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陳耀松教授（1928年12月-)在中國科大作報告；圖源：北京大學校友網
導讀：
陳耀松自1950年起師從周培源先生學習近代力學，隨後又在錢學森先生領導下建設空氣動力學發展基地。他半個多世紀身體力行工作在技術科學（力學）第一線，是我國計算流體力學的泰斗級人物。
自1984年從美國訪問回國，陳耀鬆開始了在科學界和教育界推廣網際網路技術的“黃金三十年”。本文為《賽先生》與陳耀松先生團隊共建的《技術科學論壇》專欄的第一篇。
開欄的話：
作為戰略科學家，錢學森先生1957年在《科學通報》發表了《論技術科學》一文（第3期，第97-104頁），在深入分析總結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發展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創新性地提出了技術科學，從而形成了中國學派原創性的完整科學技術體系。文中將技術科學定義為“是從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互相結合所產生出來的，是為工程技術服務的一門學問”，並強調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這三者的分工是必需的，“我們肯定地要有自然科學家，要有技術科學家，也要有工程師。”在1978年全國力學規劃會議上的發言中，錢學森指出，現代力學的竅門是模型和計算方法，以及“必須明確要把電子計算機和力學工作結合起來，不然就不是現代力學”。
受到錢學森先生技術科學思想的影響，我國湧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活躍在技術科學領域，北京大學陳耀松先生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陳耀松先生自1950年起師從周培源先生學習近代力學，隨後又在錢學森先生領導下建設空氣動力學發展基地。他半個多世紀身體力行工作在技術科學（力學）第一線，是我國計算流體力學的泰斗級人物。
在收到陳耀松先生的《力學、力學家與資訊(時代)》一文後，錢學森先生1996年7月7日在回信中說：“您6月4日寄來大作‘力學、力學家與資訊(時代)’及英文刊物《非線性科學與數值模擬通訊》都已收，我十分感謝！我一直在宣傳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已把力學擴大為一個層次的科學——技術科學，它是介於基礎理論科學和工程應用之間的。也可以說是認識世界到改造客觀世界的中介，是非常重要的學問。力學就屬於此。”這是對陳耀松先生在技術科學方面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也是對技術科學的更大期望。
為進一步弘揚錢學森先生的技術科學思想，陳耀松先生和他的技術科學工作團隊經過近3年的籌備，與微信公眾號“賽先生”合作，於2024年12月7日正式啟動技術科學論壇平臺建設專案。技術科學論壇平臺旨在召集、團結國內更多技術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年輕一代，投身於技術科學快速及可持續發展的事業中，為解決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中的工程技術難題獻策出力。
今天，“賽先生”發表《技術科學論壇》專欄首篇文章《我的黃金三十年》（上篇），作者陳耀松。敬請關注、留言、轉發。
陳耀松 | 撰文
1984年—2014年是我人生中的“黃金三十年”。前十五年，自我1984年從國外（美國MIT）學習歸來開始算起，到1999年我71歲退休結束。這期間，除了承擔校內的教學任務外，我還做了一些技術科學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科技界和教育界推行計算機化，推動錢學森先生的“力學必須與計算機計算相結合”的戰略安排。退休後十五年，從2000年開始算起，到2016年我最後一位博士姜哲完成學業。退休後，我依然做課題、帶學生，以CFD（計算流體力學）方法為主，承接科技生產中遇到的計算難題，輔導學生完成課題，在實踐中培養學生的能力。在承接實踐專案的過程中，一般都有新的困難要解決，解決困難的過程中收穫的經驗，我和學生寫成論文去發表和交流。
