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第二十屆文津圖書評選結果新鮮出爐。由活字文化聯合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推出的好書《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獲選本屆文津圖書。
譯者李家真推薦第二十屆文津圖書《牛津全球書籍史》
《牛津全球書籍史》由劍橋大學書籍史權威詹姆斯·拉文領銜、16位全球學者合著，以“書籍”為稜鏡，折射出人類文明5000餘年的演進軌跡。
閱讀《牛津全球書籍史》，我們會發現，從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到承載數碼圖文的電子書，書籍5000餘年的歷史畫卷波瀾壯闊、異彩紛呈，成就了人類文明，其中蘊含的關於書籍史的新鮮視角會讓我們大開眼界。
《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
[英] 詹姆斯·拉文 主編
李家真 譯
活字文化 策劃
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 出版
2024年11月
第二十屆文津圖書｜國家圖書館推薦閱讀
與市面上一般書籍史不同的是，《牛津全球書籍史》的寫作方式，不是像百科全書那樣，羅列一些概念、名詞，而是把書籍的歷史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展示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文明脈絡中，書籍是如何產生、發展、演化的，讓讀者看到書籍的多樣性和豐富內涵。
而這種新的視角，在數字化時代，顯得尤為重要。《牛津全球書籍史》的譯者李家真先生認為，爆炸乃至氾濫的“資訊”，往往使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書籍恰恰可以為讀者提供相對可靠的立足點，提供篩選甄別的準繩和標尺，因此，那些本身經過篩選甄別、真正蘊含教益的書籍在今天理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李家真，《牛津全球書籍史》譯者
近500頁的《牛津全球書籍史》，處處包含並映射了與之緊密相關的出版發展史和未來趨勢。《牛津全球書籍史》告訴我們，書籍不只是一種商品，它所連線的更是一種文化的、先導的東西。
值得一提的是，《牛津全球書籍史》的編排方式和呈現方式都有獨具匠心之處。書中圖版的呈現方式尤其讓人耳目一新，160幅珍貴插圖構成了與正文既呼應又相對獨立的一條書籍史副線，稱得上一部“迷你”書籍史。這些插圖不僅與內容相輔相成，還能擴充套件、細化和推進主題，激發讀者進一步探索的興趣。正如譯者李家真先生所言：“真正值得傳諸後世的好書，似乎理當形質雙美，擁有與其內在相稱的典雅外觀。”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第二十屆文津圖書”獲選作品《牛津全球書籍史》中提到的一些奇聞軼事。故事雖小，卻也藏著頗多的冷知識和學問。
Q1
法蘭西頭號書業審查官在隊伍裡搞“潛伏”？
法國大革命前夕，法王政府管理書業的審查官已經達到了180名，這些人會對書稿進行評估，然後決定是否發放出版許可；巴黎總警監手下也有一支巡查隊，隊員與數以千計的暗探通力合作，隨時監視各色東遊西蕩的書販、二手書商、小說家、僱傭寫手和咖啡館常客；巴黎書店行會的管事則負責巡視印廠，檢查從其他地方運到首都的成箱書籍。當時的禁書品類繁多，基本囊括了我們今日所稱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切文獻。
然而在法國通不過審查的書籍和盜印的禁書仍是透過各個渠道在法國境內廣泛傳播。18世紀中葉，書店督導署署長拉莫尼翁·馬勒澤布（1721—1794）看來，“一個人要是隻讀過政府正式許可出版的書籍，就會比同時代人落後將近一個世紀。”馬勒澤布拿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大“默許出版”的使用範圍，任由一些未經政府正式批准的書籍在法國境內出版，賦予它們一種半合法的身份。如此一來，法國審查官在壓制出版的一面外，還有鼓勵的一面。
