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嶺南多胡人，尤其是來自波斯的胡人在嶺南胡人中佔多數，並且多做香料生意。這從中國史籍記載的唐代香料貿易狀況與波斯香料世家——李珣家族的香料貿易個案中可見一斑。
南宋馬遠《竹澗焚香圖》（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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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珣（約855—930）祖籍波斯，其父李蘇薩於825年來華，之後全家僑居蜀地梓州（今四川三臺縣）。因此，北宋黃休復《茅亭客話》稱李珣為“蜀中土生波斯”。後蜀何光遠《鑑誡錄》記載：“珣字德潤，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李珣有詞集名《瓊瑤集》傳世，《全唐詩》卷七六〇、卷八九六共收錄其詞五十四首、詩三首。李珣弟李玹，873年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李珣妹李舜弦為前蜀後主王衍（900—926年）的昭儀，存詩三首，收錄在《全唐詩》卷七九七。李珣詞現輯錄在夏承燾教授選校的《域外詞選》一書中。李珣通曉醫理，以賣香藥為生，著有《海藥本草》，張星烺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謂該書“多記海外名香奇藥”，為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所引用。
李珣父親李蘇薩是波斯巨賈，825年曾獻沉香亭材料給唐敬宗。《舊唐書》第十七卷《敬宗本紀》記載：“穆宗長慶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蘇薩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雲：沉香為亭子，不異瑤臺瓊室。上怒，優容之。”唐代對外族有功於唐皇室者往往賜姓“李”，而波斯人多以籍貫為姓氏，且多以姓氏相稱，親近者才稱名。蘇薩是古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的冬都，也是薩珊波斯帝國（224—651）的陪都，在今伊朗胡齊斯坦省境內。因此，李蘇薩應為波斯蘇薩人氏。
沉、檀、龍、麝四大香料，沉香居首位，是十分名貴的香料藥材。以如此名貴的香料木材為亭子，唐王室的奢華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才有拾遺李漢勸諫，也因此才有波斯蘇薩鉅商獲賜李姓。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李珣一家是波斯蘇薩城的世家大戶，很可能是世代專做香料生意的富豪大亨，才能以可用作亭子的龐大而沉重的名貴沉香木材慷慨進獻。
波斯波利斯王宮中的阿帕達納宮浮雕——進獻香料
香料類的物產一般多出自熱帶地區的芬芳植物和動物體腺分泌的香液，溫帶和寒帶地區較少出產。香料之所以名貴，主要由於中原大地屬溫帶氣候，土產香料種類較少，且質地偏溫潤清淡，不似熱帶地區的香料香味濃郁。波斯—阿拉伯地區、南亞次大陸以及東南亞沿海島國以盛產香料著稱，是古代中國香料消費的最大供應地。
在名目繁多的香料中，來自波斯—阿拉伯地區的沉香、檀香、龍涎香、乳香（即薰陸香）、沒藥、青木香、安息香、薔薇水（玫瑰水）、茉莉花精油、水仙花精油，以及中亞西域地區盛產的麝香是進口香料中的上品。大約因對香料的廣泛需求，古代伊朗人研製出了蘇合香、阿魏等多種複合香料。《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曰：“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阿魏是波斯特有的一種樹木，主要生長在洛雷斯坦地區，《酉陽雜俎》記載：“斷其枝，汁出如飴……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對香料的開發和研製在伊朗安息王朝時期（公元前247—公元224年）達到鼎盛，各種合成香料迭出，乃至法國學者布林努瓦在《絲綢之路》一書中認為：“伊朗發展了複合香藝術。”其中，“安息香”為複合香料中的名貴品。《酉陽雜俎》雲：“安息香樹，出波斯國，呼為辟邪樹……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以國名來命名一種香料，可見安息香料在中國的影響。此外，唐人還把來自波斯的其他千奇百怪的香料泛稱為安息香。
