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大灣區評論
1月7日，《解放日報》刊登鄭永年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文治大講堂”的演講內容，原標題為《現代化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發展經驗》。本文探討了現代化的實質，強調現代化並非意識形態，而是基於發展經驗的實踐。文章回顧了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並對比了中國的現代化路徑。作者提出，在美國推行“反全球化”，全球局勢面臨不確定性的時刻，中國應繼續開放，與“全球南方”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同時在國際局勢中保持戰略定力。作者還強調“發展還是硬道理”，可以參照美國矽谷、新加坡等例子，深化高水平開放，以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1月7日《解放日報》刊登鄭永年演講內容
（圖源：解放日報）
我在美國、英國工作的時候，那裡正在推行撒切爾革命、里根新自由主義革命，繼而推動後面一波大規模的全球化。
把這一經驗消化、應用到中國現在所處的這個環境，也應該強調兩點：
第一，我們下一步推動全球化，一定要重視民營企業的作用；第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開放，並與“全球南方”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全球南方”要麼是農業國家，要麼經濟技術需求還偏向於中低端。中國的技術處於中端偏上，如果能跟“全球南方”的需求結合起來，就能夠形成現代化合力。為什麼“一帶一路”能夠成功？——是因為它契合了共建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需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很多美國人講自由貿易，假如不講自由貿易，美國政治上儼然是不正確的。但現在，如果在美國講自由貿易，可能會讓人覺得你是一個“瘋子”。近年來，美國一直在搞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則扛起了自由貿易的旗幟。
個人覺得，中國還可以做得更多，還可以做得更好。
中國的全境、全域的開放，這個力量不要低估。甚至可以說，
不要低估美國破壞自由貿易體系的力量，也不要低估中國重塑自由貿易體系的力量。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新形勢下，開放再出發，將向何處去？在推動世界共同開放中，中國可以作哪些新貢獻？我主要圍繞這些問題跟大家作一些分享、交流。
跟各方交往，需要有一種和平思維、雙贏思維。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首先現代化，繼而現代化的浪潮擴散到全世界，形成了幾種主要模式：
第一個模式，我們可稱為拉美模式。
拉美經濟高度依賴西方經濟，很多國計民生產業都被歐美大公司掌握。這一經濟結構造成了兩股力量，一股力量極端親西方，一股力量極端反西方，表現在政治上便是極左和極右之爭。
第二個模式，表現為體制內的高度依賴，主要是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德國等歐洲國家
，大都是美國的盟友。美國的盟友其實是非常等級化的。日本、韓國、德國這一圈層的國家在安全和外交領域依賴美國，沒有完全獨立的主權，因此，它們不得不審視自己的獨立性。
第三個模式，可歸納為體制外的被孤立模式或者說外部的孤立模式。
以前的蘇聯、今天的古巴和朝鮮是代表。
新中國確實是一個特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既獲得了現代化發展，也保持了獨立；我們的發展既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又保持了政治、經濟獨立與自主。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個人覺得，
中國近代以來大體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
第一次是兩次鴉片戰爭後的被迫開放；第二次是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我們主動跟世界對接，以深圳為代表的城市群的崛起和浦東開發開放都跟這次開放相關。
1981年正在興建中的廣東深圳蛇口工業區
（圖源：新華社）
第二波開放時，很多要素為中國加入世界體系推波助瀾：一個是地緣政治，即當時的美國為了對付蘇聯，跟中國比較友好；一個是資本的需求，在撒切爾革命、里根新自由主義革命後，西方資本去哪裡呢？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私有化與放鬆金融管制。問題是：資本去哪裡？那時的中國成為資本的一個“新邊疆”。此外，當時的西方還有一個幻想，即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會成為類似西方的國家，不至於對西方霸權體制構成壓力。