上篇：
技術科學體系化建設（1984-1999）
在1982年出國學習前，我早已下定決心要學“計算機應用”。
1958年，我曾在中國科學院剛建成的國產103計算機上進行衝擊波計算，這讓我意識到，用計算機解決流體力學問題，大有可為。60年代初，我用這一思路完成了一系列關於衝擊波的科研創新，參與設計製造出1485mm激波管（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79年，我面向全國舉辦了兩期“計算流體力學短訓班”，講授計算流體力學基本演算法，並讓學員到北大計算中心上機實習。
1984年回國後，我的頭等任務就是推廣我已掌握和不斷更新的計算機應用技術。這部分，主要講講我在國內推廣計算機和網際網路，以及辦學報的工作。
1. 早期計算機應用推廣（1984-1986）
在前十五年中，我開辦過八期有關計算機應用的交流培訓活動，包括理論計算培訓班、計算機輔助力學測量培訓班以至商品軟體應用交流會等等。
1984年夏，在北大自制的6912計算機停止使用前，我面向全國各大學的老師，組織了兩次計算機應用培訓，讓學員們經歷了一次完整的計算過程。我以CFD教科書上的一個簡單算例為物件，進行計算機可接受的離散化，帶他們編寫計算程式、製作穿孔紙帶，然後進計算機房實地操控，直至得出計算結果。當時來參加培訓的學員年齡大多與我相仿，只是此前都沒有接觸計算機的機會。透過培訓這些渴望進行科技計算的同行們能夠利用北大的6912計算機“先走一步”。
2. 力學實驗測試計算機化改造（1984-1998）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首先見到的國外的計算機是單板機。1980年代初，當北大無線電系得到單板機、在尋覓工作室時，我馬上騰出一間房作為他們的工作間。當時，對此“泊來品”非常稀罕，別人可以看，但不能動。
此時，化學系進口了一套大型化學分析儀，帶有一架小型計算機（大小如Apple-II，是日本夏普公司設計生產的）。來講解這一分析儀的木村先生，正是設計這一計算機的負責人。我衝著這架計算機去聽了木村先生的報告。會後，我向木村先生提出，能否再配一個A/D轉換器（即模數轉換卡，一種將模擬訊號轉變為數字訊號的電子元件）。
木村先生回國後，特地設計一隻外接A/D轉換器託人送來。他還將試製這一計算機過程中的報廢材料拼裝成四臺效能完整的計算機在下一次出差來中國時親自送來。除此之外，他還將廠內設計軟體專用的反演軟體送來，這軟體不對外，是他私下給的。我深感他的善意，特地在仿膳設宴致謝，請會日語的教務長文重教授作陪。木村先生出身貧寒，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有罪。他跟文重說，計劃把自己僅有的一個兒子送來中國上學（意在“賠罪”）。文重同志懂得日本民俗以及國內情況，要他不要送來。
化學分析儀附帶的這架計算機比較小，不足以用作“模擬計算”，但用作力學實驗的資料採集和儀器控制足夠大了。於是我邀請實驗室內兩位有志於新技術的同志成立“測控組”（未經官方認可，完全是自封的組織），用這臺小型計算機，對實驗室內的各項儀器進行測量數字化和控制自動化改造。
我們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對進口儀器做數字化改造，提升實驗效率。實驗室的重點是湍流研究，為此，我們利用世行貸款先後進口了兩套（也許三套）熱線風速儀、兩套雷射流速機。我設法將兩個風速探頭的訊號由A/D轉換為數字直接匯入計算機，然後用計算機進行數字處理：做“譜分析”，求“風速關聯”。總之，將儀器大部分的功能實現以數字形式由計算機代勞。進口儀器的資料處理是模擬式的，每次使用前先要調整儀器，而計算機處理是數字式的，編完程式便一勞永逸，顯著提升了實驗效率。正是由於我們將儀器大部分功能改進為以數字形式的計算機程式處理，所以再無需人在使用前來調整這批進口儀器。
二是風洞計算機控制改造，建立自動測控系統。
完成多類力學儀器的數字化後，我們與主持大風洞飛機模型航空測試的同事商量，將全盤飛機模型試驗改由“計算機程式控制”，全部需要測量的資料換成數字進入計算，所有需要操作的步驟，風洞開車關車、風速和姿態依次變動等，一律按程式改由計算機來指揮。自此，要做的“常規”試驗，只需將飛機模型在支架上裝好，啟動按鈕後，全由計算機來操作，等它輸出測試最終報告即可。