波斯波利斯王宮中的塔查爾宮浮雕——持香水瓶的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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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波斯至中國嶺南地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香料貿易至少在公元前2世紀就存在。在1983年考古發掘的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趙眜（卒於公元前122年）墓中發現了一隻銀碗（盒），其造型裝飾風格與中國傳統器皿迥異，經有關專家鑑定，認為此銀碗產自波斯，與伊朗蘇薩城出土的公元前5世紀所制刻有波斯王薛西斯（前485—前465年在位）名字的銀器類同。該銀碗放在緊靠墓主遺骸的地方，內有十顆香藥丸。這說明在南越王時代，中國與波斯的香料貿易就已經存在，並且將香料用作防腐藥材。可見中國嶺南地區尤其是廣州一帶的南越王國，與波斯古都蘇薩之間存在較密切的往來關係。
南越王趙眜墓中發現的銀碗 穆宏燕攝
值得注意的是，南越王國的意象在李珣詞中多次出現，比如：“越王臺下春風暖，花盈岸，遊賞每邀鄰女伴。”“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臺前。”“紅豆蔻，紫玫瑰，謝孃家接越王臺。”越王臺，在廣州市北越秀山上，為漢時南越王國第一代國王尉佗（即趙佗，約前240—前137）所築。因其高聳，成為南越一帶的地標。在李珣時代，南越王墓並未被髮掘，其中陪葬品與波斯蘇薩古都的關聯並不為人所知，而先秦時代南越王國與古波斯的交通往來，在南越王墓被髮掘之前並未有任何史料涉及。李珣詞中頻頻出現越王臺的意象，一方面說明波斯蘇薩城與漢代南越王國的交通往來，極有可能因在當地世代相傳而成為蘇薩人的集體記憶，並多次在李珣的詞中反映出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珣一家應該是經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入華的。
李珣家族登陸廣州之後，千里迢迢運來的沉香亭子木要翻山越嶺，運入京城長安，進獻給皇帝，若無內陸水路，也是一樁難事。然而，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時代，嶺南大庾嶺道路開通，可謂打通了嶺南與中原地區的大動脈。張星烺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寫道：“唐時，廣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往揚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嶺，再沿贛江而下，順長江再至揚州也。揚州在南北朝及隋唐二代，最為繁華，確有‘揚都’之號也……由揚州往長安大抵皆溯隋氏所開運河，而上至洛陽，再經陸道，過潼關而至長安也。”由此可見，唐時這條水路已十分成熟，李珣父親的沉香亭子木經此水路運至長安，應該並非難事。張日銘在《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一書中認為，此條水路的開通，“促使波斯大食人開始在中國內地城市定居，從而使之成為對華貿易及經濟發展有過巨大影響的首批蕃商”。
7世紀中葉至9世紀中葉，吐蕃控制中亞西域地區約二百年，致使陸上絲綢之路不暢。另一方面，奢華富足的唐人對香料的需求卻在激增。《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國忠又用沈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為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可見唐人競豪奢之風，李珣父親李蘇薩敬獻沉香亭子木材之舉也並非毫無緣由。唐人還以斗香為趣，宋代陶谷《清異錄》記載：唐中宗年間，達官貴人聚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斗香”。因此，陸上絲綢之路受阻與對香料的需求激增，導致海上貿易迅速繁榮。
《果老仙蹤圖》中一位仙女在添香寶鼎
