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瀟湘月明
作者簡介：王學泰，1942年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著名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文革中受衝擊，期間的1975年3月，因私下議論江青，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3年，1978年10月平反。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本文摘自《監獄鎖記》
這些新來的犯人都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後速判的，連我們這些外行人看都是瑕疵累累。
有個案子剛剛判了十八年，關了不到倆月就被叫走、放了，這真是視法律如兒戲的時期。
這是個老工人，到了三中隊後總是心神不寧的，下了工休息時老在筒道里皺著眉走來走去。
他五十一二歲，微胖，因為是電工，到了一監的清河塑膠廠，乾的也還是電工那一套活，頗順手，但其神態與行為明顯地讓人感到他心魂不定。
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說：
“我看您像個知識分子，我有點事您幫我分析分析。”
我問什麼事。他說：
“我是第八機床廠的，廠址在北京密雲，是七級電工，姓趙。
9月18日下午三時轉播天安門廣場的追悼大會，我負責電器。結果會開到半截突然沒聲了，到會者緊張得不得了，把我也嚇得直哆嗦，手抖得連線線也接不上，怎麼弄也弄不好。
當時縣領導在我們廠子參加追悼會，判定我是階級敵人，說我有意破壞，馬上抓了起來，不到一個月就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
我問他有無歷史問題。他說：
“我都五十多歲了，共產黨沒來的時候，我也得幹活吃飯啊。”
聽這話可以想見，他解放前的事由可能有點問題。我對他說：
“儘管這件事與你無關，但誰讓你趕上了，而且歷史上又有點瑕疵呢？”
那會兒出了問題先拿階級敵人（或者有各種各樣歷史問題的）開刀是天然合理、順理成章的，誰也不能反對，因為這樣做大方向沒有錯。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邏輯。
老趙說：
“被抓時，我被那萬眾聲討的氣勢嚇暈了，沒有仔細為自己辯護。
當時以為沒大事，從嚴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塗就被判了十八年，這樣長的刑期，還不死在獄裡？
因此想寫個詳細的辯護詞，我寫好了您給我看看（當時還沒有恢復律師制度）？”
“這沒用。這麼簡單的事，誰不清楚？他們瞭解事實，還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
我勸他與其花力氣為自己辯護還不如找關係，寫申訴往高層遞送。
他想了想覺得我說的有道理。他說：
“我們工廠的總務科長是葉劍英的女兒，我老伴是幼兒園老師，平常與葉帥女兒關係不錯，要不讓我老伴求求她？”
我覺得這是一條路子。後來接見時，他果然對老伴說了。
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過他，回筒道只要他見到我，必要笑一笑，悄聲說“有門兒，有希望”。
上面找了幾次後，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後扛著行李走了，再也沒回來，肯定就是放了。這個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貴人幫助。
其他人就不一定有他這樣的幸運，用相面的“套話”說，就是“有貴人相幫”。那時願意對他人施以援手的熱心人還是不多見的。
另外，有兩個被判八年的老人也是因主席逝世而犯事兒的。兩人都是農民，一個是近郊的，一個是遠郊的。
近郊那位是因為在主席逝世時，人人都要戴黑箍，他沒錢買，生產隊並沒有責備他。然而他的養女把他告了。養女對党支書說：
“我向我爸爸要錢買黑箍。我爸特別凶地說：‘花那冤錢幹什麼？我沒錢，不買。’”
在農村，戴不戴黑箍不像城裡要求那樣高，不戴也沒人管。但這類事是屬於“民不舉，官不究”的，只要老百姓有告的，則一定要“究”的。因為這涉及對毛主席的感情問題，你要是不究，這種罪行自然會攤到這個當官的身上。
那時經歷了“文革”，只要事關毛主席則是無人不怕的。於是村幹部把他送到了縣公安局，這個老人又當過國民黨兵，當然會“對新社會充滿仇恨”，於是被當做現行反革命判了八年。
遠郊那個老人也是有點歷史問題。
在9月18日那天，大隊組織社員參加追悼會。1976年中日已經建交，因為中國放棄了戰爭賠償，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贈送了一些黑白電視機，北京郊區的農村，每個大隊部都有一臺。
這天大隊總支組織社員參加追悼會，社員們正在看電視轉播，這個老人覺得沒意思就在自己口袋裡亂摸。
本來參加追悼會是很安靜的，社員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場面，十分緊張，屋子裡除了電視的聲音外，連喘氣的聲兒都聽不見。當電視上宣佈默哀時，室內沒有任何聲音，靜靜的一片死寂。
這時就突顯了老頭翻兜兒的聲音，總支書記盯著他，他還渾然不覺。突然從兜裡翻出一個生花生來（當時已經是收穫花生的季節），便愜意地放在嘴裡吃了。
此時總支書記大吼一聲：某某某，你在破壞追悼會。說著便把他的嘴巴掐住，使其張開，向大家展示老頭兒口中的食物。並怒斥：革命群眾悲痛萬分，你還高興地吃東西！
這一舉動幾乎把老頭兒嚇癱、大家嚇蒙了。
大隊把他押送到公安局，按照“階級敵人仇視主席”對待，也判八年。
這兩個老頭只在三中隊待了三五天，很快也走了。不過因為他們是輕刑犯（十年以下），被送到農場去勞改，他們到一監只是個過渡。
我想他們在1978年末開始的平反浪潮中一定會得到平反的吧。
素材來源官方媒體/網路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