒宗等是該會的主要發起人。胡風在日記中曾多次記錄參加該社團的情形：“1938年12月10日，上午上課，只談了半小時的話。下午同陳子展到馬宗融處。晚，在‘文史地會’及‘抗戰文藝習作會’講《抗戰後的文藝動向》。”“12月16日夜，在陳子展家吃晚飯。七時，參加‘抗戰文藝習作會’的座談會，到學生四十餘人，相當活潑，與孟克宿於招待所。”“1939年3月4日上午，到‘抗戰文藝習作會’談話，因昨晚學生一再邀請了的。同學生們一道吃飯後過江乘車回重慶。”
除胡風《日記》中提及的座談會，抗戰文藝習作會在胡風和靳以指導下開展了很多進步活動。該會不僅發動會員選修或旁聽胡風“文學概論”和靳以“現代文學討論與習作”課，還向兩人分別主編的刊物《七月》和《文群》投稿。1939年1月3日《新華日報》在“校園巡禮”專欄介紹“抗戰中的復旦大學”時特別提到：“同學們組織了‘抗戰文藝習作會’，會員有七十餘人，同學們不斷地參加進去。他們在課餘的時候熱烈而緊張的開座談會，討論與‘抗戰有關’的問題，每天天剛亮的時候，一群熱情的青年就聚集在山上練習唱歌，悲壯的歌聲與嘉陵江上船伕的呼嘯相呼應著，他們計劃到附近煤礦區去做擴大的宣傳，並且收集廣大民眾生活的資料。他們每星期編制了許多形式活潑、內容通俗新鮮的‘壁報’。他們籌備了一個空前的朗誦詩大會。他們還佈置了一個充滿戰鬥熱情的屋子，一下課許多同學擠滿在這裡讀書、工作、唱歌……”這篇報道生動地呈現了該會開展抗日救亡的鮮活場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華日報》作為中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機關報對這個具有鮮明立場和戰鬥力的社團的充分關注。
而章靳以指導的另一個社團是‘文學窗’社，從1943年檔案館藏的學生團體成立報告表來看，該社的宗旨是“以聯絡感情，研究文學，聯絡寫作”，工作計劃包括出版壁報、研究文學上的新問題，並公推李漢煌和陳六祥作為負責人主持會務，最初會員還包括郗潭封、黃紹本、顏潔，指導教授是章靳以。負責人之一的李漢煌是中文系學生，在校期間與靳以、方令孺等多有往來。1945年春，應文學窗社的邀請，在夏壩青年館姚雪垠講演《文學語言問題》，社員魏文華以筆名“項陽”全程記錄了姚雪垠的演講，並將其刊載在1945年3月13日《中國學生導報》上。同年5月1日晚上，“文學窗”社邀請聶紺弩、駱賓基前來講壇，班會的聽眾甚為熱烈。5月31日，該社再次舉行聯誼會，章靳以應邀參加講演。該日到會七百多人，以一個壁報的晚會到會這麼多的人是空前的。章靳以從以前的詩墾地社講到今天的文學窗，最後談到“‘文學窗’是要在靈魂上開一扇窗子”，使在場同學聽後深受啟發。當時因學校登記不易，“文學窗”最初以“夏壩風”副刊的名義出版，1944年秋，脫離“夏壩風”出版。自1945年上半年，“文學窗”正式社員已經擴大到五十餘人，是當時重慶復旦大學影響較大的一個文藝壁報團體。
▲1943年”文學窗“社的申請書
儘管時局動盪，生機維艱，重慶復旦大學的中文系學人仍堅守三尺講臺，嚴謹地教學治學，在授課之餘努力從事研究、開展講演、指導學生，這些學者本身深厚的學術修養、廣闊的學術視野為日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定和學科特色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在人才培養與抗戰教育方面，他們又尤其注重青年學生民族情感、愛國情懷的激發，激勵學生擔當起富強國家的重任，從而堅守了教育文化、維繫了民族人才的根脈，豐富了復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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