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他的手摸過北京上海杭州的快遞，這些指紋代替他去了全國各地｜牛童一席第1095位講者

牛童，攝影師。

他們來到城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賺錢。只要能賺到錢，可以沒有社保，可以沒有補貼，可以沒有假期，可以一年四季到處漂泊。每當春節來臨，他們就帶著這筆錢回家，修樓、買家電、發紅包、和朋友氣派地打牌。那一兩個星期的日子，彷彿要把在城市裡生活的壓力全部發洩出去。春節結束，他們又回到城市生活中。

短暫的認同，漫長的流動

2024.12.21 廣州

大家好，我叫牛童，來自江蘇南京，是一名攝影師。

有一部分朋友認識我，是因為我拍攝過一部叫作《快遞》的攝影作品。這是我在2020年到2023年，讀研究生期間拍攝的一組作品，主要圍繞著江蘇的快遞產業展開。

與此同時，我也拍攝了另外一組作品，叫作《夢裡不知身是客》，它主要圍繞著南京這座城市展開，講述了我對於個人成長和身份認同的探索。

這兩組作品，一個是我觀察外部世界的視窗，另一個是我探索內心世界的嘗試。

成長中的公式

拍攝兩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契機。

2020年，我的母親失業後，加入極兔速遞成為了一名分揀員。極兔速遞正是在2020年正式進入中國市場，僅僅幾個月，收發的快遞單量就突破了700萬件。後來，極兔速遞在義烏推出了“8毛件發全國”的方案，這造成了當時普快堆積、派送員的壓力過大、快遞無法配送等等問題。

▲ 快遞工廠內

我不知道這個工作到底意味著什麼，但是我異常擔憂母親的身體。我的母親是安徽宿州人，十幾歲的時候就來到南京打工，後來有了我。從我的小學到初中的9年時間裡，母親換了3份工作，這些工作一直在消耗著她的身體。

▲ 牛童的母親

2020年底，我在返回南京那天和母親徹夜長談。

我說，我現在是一名研究生了，透過跟劇組可以賺到一筆不錯的收入，我希望你不要再從事如此辛苦的體力勞動了。

談話的最後，我母親只說了一句話：年紀越大，想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就越難，等你畢業，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我很惆悵，我覺得這句話就像是成長中的一個公式——等你長大一些就能理解爸爸媽媽的決定了，等你高考結束就解放了。

那天晚上我輾轉難眠，我想知道母親的工作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想知道我不在南京的時候她都是如何生活的。

於是，第二天晚上，我去母親工作的工廠接她下班。在工廠外等著她的時候，我拍下了這張夜景。我感覺遠處的城市就像一種召喚，而我站在暗處靜靜地等待。那種光亮和空間上的體驗，讓我久久不能暢懷。

母親下班後，我騎著她的電瓶車，她揹著我的相機揹包、坐在後座。那天剛下完雨，她摟著我的腰。我們就這樣騎回了家，感覺就像是小時候，她接我放學一樣。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母親的重量。繼而，我萌發了為母親去拍攝《快遞》的想法。

圍牆內的世界

我以大學生實習的名義進入了母親工作的工廠，走進了圍牆內的世界。

最開始，我是一名分揀員。我每天的工作非常簡單，就是不斷地從地上拿起快遞件、掃碼、放到另一邊。如果這個快遞件比較大，我需要走過去把它搬過來，再搬到另一邊。我坐在一個地方，在幾個小時裡重複著這樣的動作。掃描幾百票快遞單之後，我的肩膀、腰和脖子就會非常痠痛，那種感覺非常難忘。

一般每天會有三四輛的貨車進入工廠卸貨，每次卸下4000件以上的快遞。我的速度比較慢，一天大概能掃描1000-1500件，更熟練的分揀員每天能掃描2000件左右。

在這個環境裡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個機器，只是機械地重複著一個簡單的動作。當快遞量多的時候，我其實根本不在乎上面的數字到底是對還是錯，我只是負責把它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我知道，如果有問題，下一個環節的人會幫我解決。