中國傳統的大宗出口商品運銷海外，換得域外各國番貨入華，其中最主要的是香料。據日本僧人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唐開元年間，廣州珠江口岸“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九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在其著作《道里邦國志》（初稿完成於846年）中，詳細描述了從波斯灣港口巴士拉到中國廣州、江都的海上線路及每一站的航程裡數，並且說“漢府（廣州）是中國最大的港口”。這說明當時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對這一航線瞭如指掌。劉禹錫詩言：“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短短兩句寫出了廣州港外番船舶雲集的繁榮景象。
這些外來番船與客商以波斯為最多。《酉陽雜俎》卷十六記載：“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裡，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這一方面說明波斯商人飛鴿傳書的特徵，另一方面也說明來自波斯的船舶多且頻，其特徵與重要性才會受到人們關注。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言及：“唐宋時代，東南沿海對外貿易大盛，外國商人紛至沓來，其中以大食、波斯之商人尤多，當時稱為‘商胡’或‘胡商’。”倘若細辨，應是波斯商人為多，因當時波斯是阿拉伯帝國的一個行省，把波斯人泛稱為大食（一般指阿拉伯）人也不算錯，但不能反過來。《舊唐書》和《新唐書》的《田神功傳》都記載：唐至德初年（756年），宋州刺史劉展謀反，田神功助討。田神功兵入揚州時，濫殺無辜，“殺商胡波斯數千人”。僅揚州一地被濫殺的波斯商人就有數千人之多，由此可見當時江浙沿海一帶的胡商中，波斯商人尤多。他們正是在玄宗開通大庾嶺之後，從嶺南地區經大庾嶺線路而至揚州的。
唐之前，中國的南海貿易，崑崙（即東南亞）占主導地位，然而到了8世紀中葉阿拉伯阿拔斯王朝（750—1258）建立之後，由於國力繁榮昌盛，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取代了東南亞的地位。在古代，海上貿易的程度往往是一個國家實力的體現。阿拉伯—波斯地區的穆斯林商人以他們非凡的經商才能，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將東非、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的各種奇異香料販運進大唐王朝。大唐王朝也以其相容幷包的恢宏氣魄來者不拒，因此廣州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場，異香雲集。
除了用於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和宗教活動之外，香料還被富足奢華的唐人廣泛用於日常生活——入食保健、入藥治病或作煉丹的輔料。香料稅收在唐代成為國家的重要財政來源。為了管理海上貿易，尤其是要掌控香料稅收，“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貞觀十七年，詔三路市舶司，蕃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2014年陝西涇陽縣出土一座神道碑《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現藏於涇縣博物館），經考證為唐代宦官楊良瑤（736—806）墓前神道碑。碑文有一千餘字，內容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出使大食”的事件。785年4月，楊良瑤“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碑文記載，楊良瑤從廣州出發，經過南海，穿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進入波斯灣，登陸後到達巴格達——當時阿拉伯帝國的都城。然而在唐朝正史中卻未發現相關記載，因此該碑文是對正史的一個重要補充。
