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分敗給特朗普，民主黨何去何從？

◆11月6日，美國華盛頓特區霍華德大學，哈里斯選舉之夜活動結束後留下了一面旗幟。

文丨王浩嵐

編輯丨漆菲

看似競爭激烈、反轉不斷的美國大選，以特朗普的大勝落下帷幕。雖說外界對此有過一定心理預期，但很難有人敢於預測特朗普和共和黨最終能贏得如此徹底、如此漂亮。

不難想象，這個結果對於民主黨來說，帶來的心理衝擊有多麼大。這也是為何在選戰硝煙尚未遠去之時，民主黨內出現了不同派系互相指責、推卸責任的“甩鍋”行為。即便是黨內的那些理性聲音，也陷入了極度悲觀和恐慌的情緒中。

民主黨爆發的集體焦慮和內部分裂，不僅僅因為他們心中的“大惡人”特朗普將二度回到白宮，更是因為特朗普是靠著中下層工人階級和拉丁裔等少數族裔組成的多元選民聯盟勝選，讓許多民主黨人過去信奉的政治理念和正規化淪為泡影。如果說前者還算兵家勝敗之事——兩黨各自輸掉總統大選和國會兩院的選舉在近代史上比比皆是，後者則真真正正觸及到了民主黨的根基和未來存活的問題。

民主黨早就失去了南方大本營，丟掉了白人和工人階級的選票，眼下連過去二十年內極盡拉攏的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也輸給對手，只剩下白人自由派基本盤、高收入高教育白人群體和黑人選民。如此一來，民主黨該如何在未來的全國選舉中保持競爭力呢？對於一個主要政黨來說，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和方向，是一件比輸掉選舉更為恐怖的事情。

對民主黨來說，如何找到一條擺脫精英標籤政黨的新路，是迫在眉睫之事。1980年代，民主黨經歷了三屆大選失敗，之後開啟了“第三條道路”轉型。如今，民主黨恐怕需要尋找到新時代的“比爾·克林頓”。

真是“全面潰敗”嗎？

想要了解為何民主黨上下在這次大選後陷入了深深的信仰危機，恐怕先要講清楚本次選舉對美國政壇當下和未來意味著什麼。

2016年時任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輸給特朗普時，許多民主黨人將其視為一次歷史的偶然，並歸因於希拉里的輕敵、最後時刻重啟的“郵件門”調查、選民對特朗普充滿好奇等一系列意外因素。

一些人還會拿美國選舉人團制度說事，認為特朗普普選票不如希拉里，是靠著制度優勢才贏下的選舉，而無法真正代表民意。因此只要如2020年一樣，選出一個像拜登那樣溫和穩健的總統候選人，就能糾正歷史錯誤，將特朗普主義請下神壇。

但從此次選舉結果來看，民主黨再無任何藉口可用。經歷了四年蟄伏的特朗普，以更為強勢的姿態王者歸來。他不僅突破了此前兩次參選的47%的全國得票率“天花板”，成為繼2004年小布什以來第一位拿到超半數普選票的共和黨候選人，還完成了橫掃七大搖擺州的壯舉。

更讓民主黨扎心的是，特朗普的勝選基礎，建立在由工薪階層和拉丁裔選民組成的一個多元多族裔選民聯盟之上。

◆11月5日，特朗普支持者一同盼著共和黨勝選。這一次他吸引了更多少數族裔。

但這就意味著民主黨迎來“全面潰敗”嗎？倘若將此次選舉結果與八年前乃至二十年前做對比，民主黨這塊招牌還遠遠到不了“亡黨亡國”的地步。

與2016年相比，民主黨都是丟了白宮、兩院同時在野，除了參議院席位有所減少，民主黨無論在眾議院的相對席位，還是關鍵搖擺州的州一級政府和議會控制上，都比當時的情況要樂觀許多。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在奠定勝果的鏽帶三個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加起來只贏了20多萬票。

