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2025年九大重點任務之首，意味著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已成為穩增長的主要抓手。
本文認為，短期來看，在當前我國供需結構不平衡、內需尤其是消費持續偏弱並制約經濟修復的背景下，
出臺大規模的提振消費的增量政策仍十分必要
，具體可以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或數字貨幣，特別是針對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從收入端發力，可以減少傳導環節，直接提升居民的消費意願和能力。
中期來看，
應最佳化個人所得稅體系
，包括下調中低檔個稅稅率、延續並加大個稅優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所得稅稅制等，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實力以激發其消費意願。
長期需深入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部門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佔比，從根源上增加居民收入、提振居民消費的關鍵之舉。此外，還需將供給側創新改革與擴大內需相結合，並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體系，為消費增長提供支撐。
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2025年九大重點任務之首，意味著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已成為穩增長的主要抓手。後續需多措並舉進一步擴大消費、擴大內需，釋放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結合典型國家經驗，大規模的、及時的、作用於收入端的穩消費政策對提振居民消費效果最為顯著。短期來看，我們仍建議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或數字貨幣，特別是針對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中期來看，持續最佳化個稅體系，以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與意願；長期來看，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此外，將供給側創新改革與擴大內需相結合，並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體系，為消費增長提供支撐。
借鑑海外國家經驗，危機時期及時出臺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不僅可以短期內改善消費和投資，還能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推動經濟平穩修復。在當前我國供需結構不平衡、內需尤其是消費持續偏弱並制約經濟修復的背景下，
出臺大規模的提振消費的增量政策仍十分必要。
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和日本均採取了以發放現金為主的大規模的穩消費政策，直接作用於個人收入，且出臺比較及時，提振消費效果明顯。這說明，
從收入端發力，可以減少傳導環節，直接提升居民的消費意願和能力
，穩定和擴大居民消費。
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強調“以提振消費為重點擴大國內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國亟需出臺穩消費增量政策，向市場釋放積極訊號，穩定市場預期。
從美日國際經驗看，穩消費政策的內容、規模和時機是影響穩消費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對於我國來說，長期以來我國的穩消費政策大多作用在供給端，規模相對較小且出臺相對較晚。
202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印發《關於加力支援大規模裝置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若干措施》，在需求端加大促消費力度。三輪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逐漸落地顯效，對於助力消費修復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當前消費疲弱的態勢並未出現根本性的顯著改善，仍待促消費增量政策出臺築牢消費修復的基礎，並向市場釋放積極訊號，改善預期。
長遠來說，大規模刺激政策的滯後影響需要透過經濟修復帶動居民收入和財富增長，擴大國內市場需求，進而消化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短期來看，透過現金補貼或數字貨幣幫助居民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可促進終端消費與企業生產及投資之間形成良性迴圈，物價水平的適度提高也有利於企業盈利水平的修復。
疫情期間，許多國家及地區採取了直接向家庭部門派發現金的方式支撐需求及信心。2020年當年，美國、加拿大、中國香港發放的現金約佔其GDP的3%、3%與2.7%，德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的派發比例也超過GDP的1%。因此，
建議直接向居民發放現金或數字貨幣，特別是針對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
。
根據我們此前的測算，若針對4000萬低保人群發放1000億現金類或數字貨幣補貼，限定時效使用，可以直接撬動1500億新增消費，間接撬動約5400億新增GDP，拉動經濟增長0.45個百分點。
由過往經濟發展中農業反哺工業的事實來看，需要進一步考慮對農業和農民的反哺，可以考慮向1.2億鄉村家庭發放3000億現金補貼，約可拉動經濟增長1.35個百分點。
中期來看，最佳化個人所得稅體系，包括下調中低檔個稅稅率、延續並加大個稅優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所得稅稅制等，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實力、激發其消費意願。
具體來看，
一是下調個稅稅率
。我國個稅收入增速長期高於居民收入和工資增速，新冠疫情以來居民部門實際收入受損，建議適當調降個稅稅率以擴內需、促消費。我國3%-45%七檔稅率自2011年以來尚未調整，可對中低檔稅率進行調降。
二是延續並加大個稅優惠政策力度
。2023年8月，財政部、稅務總局連續出臺了多項個稅優惠政策，包括延續實施4項既有優惠和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後續建議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居民收入增速水平等繼續出臺優惠政策、加大政策力度，及時靈活調整專項附加扣除標準。
