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選擇從來都是熱門話題。而不斷變動的時代背景、生育政策變化和生育觀念的演進，為這個話題提供了複雜的討論框架。從法定婚齡到更年期，女性總是面臨“是否要生孩子”“如何撫育孩子”的問題，但這本該是整個家庭甚至全社會都共同考慮的問題。
從做出生育決策的那一刻起，甚至更早，女性就已經被架到母職的高臺之上。她們總會被詢問：“結婚了嗎？”“生幾個？”“男孩還是女孩？”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蔣萊從2017年開始關於二孩媽媽群體的研究，那時候距中國二孩政策正式實施剛好一年：“在我們70後這代人的詞典裡，幾乎沒有‘不婚不育’這樣的詞。70後、80後的女性很少會糾結‘生不生’的問題。當85後、90後的人群成為主流育齡群體和生育政策的目標物件時，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生育是個人選擇，而非必須。”
蔣萊，拍攝於2024年1月。（圖/受訪者提供）
蔣萊認為，人們無法僅僅依賴老一輩的經驗來看待生育這件事。在生育新時代，人們需要真實的生育敘事。她希望能夠透過對生育女性的觀察和交流，梳理出女性個人生命體驗和時代、社會發展變遷的連線。
研究生畢業後，蔣萊進入體制內單位，結婚不久意外懷孕了，在“早晚都要生，早點完成任務，身材還恢復得快”等看似不假思索的贊同聲中，蔣萊有些被動地成為一名母親。
生育的經歷讓蔣萊開始思考：年輕女性在規劃自己人生時，需要考慮何時結婚以及何時生育？對於已婚已育的女性來說，她們已經在妻子、母親、女兒、兒媳、職場人士等多重身份中忙碌著，同時她們還要面臨是否響應時代潮流作出再生一個孩子或多個孩子的選擇。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依然將育兒視為家庭私事，社會政策和福利體系尚不齊全，女性無償承擔了其中大部分的照料工作。
蔣萊想知道：在當今中國社會，生還是不生，究竟意味著什麼？
當蔣萊剛開始做二孩媽媽群體研究的時候，沈洋還在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當時，沈洋在社交媒體十分活躍。蔣萊發現沈洋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專業為性別研究的博士，便在網上向她發出了共同研究二孩媽媽群體的邀請。
（圖/《親愛的小孩》）
彼時，80後的沈洋剛剛結婚，而70後的蔣萊正在為要不要二胎陷入糾結。兩個女性學者雖然人生經歷迥異，卻和無數女性一樣，同處在一個“生還是不生”的人生節點上，於是她們決定做些什麼，為自己，也為更廣泛的女性。
歷時五年，她們深度訪談了國內多個城市共四十多個家庭，用真實的故事和分析，還原了中國女性在生育問題上的多重困境，寫成《新生育時代》一書。
書中以一系列高學歷為主的女性故事為脈絡，圍繞當代母親角色，詳盡地探討了都市家庭中的母女關係、子代教養方式、家庭與事業間的抉擇以及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分工等關鍵議題，是一部聚焦當代中國女性生育選擇與母職挑戰的生育決策指南。
生育如何改變了女性？
母職困境，隱藏在母愛神話的光環之下。
育兒的代價往往是未知的和被遮蔽的。女性的困境，唯有女性才看得真切。書中訪談的高學歷家庭夫妻，妻子仍是育兒分工的主要承擔者。
書中寫到的一位70後二胎媽媽文清，生育之路極為不易：第一胎順產時經歷過大出血，二胎生產時再次大出血，險些止不住，經歷了一場“生門”的煎熬——流血量達到可怖的2700毫升，身體置換了三分之二的血液。
在那樣的生死關頭，文清清楚記得，丈夫一直在刷手機，連醫生都看不下去了。當她搶救回來後，醫生囑咐得有人一直給她按摩雙腿，防止血栓。丈夫給文清按了大概三分鐘，就說手好酸，不行了。
一旁的婆婆嚴厲地責備了丈夫，最後自己動手給文清按摩。那時候文清覺得，只有女人對女人是感同身受的，也始終對丈夫在她生產那天的表現難以釋懷。
（圖/《產後調理院》）
在結婚九年、生育了兩個孩子後，她才開始仔細覆盤自己“喪偶式育兒”的經歷。而在沈洋和蔣萊訪談的物件中，文清並不是孤例，家庭的育兒主力幾乎都是祖輩、母親和阿姨，丈夫的參與度較少。
有一位叫鈺涵的採訪物件，她當初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了大學時代跟她一起打遊戲的男生。生了二孩後，育兒全靠鈺涵的孃家支援。“本來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我丈夫什麼都不搭手，我想生了第二個，他總能長大一點吧，責任心應該更強一些，但是他進步沒有那麼明顯，我就更累了。”鈺涵有時候覺得自己養了三個兒子，“每天穿什麼衣服還要我給他找。”
書中提到了夫妻間的思維和行動脫節的例項：“鈺涵時常感到，做家務最累的不是體力上的辛勞，而是精神上的疲憊——她的腦海中始終有一個嚴格的時間表，每件事都必須按時完成，不能有絲毫差錯。而她的丈夫卻沒有這樣的時間壓力，他雖然會按要求完成家務，但一旦有空閒，就會坐下來打遊戲，而且常常是玩那些難以立即停止的遊戲。”
（圖/《親愛的小孩》）
