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我是艾公子
來源： 最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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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滅亡前夕，辜鴻銘用英文撰寫了一本書——《中國的牛津運動》，中文名為《清流傳》。
在書中，他將清帝國的翰林院比作英國的牛津大學，將同光之際的清流運動比作19世紀中期的天主教復興運動。他說，“我要講述我們為中國文明事業而背水一戰的故事”；“我們艱苦戰鬥了三十年，但我們的事業已經失敗”；“我戰鬥時跟隨的將領是已故帝國大臣張之洞，兩年前，當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完全失望了，並且只想如何使投降條約的條件不那麼苛刻”。
辜鴻銘堅定而悵然地認為，歐洲現代主義物質文明正在毀滅一切，只有東方文明可以解救之，可惜的是，傳統飄然遠去，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還在等待著遙不可及的勝利。
▲辜鴻銘。圖源：網路
何為“清流”？說白了就是“高尚的引導者”。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裁斷，每個時代的裁斷都必須以儒家道德為尺度。清流可以是真君子，也可以是偽君子，但他們必須代表大多數讀書人的意見。
光緒初年，黃體芳、寶廷、張佩綸與張之洞四人被稱為“翰林四諫”，“有大政事，必具疏論是非”。如之前一千年所做的那樣，清流們彈劾權臣之跋扈，規勸君王之失職。
洋務運動時，先識世變者不得不否定舊法，為國家謀富強。朝廷有興鐵路輪船之舉，清流們擔心，“捷徑一開”，百姓生計被奪，國家就會淹沒附著於舊經濟之上的芸芸眾生，這違背了恤民之意。湖北巡撫奎斌觀察到一個事實：自輪船暢行後，“民間衣食之途，盡為攘奪，江河船隻頓減十之六七，失業之人不可勝計，而襄樊一帶行店關閉，車戶歇業，瘠苦情狀，尤不堪寓目”。
而1889年，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漢口開啟了工業化之路，人頭攢動，機器轟鳴，宛若高亢之曲，足以壓倒那些不和諧的哀鳴。
光緒末期，張之洞為慈禧太后慶壽，“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人群之中，辜鴻銘卻說：“滿街都是唱愛國歌者，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他立即編唱了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多虧張之洞的保護，犯了大不敬之罪的辜鴻銘才沒有被追究。
▲張之洞。圖源：網路
事實上，張之洞早就不是辜鴻銘和清流派的同路人了。
西人用物力打敗了中國，身為帝國疆臣，張之洞不能不畏懼、心動，最後尊重這份力量。1889年，他出任湖廣總督，直至1907年奉調入參軍機為止，在湖北度過了長達18年的政治生涯（含兩度署理兩江總督1年零8個月）。在其治下，湖北籌建了蘆漢鐵路；建成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開設了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制麻局；建立了新式學堂；設立了電話局、造紙廠、銀元局和銅錢局等。
洋務因變局而生，以尚才為先，必然導致功利主義四處蔓延。張之洞深知“近年習氣，凡稍知洋務者，大率皆營私漁利之徒”，但為了追求物力必須妥協。時人記載了一個故事，甲午戰爭後，眾人彈劾盛宣懷，朝廷令王文韶、張之洞處理此事。盛宣懷賄賂了王文韶，但張之洞不可能受賄，於是盛宣懷提出一個交易：“苟寬免宣懷，願出資彌漢冶鐵廠、紡紗織布局各虧款。”張之洞聽後大喜，稱讚盛宣懷才大心細，並重用他。
編練新軍也是對物力的追求。中法戰爭前後，張之洞認為中國軍隊只是武器和技戰術落後，稍加整頓，便能取得勝利。到了甲午戰爭之後，張之洞已深刻地認識到，日本之勝在於“用兵效西法”，中國必須“捐棄舊法，別開局面”。當時德國陸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於是，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模仿德國軍制建立了一支江南自強軍，共2850名士兵。招募條件為：江南、安徽土著，16—20歲，透過西醫體檢。不久之後，他回任湖廣總督，把自強軍交給劉坤一接管，僅要走了500精兵，以此為班底，組建了湖北護軍。
