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喪偶式育兒，年輕女性對家庭、結婚和生育沒有那麼嚮往|專訪

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媽媽生，外婆養。丈夫回家就上網，爺爺奶奶來欣賞。”一句流傳網路的順口溜，道盡了當今的母職困境。

在我國，結婚率和生育率在近20年中呈現下降趨勢。生還是不生，是每個育齡女性都不得不以實際行動做出回應的問題。自2017年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和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蔣萊開始合作研究二孩媽媽群體，她們想要知道，在“二孩時代”開啟之後，有哪些動因和力量在促進社會階層上端的女性再為人母。

《新生育時代》作者蔣萊（左）和沈洋（右）（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近期出版的著作《新生育時代》中，兩位作者指出，70年代末和80後人群生育意願最高，本該接棒的90後、00後推遲婚育，一孩出生率甚至低於二孩。原因之一在於，前者畢業時中國GDP保持10%高增長，還能在房價較合理、不限購的年代多購房，資產增值給了生育的底氣，相較之下，今天年輕人的無力感更強。

但經濟因素絕非影響女性生育決策的唯一要素。在研究過程中，沈洋和蔣萊從受訪者身上看到，家是充滿權力鬥爭的場域，很少有男性會主動讓渡自身利益，哪怕只是象徵性利益（冠姓權）；哪怕是在高學歷家庭裡，妻子也往往是育兒分工的主要承擔者，丈夫基本不做家務、很少參與育兒的家庭非常普遍。如今，我們正處於對生育女性的要求遠遠超過支援的轉型時代。

《新生育時代》

沈洋蔣萊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4-10

金錢解決不了女性生育最根本的困境

介面文化：《新生育時代》一書談到了生育的地域差異，比如潮汕地區流行追男寶。這兩年很流行的一個說法是江浙滬獨生女令人羨慕，你們的研究主要針對上海都市女性展開，在你們看來，這一群體在生育上擁有某種特權嗎？

蔣萊：在上海生活的二孩媽媽有新上海人也有老上海人。在我們訪談的40多個家庭裡，一大半是獨生女。江浙滬獨生女的原生家庭處於中國東部比較富裕的地區，而且獲得了家庭的全部資助。在房產和育兒方面，女方長輩的投入和參與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原生家庭的社會資本確實是這個群體女性的特權，在其他地方似乎難以呈現和複製。

介面文化：在我的理解裡，這本書強調的是，80後的高生育意願和90後00後不生育，核心原因在於資產差距。是這樣嗎？

沈洋：被訪者中生了二孩的，經濟上大多數比較富足。有來自原生家庭的支援，跟工作穩定也有關，大多數來自體制內，事業單位、國企或公務員。經濟因素是比較客觀的，但是生育決策很複雜，即使客觀上有錢，但個體的感知仍是主觀的。比如我有一位朋友家庭年收入兩三百萬，住幾千萬的房子，但如果你問她生二孩嗎，她說，生不起。生二孩也有主觀的原因，比如認為兩個孩子有個伴，對他們性格發展都好。還有人是出於恐懼失獨，不願意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介面文化：書中有受訪者談到，多一個孩子就意味著降一個階層。

沈洋：這就是主觀感知。一方面他們自己不覺得自己是富豪，另一方面，主要是密集型育兒導致他們不是很願意生。他們按照最高標準養孩子，讀國際學校，孩子的活動、度假都是在國外，育兒方面的時間精力牽扯太多；孩子中學就要去美國，花費比較多；平時也盯著孩子學習，路上接送，陪著聽課，晚上覆課；一個孩子每天盯練琴要盯一兩個小時，養兩個孩子精力就跟不上。

最近20年，密集型育兒在其他國家也都發生了。在《精英的傲慢》裡，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寫到，美國一些明星家庭、富有家庭就算作弊也要把小孩送到藤校裡面去，他們為什麼對孩子有這麼高的期待和要求？《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談到，在接受高等教育與不接受高等教育帶來的回報差距越大、貧富差距也越大的社會里，越容易產生密集型育兒。在美國和中國，收入水平的不平等在加速；北歐國家貧富差距不大，有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對工資影響不大，育兒也就沒有那麼焦慮。

介面文化：怎麼看待金錢決定生育意願的說法？

蔣萊：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最近跟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進行了對談，最後歸結到一個問題，金錢是不是促動生育的最大因素？他的觀點是，可以透過社會福利和補貼專案來補償育兒成本，促進生育，上野千鶴子卻說，金錢不是最重要的，金錢解決不了女性生育最根本的困境。

沈洋：作為女性，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能負擔得起養孩子當然最好，但這不是決定因素。如果她面對的是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和家庭，就算再有錢、工作收入再高，可能也不會願意生育。收入高，生育帶來的機會成本、母職懲罰反而可能會更高。

我們在上海對於未婚青年的調研以及全國其他的調研都可以佐證，如今男性的認知傾向於更加保守，女性更加開放，年輕一代的女性考慮到社會上有很多喪偶式育兒的現象，對家庭、結婚和生育已經沒有那麼嚮往。新時代女性不想找爹味的男人，更加希望有一個性別平等的家庭。