今天我們想繼續開放，但是美國不僅已經不講自由貿易了，而且盛行“反全球化”，這是一個新情況。我們要發展，肯定要開放。實際上，中國式現代化的“五位一體”是非常高標準的。實現這一目標，肯定還是需要開放的大環境。在這一情況下，我們應當對國際局勢作出非常科學的判斷。有一些情況需要特別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比如，西方的發展速度近年來確實有所下降，但這是相對而言的，
不是絕對的衰落。今天來看，美國還是世界上發展速度較快的國家。
再如，學國際關係的人一定要注意，
儘管現在是一個多極化時代，但對多極化要有科學的評估。
除了美國現在不追求多極化，還有哪些國家喜歡或不喜歡追求多極化？據我觀察，法國就很喜歡多極化，“全球南方”也願意推動多極化。這是因為，多極化意味著國際社會應當更為民主一點，不能讓美國霸權主導一切。但同時，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多極化對中國的影響怎麼樣？我們不能抽象地看待多極化，而要認真評估“什麼樣的多極化對中國有利，什麼樣的多極化可能對中國不利”以及“現在正在發生的多極化，對中國有何具體影響”等。
又如，對“全球南方”也要有客觀的評估。“全球南方”確實是一股越來越重要的國際政治力量，其關注點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利益不平等。“全球南方”認為國際社會的利益不平等，獲得國際社會幫助不夠。第二個是責任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氣候問題上。“全球南方”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西方社會卻不想承擔應當承擔的責任，試圖把這個責任轉嫁到“全球南方”。第三個是國際組織里面的權利不平等。
在聯合國，在眾多地區組織里，“全球南方”的代表性、話語權等還不夠大。
就目前的發展情況看，“全球南方”似乎還只是一個全球性的政治運動，並未組織化。“全球南方”的邊界相對模糊，並不斷在變化。美國也不會真心希望“全球南方”能團結起來，真正發揮影響力。大家看到，美國動用國會的力量，妄圖把中國開除出“第三世界”，還主動幫助印度，讓印度來代表“全球南方”。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在跟各方交往的過程中，還是要有一種和平思維、雙贏思維。在“小小包裹沖垮美國小市場”這個問題上，確實要考慮到他們的感受，也要考慮積極改變和完善我們自己的經營模式。什麼都是自己生產，光把海外視為一個市場，是會碰到很多麻煩的。如果比亞迪2萬個零件，我們自己生產1萬個，其他1萬個在歐洲其他國家佈局，是不是有助於在全球市場實現更大的發展？我們去看看特斯拉，它的供應鏈、產業鏈佈局就非常廣。
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不用那麼悲觀乃至緊張。在所有國家裡，我們的情形最好。我們要有定力，不犯大的錯誤，堅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關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我有一些看法想跟大家分享：
一方面，發展還是硬道理。
大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一個發展模式之爭。個人覺得，今天的美國是以發展為導向的模式，可將其稱為“原始資本主義2.0”版。它對資本進行監管，力量來自哪裡呢？主要來自美國兩黨共識，但今天兩黨越來越沒有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反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所以，我們不要低估美國資本重塑美國政府的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注的那個時代裡，國家是資本的代理人，美國資本從來沒有直接跳出來搞政治。這次馬斯克公開站出來如此高調搞選舉，在美國曆史上確實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政治事件。
同時，“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內涵和外延還在不斷發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低估其對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秩序的影響。
我非常擔心這一點：世界上都在渲染中美人工智慧的競爭，但客觀地看，所有“有意義的競爭”主要發生在美國公司之間，而不是中國企業和美國公司之間。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業革命技術是相對分散的，從英國等地開始逐漸傳播至其他國家。人工智慧浪潮到今天為止，主要集中在美國的兩個區域，一塊是加利福尼亞州矽谷到得克薩斯的狹長地帶，另一塊是從波士頓到紐約。
以前技術就是工具，現在人工智慧反過來會塑造我們，這很可怕。