1897年，德國人強佔膠州灣，張之洞心裡產生波動，覺得應該聯合英國、日本對付俄國、德國。此時，日本向他丟擲了橄欖枝，表示願意幫助中國練兵。
兩個“西方”擺在他面前，自然要選擇更為功利的那條路。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至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曰路近費省，可多遣。一曰去華近，易考察。一曰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曰西學甚繁，凡西學之切要者，東人已刪節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而功倍，無過於此。”簡而言之，同文同種，路程近，費用少，時間短，容易學。再加上德國教習專權跋扈，而日本人表現得極為謙卑。種種因素使得張之洞內心向日本傾斜。
張之洞曾表示：“鄙人任內購炮，大炮必克虜伯，快炮必格魯森。”這兩個都是德國軍火巨頭。到了1902年，根據英國在華軍官撰寫的報告書，湖北新軍的裝備已是德日混雜了，步兵軍官同時裝備了訓練用的日本佩刀和實戰用的德國佩刀，優秀的軍士被獎予日本刺刀，步槍選用德制毛瑟步槍與湖北槍炮廠生產的仿製品，水壺和工兵鏟為德制，揹包和行軍鍋則為日製。1906年，彰德秋操前，張之洞至少從日本訂購了以下物品：野炮與山炮54門、手槍740支、軍刀900把、軍馬788匹、工兵器具1000餘件、野戰電話4部、腳踏車50輛，以及地雷、舟橋、測繪、衛生裝置若干。
1898年，張之洞僱傭了兩名日本翻譯，都是日本參謀本部部員，開啟了近代中國聘用日本軍人的先河。據統計，至1907年張之洞卸任鄂督為止，湖北至少聘用日本軍人39人，包括21名軍官、12名准尉與軍士，以及6名文職軍人，主要工作是翻譯軍事書籍和教書。1902年，訪問武昌的日本人發現，湖北新軍的訓練原為德式，近來逐漸改用日式。
同樣在1898年，張之洞向日本派出考察團和留學生。只要日本願意接受，他甚至表示：“學費多少不計，均聽東人酌派。”自那以後，軍事留學生源源不斷進入日本，哪怕是武備學堂畢業的，總要去日本學習一番。像張之洞倚重的黎元洪、張彪等人，均多次赴日考察。
▲黎元洪。圖源：網路
練兵處成立後，曾想從湖北調10名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學生入京任職，張之洞極為不滿，向袁世凱訴苦道：“歷年鄂省派學生赴東洋學習，費無數財力，無數心力，如全不歸鄂用，未免偏枯。”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中央調5個，湖北留5個。
以上種種事實，說明張之洞試圖學習日本模式走向軍事近代化。
清末新政開始後，張之洞響應朝廷號召，準備成立常備軍。
當時，武漢有步隊20營，馬隊、炮隊、工程隊各1營，共7600餘人。湖北常備軍以各營為基礎，整編為2翼28營。1904年，張之洞參考北洋軍整頓新軍，改為全軍兩鎮，有步兵4協12旗48營、騎兵4營、炮兵6營、工兵2營、輜重兵2營，另加營務處和軍樂隊，共有官兵20625人。然而，湖北一省的財政負擔不了這麼龐大的軍隊，張之洞只能“減練”：炮兵、工兵全數練足；步兵先練1協，暫虛1協；騎兵先練1營，暫虛1營；輜重兵先練一半，暫虛一半。
據《清史稿》記載，在1907年張之洞離開湖北前，湖北新軍第8鎮有士兵10502人，軍官702人，第21混成協有士兵4612人，軍官288人，全軍合計16104人。在沒有中央支援的情況下，能做到這種程度實屬了不起。
而練兵的成效如何呢？張之洞自己是非常滿意的，他曾說：“湖北自丙申以後，即盡摒棄舊習，以西法練兵，故今日湖北陸軍，東、西人來觀者，皆言甲於各省。”時人基本認為，湖北新軍是南方最強，在全國則僅次於北洋新軍。
不過，湖北新軍和北洋新軍的差距還是很大的。1911年，武昌起義前夕，陸軍部派人前往江蘇、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校閱新軍，段祺瑞的部下徐樹錚聽聞此事，請求南下考察，獲得批准。徐樹錚自幼酷愛兵法，庚子事變後，投奔袁世凱，因與袁世凱所派的接見人話不投機，憤然離去，後為段祺瑞所賞識，聘為幕僚。
徐樹錚南下考察歷時兩個多月，將所見所聞寫成報告交給段祺瑞。這份報告可以讓我們瞭解湖北新軍的一些具體情況：