只不過，對廣大民主黨人來講，這些事實不能夠挽回特朗普二次迴歸，在原屬於民主黨的“鐵盤”（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取得空前突破所帶來的心靈衝擊和選後出現的信仰危機。

十二年前奧巴馬正是依靠上述群體贏得的連任，自那時起，許多民主黨人信奉所謂“正在湧現的民主黨多數”（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理論，認為只要靠擁抱多元化、性別族裔平等的後現代進步主義政治理念，就能形成一個像羅斯福新政聯盟一樣能夠長期執政的選民聯盟，從而打破過去三十多年的政治極化僵局。但讓民主黨人沒有料到的是，這套理論正規化在2012年之後的兩次大選中遭到衝擊。

2016年，希拉里的確在少數裔群體中組建了一個多元化的選民聯盟，但因為白人藍領階層的倒戈和城郊白人選民的不充分左移，最終在白人人口占比較為突出的鏽帶三州惜敗。

到了2020年，拜登靠著城郊選民的大幅倒戈和部分藍領選民的迴流險勝特朗普，卻未能維持奧巴馬和克林頓時期在少數族裔，特別是拉丁裔選民中的超高支援率。事後來看，四年前的大選已經為擁抱多元化大旗、愈發精英化的民主黨敲響了警鐘。

今年大選則徹底把這套多元化選民聯盟理論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事實證明，即便特朗普在過去發表瞭如此之多種族主義色彩濃厚的爭議言論，在移民邊境問題上採取極度強硬立場，也沒能阻止拉丁裔選民大幅倒戈共和黨。一瞬間，攻守之勢異也，當然會讓民主黨上下倍感焦慮。

被低收入群體拋棄

少數裔倒戈和未來選民聯盟正規化的幻滅，只是這屆選舉結果中民主黨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支援特朗普的另一大選民組成——低收入群體，則讓民主黨人陷入了深度信仰危機。

自羅斯福新政開啟以來的近一個世紀內，民主黨一直自詡為工人階級、低收入群體、社會中下層的代言人，這也是大部分選民對民主黨的第一印象——勞動階級的黨，和共和黨所代表的大企業家、社會白領精英形成鮮明對比。

但自從20世紀末新自由主義興起、傳統左翼勢力式微，民主黨同全球大多數左翼政黨一樣，面臨選民基礎轉型的挑戰。過去二三十年，城市精英、高職白領和高校師生逐漸取代傳統勞工勢力，構成左翼最核心的基本盤。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左翼政黨走向精英化、城市化，帶來的直接後果讓許多原先支援民主黨的農村和遠郊選民與整個黨“離心離德”，逐漸轉向共和黨和右翼陣營。

◆調查顯示：美國農村地區大面積轉紅，城市也不再那麼藍了，郊區是關鍵戰場。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本世紀初，原本對民主黨較為忠誠的南方農村和白人藍領選民，因為民主黨愈發精英化和少數裔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登臺等原因，逐步倒向共和黨一方，導致在克林頓、戈爾時代民主黨還能保持競爭力的阿肯色、田納西、肯塔基、路易斯安那、西弗吉尼亞等州，統統變為共和黨的鐵票倉。到了2016年，中西部地區的藍領選民也在特朗普的經濟和民粹主義號召下轉向共和黨。2020年拜登雖然擊敗特朗普，但他只是挽回了小部分四年前倒戈的人，主要靠的是富裕城郊的大幅轉向。

到了這次大選，特朗普不僅在所謂的工人和藍領階層碾壓哈里斯，在許多藍州大城市的中下層群體內部也引來大量支援。

大選的最終資料很可能會顯示出，特朗普贏下了大部分低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的選票，民主黨則吸引了大部分的高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換言之，此次大選後，共和黨成了能長期代表中下層選民的黨，民主黨反倒成為高收入精英群體和黑人選民等少數派的代言人。

◆候任副總統萬斯是共和黨內最早提出要轉型為工人黨的政治人物。

失去工人階級這個標籤和身份認知，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傷筋動骨的變化。更何況，拜登政府的四年執政期間，並不像進步派左翼領袖桑德斯批評的那樣忽視了美國工人階級和中下層的利益。