《新生育時代》中提到，許多女性決定生育二孩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祖輩對於孫輩的撫育支援。父母的幫助不光降低了女性的家務成本及育兒成本，也保證了她們的全職工作。例如書中提到一位叫顏文婷的女性，懷二胎之前先詢問了母親的意見，在母親表示願意繼續帶二孩之後，才放心地懷孕。
隔代撫育的普遍性，與目前國內0—3歲的普惠性托育機構普遍缺失有關。今年10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圍繞加快完善生育支援政策出臺13條具體舉措，其中就包括完善普惠托育支援政策。
在蔣萊看來，當下國內文化市場涉及生育的作品，不是孕產胎教就是親子百科，核心理念完全是以孩子為中心的延展。似乎一旦選擇成為母親，女性的身心價值就是服務於孩子的福祉，與此同時，女性個體會遭遇什麼、失去什麼、選擇什麼，似乎都不重要。
今天年輕女孩中蔓延的恐婚恐育思潮、城市媽媽加入雞娃大軍，都和狹隘化、密集化、單一化的母職氛圍有關。蔣萊與沈洋的研究，是希望透過記錄個體的生命體驗，給女性一些更具體的、帶著問題意識和具體場景的參考，為這場艱難的選擇做一些知識儲備。
（圖/《產後調理院》）
我國法律在孩子冠姓權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六條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2021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條寫道，“自然人應當隨父姓或者母姓”。在蔣萊和沈洋的四十餘例調查物件中，有八例孩子隨母姓的情況，其中七例是二孩隨母姓，一例是一孩隨母姓。
沈洋生育一胎時，曾經和丈夫商量冠姓權的問題，並一致決定用擲骰子的方式決定孩子跟誰姓。但丈夫始終覺得這種做法過於反傳統，最終她只能讓步。
（圖/《82年生的金智英》）
這讓沈洋有時覺得不公平，尤其當某些階段她帶孩子更多的時候，感覺更強烈。雖然定量資料顯示，女性承擔家務時間幾乎是男性的兩倍，但她依然感覺實際差距肯定更大。母親在育兒方面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包含在孩子衣食住行上的操心，很難量化。
對孩子姓氏的協商，往往發生在母親是獨生女的家庭。隨著2016年全面二孩的政策實施，這使得“二孩跟誰姓”的話題搬上了家庭的談判桌。沈洋是獨生女，她的父親也希望她能有一個孩子姓沈。沈洋說：“沒生一胎的時候我和我老公已經達成一致，無論孩子性別，二胎都是跟我姓。因為我們覺得這樣才相對公平。後來在一孩出生後，他父母主動提出二孩跟我姓。我父親也一直有這個期待。所以二孩隨我姓是所有人都滿意的結局”。
（圖/《今生也是第一次》）
沈洋的人生經歷，在外人眼中可謂是標準的“人生贏家”：30歲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畢業，回國在頂尖高校任教，與同為海歸學者的丈夫結婚，按部就班地規劃落實買房、結婚、生育大事。
她在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擔任副教授，研究性別社會學、家庭社會學和公共政策領域，但就是這樣一位社會認可的成功女性，生娃後依然覺得生活“一地雞毛”。自身的生育經歷，讓沈洋對於生育動機有著更為強烈和全面的反思。
作為85後獨生女，沈洋追求個人自由與個體成長，她認為大人為孩子犧牲與妥協應該有個限度。她發現，身邊以孩子為中心的、經濟和情感過度投入的密集型育兒模式正在成為中產家庭的主流生活方式。因此她也時常反思：究竟在孩子身上投入多少才是合理的？
反思之餘，她也積極實踐。從一胎開始，她就試圖打造一種不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生活。在給孩子報興趣班時不考慮距離家裡需要步行20分鐘以上的興趣班，因為“接送太折騰父母”。她把孩子送去不放寒暑假的私立幼兒園，家務、育兒請阿姨外包，用市場化資源配置的方式，打造不以孩子為中心、運轉更自如的家庭生活，給自己爭取更多私人時間。
（圖/《凡人歌》）
在蔣萊和沈洋訪談的物件中，大多數來自城市中產或富裕階層，有高學歷和房產。她們生一孩到三孩都有很大共同點，比如工作穩定、經濟條件寬裕。大多數受訪者都在事業單位或公務員機構穩定就業。但是她們也意識到，母職履行對於這些有優勢的媽媽都尚且處處不易，而更多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女性要面臨的“生命之重”顯然更加嚴峻。
在專案完成時，蔣萊下定決心不再生育二胎，堅定地追求自己真正的興趣和內心的使命。
她和沈洋都認為，這是一個對女性生育要求遠遠超過支援的轉型時代。她覺得，生育的關鍵還是要緩解女性工作與家庭的衝突。這個宏大的命題，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去回答。
在沈洋看來，男女之間如果能看見彼此的困境，認可對方做的努力，或許可以促成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個體可以做出微小的改變和嘗試去打破不平等的分工，但更大的改變還需要依靠社會政策的完善和貫徹，“生育友好型”社會才不會淪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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