陸軍第八鎮統制官張彪，“辦軍成效，未見有驚人之鳴”，有負張之洞的重託。相比於北洋軍官人才濟濟，湖北新軍的確缺乏將才。
軍官要麼是留日、留德士官生，要麼畢業於湖北講武堂、湖北武備學堂，也有出身行伍者。多為湖北人，鄉土情結濃厚，“聲氣聯絡，頗稱團結”。
第二十一混成協計程車兵身體素質優秀，“體格強健，舉動有勇往之氣”，軍紀嚴明，“實在第八鎮之上”。
因湖北槍炮廠的關係，湖北新軍裝備自給自足，彈藥充足，優於其他省份。
營房乾淨整潔，空氣流暢。
日常訓練有問題，紀律廢弛，經常有人開小差。第八鎮士兵瞄準動作“荒謬絕倫”，射擊後統計消耗子彈的速度“頗嫌遲鈍”，第二十一混成協士兵瞄準“高低左右，全無準備”，兩軍射擊後均有丟失彈殼的現象。
戰術訓練不達標。步隊的散兵線戰術，毫無章法。馬隊士兵騎術不精，以至有“墜馬傷胸者一人”。劈刺技術不合格，士兵“不過持竿相撲去，所謂刺槍雲者，尚不能以道里計也”。
軍事演習不認真。攻守雙方“均無鬥志”，官長帶兵嬉笑打鬧，各隊露營時還有全隊熟睡忘設崗哨的現象。戰鬥結束後，士兵三五成群緩緩入城，好像打了敗仗一般狼狽不堪，“有披襟揮扇者，有以槍作肩挑揹包及軍衣者，有高臥城門下乘涼食瓜者，官長揹包亦有由兵代挑而自以指揮刀作杖佝僂緩步者”……
因此，當陸軍部校閱員在宴會上讚揚第八鎮時，徐樹錚難以認同，認為不過是場面話。
湖北新軍“淪落”至此地步，可能與張之洞的離任有關。徐樹錚發現，清政府虧欠陸軍第八鎮軍餉高達140 萬兩左右，“多賴統制官以私財維持”；而湖廣總督瑞澂只知抱怨，對編練新軍毫無熱情。陸軍第八鎮尚且如此，其他省份的新軍可想而知。
▲徐樹錚。圖源：網路
李鴻章半生辦洋務，自謂“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在這一點上，袁世凱是他的繼承人。而對張之洞而言，儘管實事實功一次又一次地碾壓義理道德，但他的內心始終有儒學的迴響。
袁世凱和慈禧相似，是一個極其現實的政客。他幼年便從軍事官宦的家族接觸到兵法，投效吳長慶軍營正式從軍，甲午戰後獲得了督練新建陸軍的權力，最終憑藉麾下重兵成為權傾朝野的重臣。顯而易見，袁世凱練兵的最大動機，在於把軍權化為自己攫取政治權勢的籌碼。這樣“有才無德”之人，只要善加控制，最適合用來求新求變。因此，張之洞也推薦過袁世凱，稱其“於兵事最為相宜”，可“專意練習兵事”。
張之洞對練兵的興趣，則在於保國、保種與保教。在他眼裡，軍事改革只是某種“技術”的升級，有了這些“技術”，便可以儲存儒家文化的真髓。
正是張、袁兩人性格的不同，使得南北新軍的面貌相去甚遠。
首先是文化。
袁世凱曾說：“夫泰西無不知兵之民，即無不講學之兵，亦猶古寓兵於民之制，特其數專，故其術精耳。”張之洞也說，西方軍隊“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兩人都認為，西方軍隊的厲害之處在於當兵的有文化。然而，北洋軍募兵，首重身體素質，因此“士兵多不識字”。張之洞對於文化的執念明顯更深，他的《湖北練兵要義》第一條就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
很多人認為，袁世凱愚化士兵，使得北洋軍心裡不知有國家，只知“袁宮保”。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在練兵這塊，袁世凱可稱得上是“淮軍餘孽”，一方面用西方技藝和器物來提高新軍的戰鬥力，一方面又用忠義文化來填充北洋新軍的頭腦。他基本沿用曾國藩、李鴻章的老辦法，給士兵灌輸“忠君、愛民、親上、死長”的理念，命令他們熟記於口、牢記於心。同時，用功名利祿籠絡士兵，只要“忠勇廉潔”、“恭順勤奮”，便會前途無量，享有高官厚祿。
將新軍培養成聽話的“忠臣義士”，這是清廷所希望看到的。對於這樣的軍隊來說，服從長官、上下尊卑本就是應有之義。
張之洞雖然強調報君恩，卻不想把新軍當成純粹的工具。他希望士兵能夠明白家國大義，於是在《軍歌》中反覆陳說：“我國文弱外人多恥笑，若不自強瓜分豈能逃？請言印度國土並非小，為奴為馬不得脫籠牢。……請言日本區區三海島，威我強國全球敬且褒。不羨日本善用船與炮，只羨全國人心如漆膠。我國同種國民四百兆，何難發憤為雄展龍韜？”這番激勵人心的話語，若是給追求厚餉的人聽去，無異於對牛彈琴；可如果說給能讀書、會寫字的青年，那就大大不同了。
湖北新軍軍官藍天蔚曾說過：“當年軍人之智識，軍人之功用，軍人之本領，毫無國家二字嵌入腦中，故吾族不得不數百年受此奇禍也。”士兵沒有國家認同，就沒有戰鬥力。國家認同從何而來？清廷可以勝任這一角色嗎？如果清廷不可以，那麼……
