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校園裡，“好朋友”在漸漸消失

*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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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朋友的青春期」

記者｜魏倩

2024年底，我們的《少年新知》雜誌收到一則中學生投稿，標題叫《原來我是“人機”啊？》。作者是一位初中生，她講述了自己在班級裡的人際交往情況：她從初一開始就沿用了一種“低耗能”的社交模式，像遊戲裡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樣，不融入任何小團體，選擇和班裡的所有人保持點頭之交。

她在文章裡引用了一條影片“教你在學校如何變人機”，我找到了那條影片，同時在留言區找到了更多和她一樣認為自己是“校園人機”的孩子。他們的處境大都與投稿者類似，有人在學校的11個小時裡，除了上課回答問題，幾乎不主動和人說話，全班48個同學，唯一可以算朋友的人是個“體育課搭子”，上課自由分組的時候他們可以一起練習。除此之外，她可以整天都待在座位上，一言不發。

根據發展心理學的理論，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正是最需要友誼和同伴關係的階段。可是為什麼這些孩子主動退出了校園社交圈，甚至甘心做一個沒有感情的“非玩家角色”？

在西安一所學校，初三畢業生們在衣服上互相簽名、合影留念（古城記憶攝 / 視覺中國供圖）

但這種略顯極端的選擇，似乎又帶有某種合理性。2024年，我們做過兩期封面，一期是討論大學生人際交往狀態的《寂靜的一代》，一期是研究小學生卡牌遊戲的《小學生如何社交》。在當時的採訪中，我們已經隱隱感覺到，孩子們的校園生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小學生們傳統遊戲的時間、空間都被大大壓縮，不得不選擇安靜的桌面遊戲，作為自我發展受限的代償。而到了大學階段，很多本科生不願意與人建立真實的社交聯絡，他們不熱衷談戀愛和結交摯友，在課堂上也不願跟老師互動，寧願在虛擬人和“搭子”身上尋找情感滿足，看似自由、自主，但也孤獨、隔離。

那麼，在處於這二者之間的中學校園裡，究竟在發生著什麼樣的變化？如今這些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們，正在如何度過這個“自我同一性發展”的關鍵階段，在如何與同伴交往，如何去建立友情，乃至去探索正在萌芽中的愛情？

令我意外的是，在前期採訪中，當我向許多相熟的教師、班主任和家長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最初的反應常常是茫然的。比起孩子們的社交生活，他們更關心班級的學習氛圍、教學質量和考試排名，如果一定要聊聊這個年紀學生的自我發展、情感需求和同伴關係，他們有時會不知不覺繞回幾個常用的詞彙：“攀比”“網癮”“搞小團體”……

但在學生那裡，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個未曾體驗過的世界。我的同事駁靜花了不少時間和孩子們聊天，發現作為真正的“網際網路原住民”，他們已經自然地習慣了在虛擬空間尋找友情的替代品。他們打遊戲，寫作業要“連麥”，實在找不到人就在B站找一間正在直播的虛擬自習室作背景。他們透過喜歡的遊戲、明星、電影、綜藝，在網路上結成各種“同好”，還在網際網路上共同創作、彼此分享、互相點贊，甚至可以與遠隔千里，素未謀面的朋友“官宣閨蜜”。

放學後，即使身處同伴之間，孩子們也總是各玩各的手機（安心攝 / 視覺中國供圖）

家長和老師眼中現實的校園生活，似乎正在和孩子們感受到的世界發生脫離。

也有敏銳的教師感受到了這一點。江蘇省崑山市葛江中學的教師於潔是一位從教33年的“老班主任”，去年剛剛獲得中宣部和教育部評選的全國“最美教師”稱號。她常常在自己的微信公號裡為老師們答疑，2024年，她給一位回信老師：“如今的學生和之前的不一樣了，他們很多時候生活在虛擬世界，在那裡，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人際交流和生活方式……教育變得越來越艱難，這是很多老師的共識。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生和老師生活在了兩個世界。”

放學路上，孩子一邊玩手機一邊獨自回家（陳逸航攝 / 視覺中國供圖）

那麼，在數字分身之外，孩子們肉身所處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呢？於潔也向我分享了一個觀察。這些年每接一個新班級，她都會給孩子們每人發一本名叫“家校之橋”的小冊子，在裡面每天給同學們寫信，再請他們回信給自己。也是在這些回信日記裡，她發現，孩子們最常提到的詞是“孤獨”。

孤獨感的來源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校園環境的變化。採訪中，一位正在讀高一的學生告訴我，從初中開始，他們學校的教學樓外牆上就懸掛著一條紅色橫幅：“入校即靜，入座即學”。操場上空空蕩蕩，走廊不允許隨意駐足，教室裡的桌子彼此分離，孩子們沒有同桌，在教室裡很少交談，即使有聊天，話題也大都圍繞學習展開。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副教授徐凱文接觸過大量休學的孩子，他的一位諮詢者向他描述過一個場景，說每到午飯時間，自己打了飯，就會找一個沒人的地方獨自進餐，有時甚至要在樓梯的角落裡才能吃得下飯。徐凱文問他為什麼不在食堂裡好好吃飯，他說，在食堂裡吃飯所有人都在說學習的事，他聽了特別難受。有一次他和同學聊天聊到各自的生日，對方瞭解到他比自己大幾個月時，第一反應卻是：“你比我大這麼多，怎麼學習成績還不如我？”