後來，我覺得這樣的工作狀態不能給我正反饋。於是，我在口袋裡揣上了一臺小相機，在工作的間隙或者合適的時機，按下快門。

但是，我發現，每當我掏出相機的時候，其他分揀員會表現得非常緊張和警惕。這或許跟當時的網路輿情有關，那段時間，大家非常重視快遞點的消殺問題。

後來，和大家同吃同住了一段時間後，我漸漸地獲得了他們的信任。有些叔叔在我分揀的時候，會主動過來幫我掃描快遞件或者檢查有沒有疏漏。

當他們知道我是研究生的時候，也很好奇應該如何幫助子女選擇文理的分科？高考是什麼樣？大學生活是什麼樣？為什麼一個研究生要到工廠打工？

每次到了吃飯的時候，食堂裡的一個阿姨，也會給我多打一勺飯、一塊肉，她說小夥子消耗大。我很感謝她，但是食堂的飯菜油鹽特別重，我根本吃不慣。

這樣的故事很多，在快遞廠裡，善意是微小卻直接的。工作時的幫助，打飯時的飯菜，或者彼此之間點頭問好，就讓我感到溫暖。在那一刻，我會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機器，是一個有感情、有溫度的人。

別人的故事

我們開始交換故事，我講我和母親的故事，他們講他們的生活經歷。

這個阿姨我印象特別深刻。2019年，她還在從事外賣工作。當時，很多小區都不允許外賣員進入。所以，阿姨經常需要拎著所有的外賣，奔向顧客的家裡。

2019年年底的一天，剛下完雪，阿姨像往常一樣小跑著送外賣。碰巧那個小區沒開夜燈，她不小心掉進了景觀池裡。她說，她的棉襖被冰冷的池水浸透了，但是從水池裡出來的時候，她想的第一件事還是把手上的外賣送完，因為她害怕超時。

送完這些外賣回到家之後，她哭了很久很久。也正是因為這次意外，她留下了一些症狀，陰雨天的時候，身體就像被針扎一樣。

後來，經過朋友介紹，她開始在快遞廠做分揀工作。她說，這份工作至少不用風吹、日曬、雨淋，還能交上社保，她十分滿意。

另一張作品裡是一對老夫妻，他們基本上一輩子都沒有出過農村，生活在那片田野裡。有一天，他們的兒子突然打電話說，他丟了城裡的工作，但是還要償還房貸。老兩口一商量，決定進城務工。於是，在同鄉介紹下，他們進入一個快遞分揀廠。

因為口音和生活習慣，他們無法融入城市裡的生活，也幾乎不和其他人交流。他們只會在休息的時候，用老式手機，給家裡的親戚朋友打一打電話。這就是他們全部的日常生活。和這個伯伯交流的過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焦慮和緊張，他手上不斷重複著小動作、迴避眼神交流。

我有一次跟他回到了農村的家，見到了他原本的生活狀態。伯伯可以熟練地整理田地裡的麥子、施撒化肥、給豬餵食。

這些具體的故事吸引著我更深入地觀察快遞行業。

瞥見死亡的那一刻

2022年5月，我結束了北京的劇組工作，賺了幾萬塊錢。我當時很開心，甚至想打電話告訴母親：你看，我只需要兩個月，就可以賺你一年的工資。

不久之後，我回到學校，母親突然打電話說，她最近回家了。嘮完家常後，我感覺不對勁，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患癌了，結直腸癌，4期。

▲ 母親的背影

那一刻宛如晴天霹靂，我不知道我怎麼度過了那段日子，我只記得我很快地跟學校說明了這個情況，以半休學的方式回了家。

在火車站見到母親的第一眼，我沒有關心她，而是在發洩情緒。我說：你怎麼在這裡，你應該在家裡。那天晚上，我深刻地理解了一句話：青年對死亡的概念是抽象的，因為始終有一座大山隔開了你和它的位置。但是，不知不覺我爬上了那座山，看到了對面，陷入到對死亡的恐懼中。

那段時間，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種情感，我每天只能重複一件事情，就是攝影。拍攝這群快遞員，成為了我面對現實的唯一齣口。遊走在各個快遞廠之間，我覺得快遞廠就是一個冰冷而龐大的機器，我們只是那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

流動中的人

在快遞廠裡，我發現，這群快遞工人似乎和我的母親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大多來自蘇北和皖北的農村地區，在無形之中，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同鄉網路。他們與我的母親之間，或多或少，都有一絲地域上的聯絡。

我很好奇，這群人到底是為什麼來到城市，我想知道，我該如何看待我的父輩們。我知道，我的父輩們成長於一個城市化高歌猛進的時代，離開農村和縣城是他們的夢想。他們嚮往城市，來到城市工作、生活、衰老。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最終無法留在城市，只能把這種夢想寄託在子女身上。