介面文化：這是否仍跟經濟狀況掛鉤？比如當經濟增長放緩、就業崗位減少的時候，男性更擔心工作被女性搶走，觀念上也日趨保守？

沈洋：經濟下行肯定是一個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上海健康醫學院講師李家興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錢嶽測量了性別意識的代際變化，測量設定了兩個指標，一是經濟不好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先辭退女性，二是怎麼看待男主外女主內。研究發現，50後的男女差別不大，越是到80後90後差距越大，雖然男女的意識都在慢慢趨近於性別平等，但是女性增長得非常快，男性則非常慢，因此男女差距越來越大。

這跟女性高等教育入學率從2010年開始超過男性有關，性別平等的社會對女性更有好處，所以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會反思，會想著去改變、推動進步，可是對男性來說，他們認為不改變現狀對他們是有利的，或者說他們沒有反思這個問題。

孩子將女人和男人區分開來，

也將女人和女人區分開來

用道德直覺來抵抗科學育兒話語

介面文化：在本書中，沈洋老師的育兒採取去中心化的視角，不以其他成員的成長為代價。這跟密集型育兒相比有什麼差別？怎麼解決育兒焦慮？

沈洋：“去中心化”是一個理想，周圍有人也覺得我是密集型育兒，主要表現在對孩子時間和精力的投入也很多。因為我們的工作和興趣愛好也很重要，不可能犧牲放棄我們的工作和休閒時間，圍著孩子轉。但和差不多教育程度、收入程度的家庭相比，我們在孩子身上投入的金錢不算多。

大寶上了網球課，離家比較近，大概騎腳踏車10分鐘，之後她被選拔到少體校網球隊，一個星期去兩三次，體校訓練免費，但是要花時間和精力。最近長寧區擊劍隊來幼兒園挑苗苗，又把她挑去，我說太遠了不去，也沒覺得內疚，因為網球已經花了很多時間。但是網球教練告訴我們，兒童網球界也很卷。有的家長財富自由了，天天開車接孩子，來回三四個小時去郊區的網球場訓練，一年會費十幾萬，這種就是孩子為中心的密集型育兒。

目前我們對孩子教育不焦慮。孩子是自帶劇本的，應該按照他們的興趣跟特長去發展他們。帶孩子去試很多興趣班，她不喜歡，我們也省了時間、精力和金錢，所以現在就上兩三個興趣班。有朋友的孩子上了10個興趣班，母親安排，外婆接送，鐘點工做飯，爸爸欣賞，帶孩子玩樂——爸爸做最開心的那一部分育兒勞動。

介面文化：關於密集型育兒，我看到了一些關於順義媽媽的報道，她們也會反思，“用最好的資源培養了小孩，或是上了藤校，小孩過上一個比較優越閒適的生活。但人生真正的意義在哪裡呢？好像還是重複自己的路。”那就回到了最初的起點，育兒到底是為了什麼？

蔣萊：上海也有“順義媽媽”，但不是按照地區劃分，因為上海的國際學校分散在各個地方。有個朋友最近跟我說到“教育騙局”，她家老大非常優秀，媽媽也下了很多功夫，經常跟老師溝通、送禮，對孩子有很大的期待。孩子讀的雙語學校，既要走體制外路線、卷藤校，也要學國內科目，證明在國內參加高考也很厲害，不是不行才去國外的。密集到了什麼程度，爸爸開車，媽媽準備好點心，孩子一上車就喂她吃東西，去下一個輔導班。後來小孩出了心理問題，推遲了一年升大學。她們也生了二孩，如今打定主意二寶就讀公辦，很放鬆，因為弄不動，也看明白了。一孩的中產家庭非常容易發生這個情況。也有媽媽說生二孩的理由是，一孩的時候就圍著孩子轉，有了兩個孩子後就不會這樣，認為這對培養孩子性格更有利，讓孩子知道自己不是全家的中心。

沈洋：我也看了一些理念，比如美國兒醫學會推薦說孩子在6歲前應該以自由玩耍為主，同時我自己也是散養型的。我會覺得給孩子安排很多東西，以後孩子出國了、讀大學了，反而不知道怎麼安排生活，可能會帶來心理問題。

育兒的目的很多，比如說為了讓自己成為負責任的父母，為了孩子過得好等等。孩子豐富了我的人生體驗，我陪著孩子又重新過了一次童年。但是對父母來說，育兒也只是人生一部分，自己還有很多其他事要做。

我建議父母用道德直覺來抵抗科學育兒話語。科學育兒的話語可能是社會建構的，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科學標準。之前有新手媽媽參加睡眠訓練小組，把孩子單獨放在一個房間，開攝像頭監控，孩子一直在哭，她在群裡面問怎麼辦，其他媽媽說別管，讓孩子繼續哭，後來孩子窒息而死。這件事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大家覺得媽媽不負責任。其實，孩子出生後兩三個小時醒一次，對母親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媽媽睡不好，也不知道該拿新生兒怎麼辦，很無助。可是，等孩子長大了你就會發現，睡眠訓練等科學育兒對孩子影響很小。不一定要用技巧性這麼強的方法，孩子哭了，抱起來哄哄，再放下去睡覺，這就是道德直覺。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潘文捷，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