在諸多湖北新軍軍官中，吳祿貞的經歷最為典型。1896年，吳祿貞因“略通文理”成為一個工程兵，後來進入湖北武備學堂，結識了一批有志青年，其中就有孫武、藍天蔚等人。1898年，他作為政府首批官費生派往日本學習軍事，在異國他鄉結識了孫中山、康有為等流亡要犯，產生了革命之念，甚至還參與了自立軍起義。1902年，吳祿貞回國。張之洞惜其才華，不僅沒有處罰他，反而收為己用。這期間，吳祿貞有意識地組織青年學生進入軍隊，開創了“秀才從軍”的風氣。
▲吳祿貞。圖源：網路
吳祿貞之所以能在湖北攪動風雲，離不開張之洞稍顯無力的控制。這也是南北新軍第二個不同之處。
要想掌握一支軍隊，僅靠“訓兵”是不夠的，更需“控將”。北洋系的軍官背景非常“純潔”，要麼如張勳、薑桂題等出身淮軍，要麼如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王士珍、段芝貴、吳佩孚等出身天津武備學堂。其中，武備派是袁世凱的嫡系，全面把持了北洋六鎮和練兵處。只要武備派不倒，別的力量插不進來，袁世凱就能始終掌控北洋軍。張之洞則採取兼收幷蓄的方針，所有軍事人才，來者不拒。人員一混雜，就不容易進行思想控制了，社會上的各種思潮便容易吹進軍隊之中。
練兵處建立初期，由於軍官短缺，袁世凱十分歡迎留日士官生參與練兵，這其中就有來自湖北的吳祿貞等人。然而，武備派和士官生屬於不同的政治力量，註定同床異夢。哪怕是北洋自己送出去留學計程車官生，也不例外。比如華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聰慧多謀，有北洋小三傑之稱”，但回國後均不受重用，僅能“充任教官各職”，杜幼泉甚至因鬱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殺。
吳祿貞曾抱怨過，北洋系表面上重用我，實際不給實權，只讓我編軍事教材。後來，清廷欲打壓北洋系，不甘寄人籬下計程車官生迎來了出頭的機會。他們聯合滿清親貴，向北洋系發難。當時，“統制以下各級軍官，都是袁舊部武備派舊人，陸軍部擬陸續以士官派更換”；練兵處也都是士官生的身影。
不過，北洋系的根基終究太深。袁世凱的擴軍方式類似於“細胞分裂”，“其官階自隊官以上者，則皆自下級軍官層遞保升”。這樣，袁世凱的嫡系始終能把持要位，而每個人都有升遷的機會。一個有革命之念的人進入北洋軍，如不倚賴派系，則會被視為異類，從而遭到排斥。1910年，吳祿貞就任北洋第六鎮統制，“原想大事更張，輸入革命血液，把這支北洋舊軍改造成革命勁旅”，卻因“小站舊人”大加阻撓，根本“不能由他指揮如意”，因此“憤然長留北京，不願多問六鎮的事”。
當然，袁世凱主要是在制度層面擴張自己的勢力，就像是附著在血管上的吸血蟲。厚餉既可以是為了養軍，也可以是收買人心；重用武備派既可以是為了集權，也可以是培植個人勢力；忠義教育既可以是為了報國，也可以是為了報恩。新軍既要忠於清廷，又要忠於袁氏，如果袁世凱對清廷的效忠動搖了，那麼北洋軍對清廷的效忠就會出現危機。
張之洞對於湖北新軍的控制不如袁世凱這麼緊。他雖在湖北經營近十八年，但一朝離開湖北後，湖北立刻大變，其繼任者趙爾巽全改其制度。先前他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質，在他離開湖北幾個月後，就有軍官建議趙爾巽以後湖北“添練新兵不用讀書人”，張之洞也只能表示震驚而已。如果連張之洞都無法完全控制這支軍隊，那些平庸的繼任者就更沒法讓新軍聽話了。可以想象，一旦軍隊下層起了什麼變化，局勢就很難控制住了。
▲趙爾巽。圖源：網路
我們知道，張之洞在清末十年的所作所為催生了某些他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種瓜得豆，事與願違，卻又無可奈何。他的困境在於，儒者向來重義輕利、重道輕器，這樣，焉能講求富強？辜鴻銘曾揭露張之洞的心理：“欲舍理而言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於小人之道，文襄（張之洞）又患之，於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法，曰為國則舍理而言勢，為人則舍勢而言理。”對於國家，必須追求功利，而對於個人來說，則當少講或者不講。這樣的“中體西用”，看似調和，實則割裂。
隨著外患的迫近，總要先救亡，再來談什麼“保教”和“文化競爭”，功利主義終究會完全佔據人心。國家可以打著”富強“的旗號，肆意侵入民間，攫取財源，編練新軍；儒學一旦拋棄倫理，就徹底消散，不存在了。
無論儒學怎麼調和，似乎都跨不過近代的門檻，這正是張之洞的悲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