於是，我想看看流動中的這群人，我想了解他們的故事，我想知道流動對於他們究竟意味著什麼。

2022年，我轉換了拍攝思路，開始採用大畫幅的拍攝方式。這和小型相機的偷拍感、獵奇感是不一樣的。因為，拍攝過程中，我是光明正大地豎著一臺相機面對著對方。我會將注意力放在活生生的物件身上，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是呼吸的節奏。在這些照片裡，我覺得我們站在平等的立場上，相互地、真誠地進行著交流。

大家可以看一下，拍攝方式轉換了之後，照片裡的人就像是雕塑一樣，靜靜地佇立在屬於他們的空間。

有一天，我遇上了一個快遞小哥，他在南京新成立的一家快遞廠裡做配送工作，每天自己裝完貨物之後，就開著小車去送貨。一段時間之後，我問他：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配送？他說，好。

我就這樣坐上了他的快遞小車，擠在小小的副駕上。那天，他跟我說了很多他的故事。他說，他很感謝他的老婆。他是因為他的老婆才從杭州來南京工作的，他老婆在安徽老家，南京到安徽的距離更近，所以他就在這裡找了一份工作。

每當他休息或者他老婆休息的時候，他老婆會從安徽老家來到南京。他老婆會坐在副駕上，陪著他一起送貨，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我從他的話裡感到一種真誠和溫暖。在這個老小區配送快遞的過程裡，我們看到了別人家院子裡種的花，看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看到了小貓小狗。

我們在小區門口的蜜雪冰城買了一隻甜筒，雖然這支甜筒最後掉到了地上，沒有人吃到，但是這樣的過程是快樂的。

當然，小哥跟我說，他也有一些煩惱和困擾。每年的各種購物節，經常出現快遞丟失的情況。快遞丟失其實並不是他造成的，可能是門衛丟失的，可能是他放到了跟顧客約定好的位置後被人偷走。

但是快遞丟失在客服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們並不在意快遞丟失的原因，他們只在乎顧客的情緒和感受，最後小哥需要賠償所有丟失的快遞。

我邀請了更多快遞員拍攝，也給他們看了拍攝的照片。他們的反應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樣，有人說，自己臉上好像多了一塊皺紋，自己的頭髮好像不太得體，自己看起來很疲勞。也有人說，以前只在電視上和縣城的商場裡看過別人拍照，現在自己也拍上了，感覺像畫一樣。

他們的話語都很溫暖，在那一刻，我也覺得，攝影不是單方面的掠奪，我對他們的好奇不只是一種獵奇和發洩。

我開始走進他們在城市裡的居所，那個家或許是臨時的，或許是破舊的，或許在看不見的角落裡。但是對他們來說，這個小小的居所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透露著他們對未來的期望。

這個阿姨和我說，雖然這個地方很簡陋，沒有其他人家裡好，但是它是一個念想，遠在外地的孩子，每當回到家的時候能吃上一口熱飯，她就心滿意足了。

我的故事

走進快遞工人的家裡，讓我想到了自己的成長。

我從小住在南京的濱江一帶，當時在我家的後面就是一個巨大的化工廠。每一天，化工廠排出的灰塵會染白上下學路上的小花小草。可是，當我上完大學再回來的時候，化工廠不見了，農田不見了，鐵路不見了，我看到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為了找回熟悉的感覺，我去了離我家不遠的南京長江大橋，它對我來說很重要。

▲ 南京長江大橋

我記得，小學的第一篇課文是《我愛北京天安門》，第二篇課文是《南京長江大橋》。講這篇課文的時候，我的語文老師非常自豪，他跟我說，南京長江大橋上面的白玉蘭燈，跟北京天安門的制式是一模一樣的。這句話我印象深刻。我當時因為一座建築，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感到自豪。所以，每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我都會去大橋公園轉一轉。

直到我初中快畢業的時候，我聽說，南京長江大橋其實不屬於南京，它屬於上海，因為整個江蘇的鐵路系統由上海鐵路局管理。我當時太意外了，它怎麼能屬於上海呢？

那段時間，我也遇到了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和母親祖籍是安徽的，雖然我的戶口在南京，但是我還是聽到了很多惡言惡語。我發現，原來人的身份可以被兩個數字界定，因為我們安徽的身份證號是34開頭，江蘇的身份證號是32開頭，這兩個數字始終困擾著我。儘管從小在南京長大，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屬於南京。高考之後，為了擺脫這種困擾，我去了一千公里外的西安上學。