三是研究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所得稅稅制
。在充分考慮所得稅公平與效率的基礎上，研究家庭申報所得稅的可行性，制定家庭稅率等級調整等配套措施，給納稅人更充分地自主選擇權和一定減稅降負空間。
另外，從美國穩消費經驗來看，透過退稅的方式向大多數家庭發放現金，覆蓋面廣、可操作性強，效果顯著。其原因是，美國個稅覆蓋廣、規模大，個稅收入佔聯邦政府收入的50%左右，為政策提供了較大的操作空間。
結合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範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徵稅”，建議
在調整個稅體系的基礎上，完善個稅徵管制度，提升個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
，在發揮調節貧富差距作用的同時，為穩消費政策提供一定空間。
長期來看，
深入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從根源上增加居民收入、提振居民消費的關鍵之舉
。消費是收入和預期收入的函式，提升消費還需從提升收入著手。與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居民收入佔比偏低，因此要加大力度調節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和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結構，特別是提高再分配之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佔比，並穩妥緩解當前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從而提高社會平均消費率，發揮消費乘數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目前我國居民部門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佔比要顯著低於英、美、德以及巴西等經濟體。要透過持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增強經濟對於就業的帶動能力，同時要透過健全城鎮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等方式，逐步提高居民部門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佔比。
要透過供給側的創新進一步發揮“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中國疫後消費復甦的過程主要以服務消費的恢復性增長為主，且消費市場低端產品過剩，尚未充分發揮出創新型供給對於新增消費需求的輻射與帶動作用。
當前階段，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劇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們在商品和服務消費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挖掘和探索空間。例如，美國在疫後經濟的復甦過程中，元宇宙、人工智慧、大模型等創新領域所激發的新型消費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也活躍了消費市場及預期。
我國在高質量的升級類與創新類消費領域依然有較高的增長前景。
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要求和發展條件都呈現新特徵，特別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居民消費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但相比之下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存在不足，特別是居住、交通通訊、文化娛樂等改善需求沒有得到較好滿足。
可透過加強供給側改革對於消費的引導力度，不斷提升國內供給質量水平，推動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良性迴圈。當前正在推動落地的大規模以舊換新政策與裝置更新政策也有利於消費與生產之間的相互促進，特別是有利於擴大改善型消費、耐用品消費以及服務型消費的比重。
此外，還需
引導技術創新與消費創新的有機結合，不斷擴大創新型消費品以及創新型服務的供給
。日韓美等發達國家實現服務消費升級的經驗也表明，消費升級的過程與產業升級的過程是相輔相成的。
我國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而
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升級有助於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提升居民消費意願。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但相較美日等發達國家，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以醫療和養老為例，目前，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機制設計不夠完善，農村和低收入群體養老和醫療負擔較重、獲得感較低，如農民個人繳納的醫療保險從每人每年10元提升到400元，漲幅較大，但直觀上報銷比例卻未提升。此外，生育成本較高也對消費產生了一定影響，教育支出、住房壓力、包括孕期檢查在內的醫療費用、儲蓄壓力增加、父母職業發展受限等因素均對家庭的消費能力和意願產生制約。
因此，建議暫停上調個人參保繳費標準，並增加低繳費檔次，建立“多繳費多收益”的激勵機制，縮小
農村和低收入群體
與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待遇差距，提升保障水平；還建議暫停上調社保繳納基數，或降低上調幅度。此舉
一方面
可以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緩解社會就業壓力。
同時，在財政支出方面，要加強民生領域支出，加大對醫療、教育、就業、生育等領域的支援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最佳化稅制並強化稅收調節。一個社會的社會保障越完善，人們為教育、醫療及養老等長期支出所進行的謹慎性儲蓄就會越低，但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支出的來源也是當前收入的一部分，過高社保會帶來類似於過高稅收一樣的緊縮效應，因此也不必追求東歐高福利國家的社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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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宥朗｜責任編輯：宥朗
視覺：李盼 東子
來源：公眾號“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