三是對國產裝置進行二次開發，試製二維“機器人”。
記錄和分析科研結果的一個重要方法是用X-Y儀繪製曲線。改革開放前，精繪地圖用的國產繪圖儀只有一種，它有點像機床，剛性高，非常重，造價也很高，一般實驗室買不起。
改革開放後，有錢的單位更新裝置，從日本引進一批專為繪製試驗曲線用的輕便X-Y儀，價格便宜。我們打聽到清華有一臺國產X-Y繪圖儀報廢了，就請北大物資組出公文，將它調歸北大。北大同意出公文，但不管出力。我們自己賣力把它運回北大。總之，免費到手了。
要它幹嗎？我們就是利用它的剛性，在繪筆夾具上裝了一根2米長的鋁管，在鋁管頂端裝上熱線風速探頭，再把儀器搬到小風洞試驗段邊上，將繪圖板垂直設定，鋁管帶著探頭伸入試驗段內。於是，老裝置就成了一架在試驗段內自由定位的測量“機器人”，由計算機控制移動，將整個試驗段斷面各處的湍流度圖譜自動測出，約兩小時全部完成。後來，我見到關於三D印表機的報道，馬上想到用“X-Y-Z繪圖儀”——在鋁管頭上裝一罐牙膏，只是要求這牙膏擠出後能即刻固化。
試驗成功了，但我自己對此沒有實用需要，只能把這臺“老黃牛”送還物資組。裝置太重，與物資組商量能否就地報廢，未得同意。我帶著兩個年輕人用扛撬把它弄到門口，然後請物資組來看，是否調輛起重車來搬走。物資組來人一看，連聲說“不要了，不要了”，同意就地報廢。
以上只說三個例子，實際上，凡是這臺計算機能做的，我都計算機化了一遍。在對試驗資料進行迴歸、除噪、積分、譜分析等處理的過程中，我們在這臺小計算機裡，建起了一個實驗資料處理程式的資料庫，為今後的試驗服務。
3. 持續推廣計算機化，面向全國開展培訓（1984-1986）
有了前面這些積累，我就面向全國各校的力學實驗室，開辦了兩次力學實驗測量自動化培訓班，把我親自試驗成功的技術材料（包括處理程式包），甚至將計算機一併送給同行。此前，木村先生送我四架計算機，後來又送我一臺帶有彩色顯示器的新產品。我只留一臺自用，其餘四臺都送給兄弟院校（復旦、清華、北航、西工大）。特別是那臺新的，送給了復旦大學力學實驗室。其負責人是我學生，他用得很認真。後來見面時他跟我說：“這架計算機比IBM的計算機還好。”因為他們實驗室沒有空調，夏天太熱，IBM的計算機就罷工了，但這臺機器還在幹。清華、北航這些實驗室比較有錢，年終還有用不完的預算，來“訂購”我研製的超聲波排管壓力計（manometer），我就將配套的計算機免費贈送。
國家教委得知我們自力推廣力學實驗測量技術革新的工作，專給北大實驗室增撥五萬元。只是這經費由系主任支配，給了別人。他用這錢購買一架原裝的IBM電腦，我們借用也不肯，好在那時我已轉向網際網路。1994年，布朗大學蘇兆星教授來北大做關於孤立波的報告，隨身帶來一臺演示用的IBM電腦。報告完，他本要帶回美國，我就抓著這架計算機不放並直喊“留給我，留給我，我還你錢”（我與蘇教授在國外相識）。因此，這臺電腦留了下來。後來，我就把這架計算機改作網際網路伺服器，開啟了我的“網際網路時代”。
1999年—2002年這四年間，我每年舉辦一期實用計算流體力學經驗交流會。以應用商品軟體為主，進行CFD工作經驗交流。1999年，國外進口電腦普及，國產機已無人應用，人們的關注重點轉向軟體。商品軟體的出現，是因程式使用者各自自編軟體大量重複，浪費時間，需要統一編制，供眾人使用。這是傳承前人成果一種模式，用商品軟體，並不表示學術水平就低。為應對一些思想保守學者的“責備”，我專門寫了短文《力學小議》（發表於《力學與實踐》，2001，23(4)）以作解釋，並舉辦商品軟體應用經驗交流會，讓參會同行從知識傳承和交流中得益。
計算流體力學經驗交流會停辦後，北航鄧副校長問我為何不辦第五期？我內心很清楚，大家願意來，除了盼望能從交流中學到點什麼，更重要是會前已知，能從我處得到某軟體的合法使用權。我事先購得雙CPU的軟體平行計算版本使用權。當時一架PC只有一個CPU。並行版本就必須使用網線相聯的多架PC。我掌握網路技術，就在網路間加裝一個“貓”，容許別人透過貓來使用我的軟體。凡是來參加交流會的朋友，都可得到進貓的口令。這樣使用軟體不違法，但需多一步上網手續（進貓），有點麻煩。四年後，兩塊錢一張的盜版軟盤在小衚衕各處都是，我這正版已無吸引力，這一推廣模式也只好終止。
4. 搭建“最後一公里”，推廣網際網路（1994 – 1996）