當我覺得我對南京的情感被抹平的時候，我回到了這裡，開始了《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拍攝。

一開始，我在南京市範圍內，拍攝歷史建築，希望找到屬於這座城市的記憶。在這幅作品裡，前面是三個小孩，後面是青年人，再到後面是中年人，最後到明孝陵前是老年人，彷彿是一種情感和記憶的消逝。

後來，我發現不僅我有身份的迷茫，母親同樣有。母親在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依然會時常跟我說起她的童年、她的成長，說起那個我都不知道在哪裡的小村莊。她跟我說，她記得外婆在離鄉的馬路上向她揮手道別的那個晚上。

但是，這些記憶對我來說太遙遠了，我不理解母親為什麼如此眷戀那些記憶。

隱匿在城市之後的群體

在更多快遞員的故事中，我同樣聽到了“母親的聲音”。

有位叔叔剛來南京的時候，住在南京的長江二橋附近。那邊有大片大片的自建房，落腳了很多外來者，他們在這裡能找到自己的老鄉。

有一天下了班，我問叔叔要不要回到之前的地方看一看，叔叔說，好。他騎著這輛三輪車帶著我回到了那個地方。在那裡，他很高興地跟我說，這邊曾經是誰誰誰的家，那邊曾經是他居住的地方。我能感受到他言語裡的激動。

但是，現在這裡被規劃成了一片新城，自建房被拆除後，商品樓被建造起來。漸漸地，這裡不會再有叔叔存在過的證明，而叔叔在南京生活這麼多年，依舊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

我意識到，現實往往比我想象的更殘酷。我聽說了一個故事，一個快遞站在發展的過程中，被其它快遞站排擠。他們配送的貨物被快遞驛站拒收。每一件未能送達的快遞，會罰款5角錢，每一天都有2000-4000件快遞堆積下來。沒過多久，這個快遞站就倒閉了，員工幾個月的工資也不了了之。

我覺得快遞工人是隱匿在城市之後的群體。我發現快遞廠也與城市形成了一種微妙的關係：不斷供給，卻被忽視、被阻隔。於是，我想透過拍攝，讓大家注意到快遞廠的存在。

就像這張照片裡，遠處的商品房像一個巨大的石碑，壓在了快遞廠之上，每到夜幕降臨，空間上的壓迫感會形成一種氛圍。我希望這種壓迫感會讓大家關心城市裡那些被遺忘的角落。

在一個快遞廠裡，我遇到了一個叔叔，他的話讓我意識到，微小、具體的事情同樣充滿力量。他說：我的手摸過上海、北京、西安的快遞，這些指紋代替我去過中國的很多地方。

長江

2022年底，我母親終於迎來了那場手術，我在手術室外等待了6個多小時。那段時間，我也和朋友分享了我的情感和困擾。在交流的過程中，《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思路越來越清晰。

我的朋友祖籍是蘇州，他的外公讓他的母親留在了鹽城，希望他的母親能夠參與鹽城的建設。後來，每當他的母親回家的時候，都會從長江的一頭坐著汽渡來到長江的另一頭。我們聊了很多長江的故事，長江漸漸地成為了《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敘事主線。

我聽他說，鹽城有一個古長江入海口。我們就驅車，從南京到無錫，到蘇州，再到南通，最後向北到鹽城。看到古長江入海口的時候，我是有點失落的，因為這個地方不像長江那麼氣派，而且彷彿被人遺忘了。

我們在古入海口的灘塗地上駐紮，一場大風把我們帶來的氣球吹進了灘塗地中，氣球就被困在那片灘塗地上，越飄越遠，我們也夠不著它。我覺得那就和我的青春一樣，充滿了泥濘、未知和不安。

拍攝完之後，我回到了南京，沿著長江走了很久。那一天，我好像和自己的成長和解了，因為我意識到在歷史長河裡，長江也能從一個位置慢慢遷移到現在的位置。時間會慢慢過去，人也會慢慢成長。在這一刻，我需要接受時間和命運。

快遞員們的家鄉

我向朋友楊沉沐和趙洲說起了《快遞》，他們幫助我去了蘇北、皖北的農村。我想要討論另一個問題，快遞員和家鄉的關係。

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也是來源於我的母親。2023年4月，我跟母親說，植物園的花開了，去逛一逛吧。我們看到了大片大片的花，母親很開心。在植物園裡，母親說，她想回農村的老家，因為她記得，小時候的山頭上，也有這麼一簇簇的野花。