《年少日記》劇照

我的同事王怡然也採訪了許多一線的老師，她發現，高強度的學習與激烈競爭使一些學校的教育維度趨向單一，一些少年們自由生長和產生聯結的時間與空間也隨之被高度擠壓。同齡人本該在校園裡建立的友善夥伴關係，被互相競爭所取代。

單一的評價體系也影響到了學生的社交環境，一位在初中兼任心理教師的班主任向我描述，幾乎每個班級都存在一個“社交生態位”，“或許在小學的時候，孩子們這方面的概念還不強烈，但只要在初中的班級裡待上一週，你是班幹部，我是‘平頭百姓’，你是‘好學生’，我是‘拖後腿的’，你受同學喜歡，我是‘小透明’，各自在什麼位置，清清楚楚”。固定的生態位，意味著固定的社交表現，很多感受到自己“透明狀態”的孩子，也會隨之出現角色賦予他/她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我的很多受訪者都談到，在高壓力、強監管的現實與網際網路資訊對撞之下，許多青春期的孩子都陷入了“意義危機”。他們無法認同父母和老師許諾的“吃苦學習，改變命運”的價值觀念，又無法獨自處理成長和發展中面對的現實問題，因而陷入難解的困境。比如有老師提到，當學生問他，“這樣拼命努力，考上大學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嗎？”“人工智慧已經可以做這麼多事情了，我們這樣早出晚歸、死記硬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時，老師也很難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在食堂吃飯時，學生常將學習資料在手邊高高摞起（蔡小川攝）

我們是不是正在用指向過去的方法，教育著指向未來的孩子？

這種感受是我在去年參與《寂靜的一代》封面時開始出現的。那時一群“00後”的大學生告訴我，他們的初戀很多都發生在高中階段。而在我的青春回憶裡，想在高中談戀愛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只要回到家，男生想再約我出門就必須撥打家裡的座機，父母一接電話，邀約就很難實現了。但“00後”是在青春期就擁有個人手機和微信的一代人，即使離開學校，也能和朋友們24小時保持聯絡，“10後”接觸網際網路的社交方式就更早了，很多孩子從出生開始，就已經開始與螢幕互動，與網際網路上的朋友建立連線，在他們那裡，交往中的距離、時間、陌生與否、線上線下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

這也是這次採訪中屢次突破我們“認知邊界”的事情。就像駁靜在採訪中發現的，被上一代人定義為“虛擬”的網路空間裡，青春期的孩子們獲得的是一種真實的從屬於某個共同體的愉悅，這些基於興趣的虛擬社交，也並不像我們“大人”想象中那樣浮於表面。當現實生活中的同伴關係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時，孩子們仍在另外的空間尋找連線、自我成長的可能性。

不過，這種看似自由自主，不受監管和限制的情感連線中，也隱藏著相當大的風險。尚未成熟的孩子們對隱私和自我保護的意識往往不夠清晰，與同伴交往的能力也仍需要練習，青春期的特質疊加特殊的環境，讓他們的網際網路交友“來得快，去得快”，嚴重的時候也會影響個人自我認知的成長和完善。

一位高中語文老師告訴我，她發現，當社交媒體加入後，校園霸凌的範圍也擴充套件到了網路上，“現在我們講霸凌，不只是我在學校裡邊欺負你，說你的壞話，給你起外號。有時候可能我們全年級的學生都在一個群裡，如果我在這裡釋出一些負面的霸凌性的言語，其影響力也會變得更廣。因為孩子們是要把影響加之於‘我在乎，對方也在乎’的人身上，這種跨越線上線下的霸凌傷害性也會更大。”

課間，走廊裡的學生們挽著手三三兩兩地走過（黃宇攝）

成人與青少年、線下與線上、校園與網路，逆向而行的世界之間需要溝通和對話的橋樑。談到校園生活的種種壓力，我們很多人都會聊到給孩子適當“鬆綁”、提供更多的活動和交友空間。這次的採訪卻讓我意識到，在“鬆綁”之外，一個值得信任且負責任的成人，能夠為青春期的孩子提供相當重要的情感支援。這個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老師，當這種連線被建立起來，孩子們正在形成中的自我才能發展得更加穩定和強大，正如我們的約稿作者訾非老師在文章中所說，青少年發展就像火箭發射的過程一樣，最先起到推進作用也是最先被拋下的是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然後是與老師的關係，然後是與同伴的關係……最終留下這顆“衛星”，憑著自己的動力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