改革開放時，我已對通訊技術十分關心，特別是DARPA（即美國國防高階研究計劃局，曾於1980年提出網際網路技術專案The Internet Project）提出的一些技術專案。可惜後來去美國MIT進修時，我的對口專業是力學，學習實踐主要限於力學實驗室內的遠端裝置。但期間我也瞭解到MIT在計算機方面的一些新技術。例如MIT的計算中心除了做計算以外，還有一些特殊功能，譬如，幾個月前做過的計算資料丟了，可委託計算中心從存檔的磁帶中找回。這些技術對各個學科的科研工作都大有益處，我也抓住機會盡量多學一點。其中，要求計算中心找回舊資料是在力學實驗室遠端操作的。
一次，得知“老闆”買了一臺好的印表機，沒有仔細研究就用，結果打一行自動空一行，就被認為“有病”，報廢了。我從廢品部低價買來帶回國，按說明書將內部開關一撥，它就一行一行地打了。我還闖到計算機系向留學生請教，向主管計算中心的老外請教。總之，千方百計多學點東西。
改革開放後，我隨北大漢中分校師生遷回北京，發現中科院數學所有一臺計算機，與北大力學系直線距離僅1200多米。我便請了幾位退休電工，買了20餘根電線杆架線。從我實驗室出發，通到中科院數學所，與他們的Phenix主機直聯（經SIO序列埠，不用貓）。數學所不容許我在他們的計算機中加設“虛擬伺服器”進行網際網路試驗，我能做的僅僅是將我自己的微機作為“笨終端”，進行遠端算題。用大計算機計算當然快，可惜這花費2萬多元的電纜只用了兩次，數學所送來了5000元的賬單，用不起。我只得還清計算費，關了這條通訊電纜，花了4萬元聯成的“網際網路”也只得暫時擱置。但這也算是一次網際網路聯接實踐，對以後我建設網際網路伺服器並免費向學生開放有很大幫助。
1993年12月，我正在美國訪問，得知中科院-清華-北大三校合作的中關村試驗網在國內建成。過年回國，我一下飛機就去計算中心瞭解該試驗網“通至何處”，結果發現只通到學校的計算中心。看來尚需補建“最後一公里”，我決定自己動手。雖然我決心大、熱情高，但專業無知，幹起來也有點難。正好計算中心來了一位小專家，給我出主意、當幫手，最終藉助電話組專線與計算中心聯機成功。從此，我自己那批學流體力學的學生就開始“不務正業”，自學LINUX改裝我那臺校內僅有的IBM-pc計算機。伺服器建成了，我就免費開放。校內師生誰都可來使用，不限我組。流量儘管用，由我買單。至於以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參見《從清華到北大，我的科學順風車》和《告別朱令：一封28年前的求救信，曾利用早期網際網路傳遍世界》兩篇文章），此處不細說了。
1999年退休時，我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佳洱建議成立“網際網路學術聯盟”，一種不設編制的科學團體。陳佳洱當即表示：“基金會正打算資助一批‘虛擬科學組織’。你快透過學校打報告上來，我給你錢。”此事告知校領導後，羌笛教務長當即建議遲惠生副校長主持開會，說“此事一定要辦，錢學校自己也有”。只是力學系主任在會上一言不發，會後拒不辦理。（我按陳佳洱建議，以力學系主任名義起草一份報告，主任說“沒法辦”，拒不簽字。我是退休幹部，無權簽字，只得作罷。）如果有誰知道這段歷史，那對2018~2021年科教界組建“數字模擬聯盟”潮起潮落一事就不至見怪了。
創立網際網路學術聯盟失利後，我仍沒有放棄利用網際網路組織學術交流活動的想法。2005年，在顧誦芬院士和一批航空界專家的支援下，由北京大學、上海大學發起，中國科技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從事CFD的研究人員參加，共同組建了《流體力學計算諮詢聯盟》。這是一個基於網際網路進行課題合作的工作團隊，在之後的飛機氣動力計算、高速列車繞流計算、等離子體計算、通用CFD軟體研發等專案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了更有效開展工作和利於今後的發展，特別是基於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方面的考慮，我有意將“流體力學計算諮詢聯盟”以“計算科技組”名義，依託在某個可能合作的單位或研究中心，如同濟大學、北京大學李政道近代物理研究中心等成為一個實體。2005年，經談慶明推薦，李佩老師要我到科學院做一次（科普）報告。李佩老師對我的報告比較滿意，當時我便向她要求我這“計算科技組”能以“郭永懷”冠名。當時正值同濟大學籌建航空航天學院，萬鋼校長也提出以“郭永懷”冠名學院的請求。李佩老師經權衡，給萬校長寫了回信（見後）。回信由我轉送，期間我留了複製交甘子釗教授（當時“計算科技組”在北京大學近代物理研究中心名下活動，甘子釗教授是中心負責人）。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冠名一事最終擱淺，但對李佩老師關心、支援和高度評價我畢生從事的技術科學事業表示敬意。