從政策來看，拜登政府可能是自林登·約翰遜以來最親工會的一屆政府。他在外交政策大方向上始終堅持美國工人優先，保留了特朗普時期的關稅和貿易保護措施，在國內施政時透過立法和行政手段支援工會，支援收入再分配式稅負補貼，救濟卡車司機退休金，甚至親自下場參加工會罷工向大企業施壓。總體來看，拜登政府的內外政策都是高度聚焦於美國勞工階層的。

但到了最後，這些藍領選民依然不買拜登和哈里斯的賬，反而大幅轉向共和黨和特朗普。這說明，民主黨過去依賴的靠宣傳親工會和突出重新分配的經濟政策框架，已經無法迎合藍領選民的真實需求。

或許，這些選民早已不再認可工會等和現代經濟脫節的產物，也不再認同民主黨推崇的再分配經濟政策。亦可能，藍領選民在投票時主要跟著文化認知和身份認同捆綁，而在這兩方面，民主黨所代表的多元化精英路線遠不如特朗普所代表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民粹理念更能契合他們。

無論哪種解釋引導著藍領選民徹底轉向共和黨，都是民主黨現有政策路線和思維正規化無法化解的難題。此前民主黨還能依靠不斷膨脹的拉丁裔選民和持續轉向的城郊白人選民來對沖白人藍領選民的流失，但隨著前者轉入特朗普麾下，後者的變動趨勢在今年戛然而止，民主黨失去了新的增長點，在過去優勢項上徹底崩盤。

今年大選還證實一個事情，那就是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發揮奇效的墮胎議題，到了大選背景下，始終無法和經濟民生、移民邊境這兩大核心議題相提並論。即便是理論上因為共和黨極端墮胎立場而被無限放大的性別議題，最終也沒能帶來選票上的突破——哈里斯在女性選民中的支援率基本和拜登四年前持平。因此，在藍領崩盤和少數族裔倒戈這兩大既有問題基礎上，連最後的墮胎牌都失去效用，讓許多民主黨人陷入巨大的自我懷疑之中。

◆哈里斯的支持者。

黨內相互推諉責任

大選結束後，民主黨內部的爭論不僅聚焦在大方向路線上，很多討論亦圍繞今年大選中哈里斯的競選策略以及拜登過去四年間政治變化操作的反思。

民主黨內最早跳出來發聲的是黨內元老、前議長佩洛西。今年7月，她在“倒拜”（逼迫拜登退選）事件中扮演了幕後決定性角色。佩洛西11月8日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專訪時，將責任推卸到拜登身上。在她看來，拜登拖到7月才退選，並馬上背書指定讓哈里斯接棒，導致民主黨無法透過初選公開程式選出更好的候選人。

◆拜登退選後，哈里斯繞過了初選，直接被任命為候選人。

佩洛西的此番表態，不僅證實她在拜登退選前和奧巴馬、舒默等黨內大佬都不看好哈里斯的傳言屬實（因為這幾個人都支援在拜登退選後舉行迷你初選，選出一個非哈里斯的候選人），也反映出相當一部分民主黨精英希望跟拜登做出徹底切割的意願。

來自拜登陣營的反應可想而知，自然是將矛頭指回佩洛西和奧巴馬等人，認為如果不是佩洛西等人逼著拜登退選（甚至早在2016年奧巴馬就竭力勸阻過拜登參選），民主黨無論如何也不會落得這般田地。

儘管從最終結果來看，選民投向特朗普，很大程度上和拜登政府過去四年的執政成果直接掛鉤，因此即便拜登不退選，大機率也難以再度戰勝特朗普。但關於上述一系列歷史恩怨的討論，恐怕在民主黨內部不會消停。

至於黨內一直對建制派頗有微詞的進步派，是否會在特朗普上臺後跳出來逼著民主黨人站隊支援更多左翼進步思想，也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困擾民主黨。