楊良瑤出使大食是否真的是“奉唐王室之命”，為何不見正史記載，這一點值得探究。當時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商貿往來更多的是巨賈富商們的民間行為，或民間資助行為，而非朝廷的官方行為，朝廷官員只負責收稅。楊良瑤並非像鄭和那樣奉朝廷之命出使西洋，因而不見正史記載。《資治通鑑》雲：“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為之。”楊良瑤正是一位被朝廷任命為市舶使的宦官，大約在收稅公差之外也私自做一些貿易。
無論如何，該碑文顯示出，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十分成熟，貿易往來十分頻繁，不僅有西亞穆斯林商人來往，同樣也有中國民間商人往返。無疑，入華商品多為香料，出華商品多為瓷器。因此，海上絲綢之路既被稱為“瓷器之路”，又被稱為“香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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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珣一家世代經營香料貿易，定居蜀地梓州後，仍以販賣香料香藥為生。李珣詞對於香料多有涉及，比如“入夏偏宜澹薄妝，越羅衣褪鬱金黃”，這裡的“鬱金”是指藏紅花，是伊朗最知名的香料之一。又如“香斷畫屏深，舊歡何處尋”“鶯報簾前暖日紅，玉爐殘麝猶濃”。這樣的詞句倘若出現在一個漢族詞人筆下，很可能只是長期的學識修養養成的用詞套路，然而在李珣這樣一位外番僑居者筆下，呈現出另一種內在意蘊。再如“瀋水香消金鴨冷，愁永”“繡簾垂地，金鴨無香”，“金鴨”是焚香的器皿，形狀似鴨。在“紅豆蔻，紫玫瑰，謝孃家接越王臺”中，紅豆蔻、紫玫瑰均為波斯特產，豆蔻多用作香料，玫瑰則多用於提煉精油和製作香露水。
唐代焚香金鴨器具 山東博物館藏
李珣詞所反映出的他常經營的香料香藥有：鬱金、沉香、豆蔻、玫瑰、麝香等。李珣常年居住內陸蜀地，其詞卻觸目皆是“水路迢迢”和“南海風光”意象，其文采與中國漢族詞人描寫江南水鄉的小曲幾無二致，這些詞句中的水鄉意象，說明李珣雖身居川蜀腹地，依然時常輾轉水鄉，從蜀地經三峽到楚地，然後經三湘水，進入嶺南廣州，與海上往來番船接洽，與家鄉朋友常聚常散，做香料生意，並且往往是經年才返。
香料，是李珣家族入華的媒介；香料，是李珣在華賴以生存的營生；香料，是李珣故鄉的代名詞；香料，是李珣與同樣僑居中華大地的家鄉人的情感黏合劑；香料，是大量入華的波斯—阿拉伯商人的身份名片；香料，是李珣身份認同和情感歸依的載體。水鄉風光與香殘、香斷、香銷、香冷，這樣的意象和詞句在李珣這樣一位以販賣香料為生的波斯僑居者筆下，呈現出悠遠的內在意蘊，讓我們彷彿看到主人公的無邊鄉愁和生命軌跡。
唐代中華與阿拔斯王朝時期的阿拉伯是當時世界上並峙的雙雄，雙方的強盛國力促使從波斯灣至廣州的海上絲路貿易空前繁榮，大批穆斯林商人因種種原因滯留於華。唐時，由於吐蕃的阻隔致使陸上交通不暢，海路對西亞穆斯林在華定居所起的作用更大。海外商人在廣州的集居區（今廣州光塔路一帶）在唐代被稱為“蕃坊”，據《新唐書》記載，當時番客“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佔田，營第舍”，可見一些番商留居數十年不歸，並落地生根。
據蘇萊曼《中國印度見聞錄》（大約成書於9世紀中葉至10世紀初之間）記載，當時那裡有番人12萬（後又說20萬）。留居不歸者中，固然有仰慕唐代中國的富庶而“樂不思蜀”者，但筆者認為，之所以番商中波斯商人為多，大約因薩珊波斯帝國被阿拉伯大軍所滅之後，波斯人大批亡國去鄉，選擇僑居客鄉，繁榮富庶的唐王朝成為他們的首選之地。無論如何，正是這些來自波斯灣的穆斯林，與當地居民通婚融合，吸收中國文化，由此形成了最早的中國穆斯林。
唐統治階層對異域文化熱衷，異域民族則仰慕中華文化，雙向異文化互動共融，使唐代中國成為彙集周邊多種人種、多種宗教（佛教、景教、祆教、明教、伊斯蘭教）、多種語言文化的國度。唐代中國的共融色彩使得僑居的異鄉客具有一種相對的歸屬感，從而加快他們對僑居地主流文化的接納。
在《域外詞選》一書中，其他所謂的“域外”詞人都是日本、朝鮮和越南的詞人，在古代他們都是屬於儒家漢文化圈內的文人，漢語言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重要的學識和文化修養，不存在隔膜與陌生感。而李珣與他們完全不同，他來自一個非漢文化圈的國度，因此，作為波斯世族大家，李珣一家完全接受漢文化並在華安居樂業，更凸顯了唐代中華文化對外部的影響力。同時李珣家族入華後依然能夠沿襲世代相傳的家族香料生意，從中可窺見唐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