在這前十五年中，我接連創辦了三份學報，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學術平臺建設，推動水動力學和計算機應用的發展。
1.《水動力學研究與進展》（1986—）
1982年初，我響應錢學森等專家的號召，從“高速”轉向“水動”（即從高速空氣動力學轉向水動力學）。借計算流體力學會議之機，我向同行呼籲：不等不靠，先辦一份《水動學報》，再發展水動研究隊伍。自此，我與大家“有錢出錢，沒錢出力”共同奮鬥40年，辦成了《水動力學研究與進展》，形成以水動編委會和水動編輯部群為代表的學術團體。《水動力學研究與進展》經國家批准於1986年正式發行。另有英文版《Journal of Hydrodynamics》皆由全國70多個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聯合主辦（分A、B兩輯）出版。國內統一刊號：CN31—1399/TK(A輯，中文版)；CN31—1563/T(B輯，英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內容不重複。
我參加了《水動力學研究與進展》學報早期的建立工作。該學報運作穩定後，我便辭去副主編一職，在北大自稱“水動學報北京辦事處”，替編輯部做些需要在北京辦的工作。
2.《非線性科學與數值模擬通訊》（1996—）
1994年，我借道CERNET，自建網路伺服器，向校內師生免費開放。幾位年輕學生曾自己組織起來，利用我這網路伺服器救助清華的朱令同學。我自己則約請數位同行，以這伺服器為中心，用“貓”遠端聯絡大家，組成線上編輯部，辦了一份英文期刊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1996年國家正式批准該期刊發行。
這可是世界上第一份線上編輯併發行的學報。它在國內是經國家審批、北大主辦、面向世界的外文學報。而實際編輯部僅我一人，用課後業餘時間乾的。我辦這學報的一大目的，是來一次“出版革命”，並非完全為了研究非線性科學。我沒有得到任何資助，僅靠個人之力堅持六年。六年後，線上執行已經普及，到了這份學報不發展必滅亡‘逆水行舟’的時刻，我只得交學生接辦，設法將發行轉至學術出版機構愛思唯爾（Elsevier），並在歐、美兩地增設編輯部。2003年，該學報改由 Elsevier 接辦，這份學報的發展由此得到“大躍進”，體量增至每月一卷（500頁），IF達到4.7，是美國物理學會所辦期刊Phys Rev E的兩倍。
3.《計算流體力學工程應用》（2007—）
之後我認為應該面向實用計算工作者辦一份刊物，建議友人在香港註冊，辦了第三份期刊。這是一份面向數值模擬工作者的刊物，目標是面向流體力學領域的廣大科技人員推廣計算機技術。最初名為《實用數值模擬》，原本以《水動力學發展與研究-增刊》的方式試辦了兩年。因為一直未盼到國家批准（適逢大陸對新辦刊物一律不批），我只得委託中山大學詹傑民教授去香港設法註冊（當時香港新辦學報無需批准）。事先說好“今後我不再參加”，但大家還是給我安了一個“創刊主編”的頭銜。這次，學報取名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計算流體力學工程應用），2007年在香港正式創刊，十分成功，IF曾高至8.6。
關於我辦學報的事，可見《陳耀松教授的辦刊之道》一文，刊於《力學與實踐》43卷第5期，此處不多說了。
在這期間，我也帶著學生寫點論文，主要是應付教學計劃，但也有例外。