總體來說，民主黨在經濟、醫保、移民、文化等議題上採取的進步派立場，不僅讓他們和美國政治中的極端標籤捆綁，也致使許多選民認定民主黨已經與普通民眾脫節。諷刺的是，過去大家總說共和黨被黨內極端派所綁架而導致選舉失利，而今，受困於黨內意識形態問題和極端派裹挾的反倒成了民主黨一方。

民主黨前路在何方？

每一次大選失利，都會讓失利一方痛定思痛，思考如何在未來避免重蹈覆轍。如今能預判的一個結果是，民主黨會在下屆選舉挑選候選人時來個180度大轉彎。

2016年希拉里敗選後，民主黨人在2020年初選中以委婉的方式表達了對白人男性候選人的偏好，最後推出了溫和派老白男拜登作為候選人。四年後，民主黨拋棄年老體衰的拜登，轉而選擇年輕的自由派黑人女性哈里斯。如今遭遇慘敗後，下屆的民主黨候選人大機率會是一位男性氣質突出的溫和派白男。

政策立場上，見識到拜登政府的進步主義式施政無法吸引到白人藍領和少數族裔選民的支援，甚至引發全社會範圍內的白人和其他搖擺選民轉向後，民主黨人應當會在許多經濟文化政策上右轉，向社會主流靠攏。

例如，種族問題上放棄對多元化程序的過分強調，治安問題上轉為支援嚴刑峻法，移民問題上支援懲戒非法移民和邊境建牆，跨性別問題上態度有所翻轉，甚至經濟問題上減少對傳統盟友工會等勢力的支援，是可預見的政策變化方向。

某種意義上講，民主黨未來選擇的路線大機率會回到1990年代。當時的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透過兼顧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主張，帶領民主黨走出長期的在野困局。歷史的弔詭之處也體現於此——過去十幾年來，民主黨一直試圖擺脫克林頓式框架，但在折騰一大圈後可能還得回到原點，如此才能再度走出在野的政治荒野。

◆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的“第三條道路”曾帶領民主黨走出1990年代初的政治困境。

不過，外界存在過度解讀某一屆大選結果的問題。今年特朗普獲得大勝後的政治格局，和2008年奧巴馬靠著多元選民聯盟橫掃千軍、開啟美國政治新乾坤時的態勢高度雷同。細看此次支援特朗普的選民結構，除去黑人群體，儼然是2008年奧巴馬勝選時的翻版。

但正如奧巴馬是在特定經濟環境之下造就的特殊情況，兩年後茶黨興起、民主黨中期選舉慘敗證實了所謂的政治新紀元不過是曇花一現。特朗普的勝利，或許並不能代表特朗普主義的道路勝利，而是緣於民眾將他當成一個反對工具，是對過去四年拜登政府高通脹經濟環境的宣洩，又或者是對更早美好歲月的懷舊。

精神雞血和情感寄託，終究不能當成長期政治資本來使用。倘若特朗普二次上臺之後依照承諾施加大範圍關稅並執行全面遣返非法移民等政策主張，作為執政黨的共和黨，在未來選舉中或將面臨與如今民主黨相同的困境。倘若2026年中期選舉和2028年總統大選能夠證實政治鐘擺效應依然突出，特朗普主義無法在離開特朗普本人的情況下幫助共和黨贏得選舉，那麼本次大選就不能被視為一個由共和黨主導新政治週期的開端。

政黨精英和主流輿論對一次選舉反思得出的結果，不一定是對未來政治變化的準確估量。美國政治環境的變化速度之快，往往讓局內和局外的人士瞠目結舌。2020年大選之後，想必沒有幾個人會想到民主黨能在四年後三權皆失，而黯然下臺的特朗普能實現王者歸來。

但這並不是說民主黨就應靜靜等待大勢的變化。正如民主黨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墨菲（Chris Murphy）所說，如今民主黨在廣大農村地區和州一級的形象被嚴重妖魔化，被認為與大眾嚴重脫節，這是一個極度危險的政治訊號，民主黨必須要重新思考調整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