為此，我們要調整發展模式。在2024年進博會上，我跟義大利的一位官員聊天。我直言，歐洲再不調整就完了。歐洲人善於做規則，使得新技術很難落地。“工業4.0”最早是德國提出來的，但執行情況如何呢？法國總統馬克龍一直在呼籲歐洲要減少監管，但歐盟依然沒有什麼動作。
再看中國的情況，我們考察了三個領域：一個是生物醫藥，一個是網際網路，一個是人工智慧。這也是可以代表新質生產力的幾個領域。
生物醫藥我們以前是仿製，現在走到了原創階段。但是，很多自己辛苦研發出來的東西被美國公司花幾億美元就買走了，其實際價值卻有上千億元市值。藥品生產後，我們又要進口，非常可惜。
就網際網路而言，遊戲產業頗為典型。《黑神話：悟空》很紅，但還有大量遊戲，因為各種原因得不到批號。
2024年8月，人們在德國2024年科隆國際遊戲展《黑神話：悟空》拍照區拍照（圖源：新華社）
近年來，中國在人工智慧基礎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趕上了美國，在一些領域甚至遠遠多於美國，質量也高於美國，但為什麼我們的相關應用偏少，亦步亦趨的偏多？很多企業找不到機會就跑到矽谷，表明什麼？我們研究發現，矽谷2/3以上的“獨角獸”企業都是一代、二代移民創立的，包括很多從中國出去的。
我上次回浙江，大家在討論中美晶片之爭。有人開玩笑說，這哪是中美晶片之爭，而是流落到美國的浙江人跟中國的晶片之爭。不是我們沒有創意、沒有技術能力，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落地。
“美國製造”不是“美國人制造”，而是世界上一批聰明人在美國製造，美國更多隻是提供場地、平臺。
怎麼改變？我覺得可以看看新加坡和越南的跡象，以制度全面開放與有效管理推進創意落地、產業應用。
我覺得，新加坡管理得非常好。我在那邊工作多年，我們可以學學。什麼叫監管？舉個例子，先要讓小孩生下來，接著再想辦法培養好、管理好。小孩都不讓生下來，那叫什麼監管？
不發展不叫監管，在發展基礎上的監管才叫監管。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我們要有信心。
另一方面，堅持深化高水平開放。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擴大自主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我在多個場合進一步呼籲擴大對不發達國家的單邊開放。單邊開放不是無原則的開放，而是根據自身需要精準推動的
，包括確定哪些內容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優先實施，循序漸進，由點帶面，透過試點成熟後再全面推廣。這是重塑世界貿易格局的一個重要變數。
我曾在某次講課時提到，不要過於強調對等開放。世界歷史上沒有什麼真正的對等開放，發達的國家如英國、美國都是單邊開放的。美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單邊開放，美國有三大開放系統：教育人才的開放系統，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基地與人才中心；企業開放系統讓美國擁有源源不斷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企業家；金融開放系統更是一舉締造了華爾街的國際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深化高水平開放、擴大單邊開放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好辦法。美國不是一體的，華爾街、農業州、科學界、很多地方政府和普通百姓是希望同中國繼續交往的。現在美國的政治邏輯並不完全符合資本邏輯、市場邏輯和科技邏輯。在2024年進博會上，我碰到好幾位企業家。他們表示，任何一個好的商品，到中國銷售，就能發現一個大市場。擴大單邊開放可以化解對立思維、做大共同利益，推動全球資金、技術、市場、人才等諸多優質資源更好地匯聚在一起。
中國最成功的是中國式現代化。
“全球南方”也是深受西方之苦的。西方不給它們技術，而只是把它們看成一個市場，還把對它們的貿易投資跟人權等政治因素結合起來。現代化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發展經驗。能不能把中國式現代化既發展又獨立的經驗總結一下，提供給“全球南方”作為發展參照？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我們不光要看經濟，還要有戰略考量。
我發現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經濟體都戰略性地讓渡出一些經濟活動給國際行為主體，我們也應積極細化這個思路。現在長三角、珠三角一些城市，允許外資獨資醫院進入，目的就是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形態。
世界夠亂了，中國應當儘量為國際社會做一點事。
很多東西不是我們能把握的，我們能把握的就是我們自己。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對自己的認識很重要。只有自我認知正確，才能把潛力發揮出來，在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為國際社會多作一些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