我曾經不能理解母親為何一直眷戀著那個遙遠的鄉村，我知道那是她的童年，但是我也知道她曾經毅然決然地想要離開那裡。

後來，我在其他快遞員身上同樣發現了這種情感，他們對城市的嚮往和他們對家鄉眷戀，始終深深地留在他們的心裡。

2024年的春節，我和朋友楊梓靖，將這些照片帶回了安徽阜陽的一個農村，做了一場展覽。我們把照片放在農村的田地上、院子裡和廢棄的房子裡。

關於快遞員和他們的家鄉，我有一些新的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這張照片裡的叔叔在城市裡配送快遞，他當時特地請了兩天假，帶著女兒去辦理幼兒園的入學手續。開學第一天，他牽著女兒的手走進了幼兒園。第二天，我們拍攝完這張照片後，他回到了城市繼續工作。他說，作為一名父親，他不應該缺席女兒的成長。

在另一張照片裡，這個叔叔同樣從城市回到了農村。我站在他們家的麥田裡，給他和女兒拍攝了這張照片。鏡頭的另一側是他們家的祖墳，他們就這樣站在祖祖輩輩的土地上。

叔叔年輕的時候在城市工作，結識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也是因為這段關係，他短暫地迷失了一段時間，後來回到了農村。從他的話語裡，我聽出他想要的是一種認同感，在那個江湖裡他找到過，在這個村子裡他也找到了。

在春節即將結束的時候，這個快遞小哥帶著我去了他的村子。我問他，這個村子有沒有讓他印象深刻的地方，他說是這片山頭。這是附近幾個村子裡唯一的山，所以小時候他會和小夥伴一起爬這座山。現在這裡成了一個石料廠，被開發、被挖掘。

他特意穿上了快遞制服，作為一種在城市工作的象徵，讓我給他在這個山頭上拍攝照片。

他站在這裡，彷彿有一層薄霧隔開了他與家鄉。

我發現，在他們身前有一條名叫歸屬感的溝壑。他們期望在城市安身立命，但是他們又懷念農村生活。於是，他們陷入兩難境地，不斷地遊走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們來到城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賺錢。只要能賺到錢，可以沒有社保，可以沒有補貼，可以沒有假期，可以一年四季到處漂泊。每當春節來臨，他們就帶著這筆錢回家，修樓、買家電、發紅包、和朋友氣派地打牌。那一兩個星期的日子，彷彿要把在城市裡生活的壓力全部發洩出去。春節結束，他們又回到城市生活中。

錯位的關心

他們的子女則給我提供了另一種視角。

這張照片裡的男孩讓我印象深刻。小男孩之前在蘇北的農村生活。他的父親覺得，孩子長大了遲早要來城裡，不如先過來學習，如果留不下，再回去。就這樣，他們一家人蝸居在學校旁一個不到20平米的房間裡，幾乎只有一張床和一個衛生間。

我在男孩身上發現了超越同齡人的成熟，他清晰地規劃著自己的未來。作為一名初中生，他已經開始有了考研的打算。我知道，在網路時代，他接收的訊息遠比我的童年更多。所以，他很早就認識到了社會的現實與殘酷，他的壓力和恐懼無處釋放。

他的老師對他有很高讚譽，他的家人對他有很多期許。他的父親努力賺錢供他讀書，但是他在面對疲勞的父親時，又無法訴說自己的壓力。所以，每當父親關愛他的學業和生活時，他都選擇迴避。他說，父親的關心只會產生更大的壓力。

一個如此早熟的孩子和一對如此疲憊奔波的父母，他們之間的關心是錯位的。

在這個故事裡，我又會想到我的母親。

母親住院期間一直很愧疚，覺得自己耽誤了我的學業。她問我，畢業之後想做點什麼？我說，我想考博。她不理解為什麼，只說家裡還有點積蓄，可以再供你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在網際網路上有個詞特別火，叫“孔乙己的長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個脫不下長衫的人。我只知道，我從小接受著優績主義的教育，在高壓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是以優秀畢業生、三好學生、優秀幹部的身份走出了校園。但是每當我回到這個破碎的家，我都知道我只是在藉助學業逃避我的生活。

聽到別人的故事，或多或少對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每次拍攝過程中，我在感到疲憊時，就會躺在貨車裡，被快遞包裹著，這讓我感覺很安心。後來，我在日記裡寫道：“在他人的故事中，我們也能獲得教誨。走在漫漫旅途中，我需要面對世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