我是最後一屆經由國務院審批透過的“博導”。因為一切由組織包辦，我的博導申辦過程自己並不知曉。我當上博導的“頭報”（我家鄉話說“頭報有賞，二報吃巴掌”）來自我的博士後吳建華。他的導師參加評審了，說“評審陳耀松時一下拿出30篇論文，立馬就通過了”。說得我自己都有點不信，我怎麼會為爭取博導搶寫論文？最後，他們把見到的論文單目給我看。呵！確是我寫的。原來是《水動力學研究與進展》初辦時，“老戲骨”看不上，有稿也不投。但學報又必須按時出版，日期一到，快揭不開鍋了，只好自己來。我對古典流體力學題用CFD“玩”過，如今就按CFD論文的模式重新來一遍，趕著投《水動力學研究與進展》。苦逼的歲月真難熬，但也不知不覺出了一大批論文，幫我推上了博導。
當然，這種論文更像是一種科技遊戲，但也有一些有價值的水動力學論文，其中有一篇研究魚翅推進的演算法問題，被武漢水運學院一位年輕博士拿去研究蹼泳競技，第二年出國比賽時，用此方法的中國運動員幾乎囊括了所有金牌。
但這個時期，我的這類科技論文也只有指導學生學位論文時用上。由於沒有接觸實際專案的機會，選題大多來自鑽現有文獻的空子。只要發現雜誌上某個科研計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就選作學位論文題，讓學生去研究。有的論文曾得到Lighthill和林家翹的首肯（見Lighthill對陳耀松論文的評價和林家翹的來信）。
1958年建成的北京大學直徑2.25米低速回流風洞，曾被列為“大躍進”的產物之一，但離能用作實驗還很遠。1963年，陸平校長同意將此“半拉子”風洞交給軍方繼續完成。此後，這一風洞就由軍方負責建設，為我國早期航空飛機設計服務，直到1978年按鄧小平同志批示歸還北大。
軍方僅留下少數科技人員與北大交接技術，主力部隊進入三線風洞基地，主持我國當時最大的低速風洞工作。三線的大風洞非常大，但測控模式與北大風洞相同。他們有專門負責測控電氣化的研究所，進行風洞測量的計算機化改造工作，效果不好。老總原先主持過北大風洞的建設，出差回京時，常來北大風洞實驗室看望，發現我們的測控系統更好用，便委託我們“測控組”照著做一套。我們的技術得到肯定，還收到一筆酬勞，這筆錢成為我此後自建網際網路服務站、免費開放以及自費辦學報、免費贈送的財源。
1989年，我兒時“發小”清華校友壽寶奎從二機部三院退休。他原單位辦公室在城東，而家在北大附近，就來借我閣樓一角，繼續他在職時未了的航磁物探儀的改進研究。硬體他可自己做，軟體要我幫忙。航磁探測中有一個國際公認的難題是“去飛機干擾”，他要我想個數學辦法來解決。
以往，國外用三組正交線圈，以其所得到的感應訊號來補償。而我只懂一點數學，就把線圈全拆了，一律改用數學來補償，結果成功了。硬體部分，除數字化以外，原則上沒有改變，只是軟體有了革新，它的效果遠超當時加拿大進口軟體的處理方法。前後二十年，我們進行了多次改進和實踐，這一方法通過了專家驗收和官方立項，可惜始終未被國家所採用。由於老壽不同意在雜誌上發表，結果一樁好技術無人知曉，著實可惜！我會再寫一篇《航磁20年》，詳述這項技術的改進過程。
舊式核光泵探頭
新式整套磁探儀
總而言之，技術科學是面向實際應用的，首先就是軍工。按國內自上至下的縱向管理模式，主管北大的是北京市委，沒有軍工課題（近些年提倡軍民融合有所變化）。我組做的不少軍工課題，大多是下層單位直接聯絡的。一個課題做完就完了，不能長期進行系統研究。在北大可以研究數學等基礎科學，不宜發展技術科學，由此留下遺憾，有待我的黃金後十五年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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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耀松. 從清華到北大，我的科學順風車，《清華校友通訊》
https://www.tsinghua.org.cn/__local/1/9E/92/EC7B83E9366951791D32AAB4D64_E658EF37_1F2EEE.pdf
2.劉華傑. 告別朱令：一封28年前的求救信，曾利用早期網際網路傳遍世界，《南方週末》，2023年12月.
https://news.qq.com/rain/a/20231225A00D0X00
3.劉志遠, 陳巖. 陳耀松教授的辦刊之道[J]. 力學與實踐, 2021, 43(5): 823-826. doi: 10.6052/1000-0879-2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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