最拍案叫絕的一次是，巴黎議會一直想拿回書業管理權，譴責申斥一長串啟蒙著作，其中包含當時已出版了7卷的狄德羅《百科全書》。1759年議會的劊子手撕碎焚燬了大量著作，馬勒澤布不得不撤銷了狄德羅著作的出版特許權。與此同時，他私下警告狄德羅，警方即將突擊搜查《百科全書》的編輯部。因為訊息及時，狄德羅得以在警察上門之前轉走自己的書稿，送到馬勒澤布家去保管！
《百科全書》扉頁
這場風暴過去之後，《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繼續開展，最後的幾卷也在1765年悄悄面世。啟蒙運動最偉大的一項出版事業之所以沒有夭折，靠的是法蘭西頭號審查官的適時干預。
Q2
印刷業竟是領先一步實現“同工同酬”的行業？
歐洲和美國步入工業時代之後，這些地方的出版業一樣被各種新技術和工業化新經濟影響。18世紀晚期及19世紀早期，印製、造紙、排字、裝訂和繪圖工藝皆有革新，出版業迎來種種無遠勿屆的技術進步。產量上升，印刷廠房紛紛改建，新的勞動大軍和新的操作規範應運而生，從印刷所變成了現代化的工廠，新的機器需要新型工人，印刷商越來越多地僱傭女性。
與此同時，印刷書籍的生產革新和工作規範的種種變化，導致了形形色色的抗議運動，尤以歐洲為甚。此類衝突在1862年達到頂峰，巴黎排字工舉行罷工，最終催生了1867年成立的巴黎排字協會，協會致力於為印刷工人爭取較高的工資，以及較好的工作條件。女性雖然通常只佔據最為卑微的崗位，有時也會招致男性工人的敵意，因為她們薪水較低，一些僱主由此舍男取女。1848年12月，波士頓印刷工人組建了一個工會，旨在確保工人拿到合理的薪水，同時禁止女性從事排字工作。1849年11月，波士頓印廠工人舉行連續罷工，直至同年12月。到了1857年，波士頓排字工會終於同意女性涉足排字行當，並且倡導同工同酬。
圖為達契爾於1890年前後繪製的《排字女工在字盤前工作》，圖中的排字女工坐在字盤跟前，正在排制某個文字的印版。
Q3
活字印刷在發明之初為何並未被廣泛應用？
中國北宋時期的畢昇是活字印刷術的公認最早發明者，他於11世紀發明了一種使用陶泥活字的印刷方法，但並未得到廣泛採用，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漢字數以萬計，需要製作的字模實在是太過眾多，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活字印刷根本不是一個划算的選擇。
清廷的活字印刷。圖為內府聚珍館造辦木活字版框的情景，來自一本乾隆年間刊刻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1773年。此本現藏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
無論是木活字，還是金屬活字，使用僅限於所需字模很少的文字，或得到富商、政府贊助的文字。不過，後來的事實卻證明“活字”這個概念具有十分強大的生命力。經歷過早期的一些失敗嘗試之後，木活字印刷技術於13世紀末得到成功應用，地方官員王禎(1271-1333)用這種方法印製了一部約6萬字的地方誌(《旌德縣誌》)。
Q4
日本最早的一批“旅行博主”為何誕生於江戶時代？
日本江戶時期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旅行指南，這類書籍的作者可謂日本最早的一批“旅行博主”了。為什麼那時這麼火呢？
首先，江戶時代前期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面，促成了經濟、交通和城鎮的發展。日本的商業欣欣向榮，民眾的識字率也有提高，出版業也得到了發展。其次，幕府的一個硬性規定也促進了書籍的流通，“因為幕府將軍要求所有的大名每年到江戶朝覲一次，距離再遠也不例外”。這一規定也被稱作“參勤交代”制度。幕府頒佈它的初衷是為強化中央集權，加強對各地的控制，而這項制度的頒佈卻促進了全國道路網路的完善，為人們的遠行提供了基建保障。1687年刊行的《諸國案內旅雀》指引旅人穿越連線各座大城及各處名勝的道路網，附有關於路程遠近、所需時日、道路狀況、交通費用和膳宿條件的資訊。儒家學者貝原益軒(1630—1714)於1706年出版的《京城勝覽》則邀請讀者參加17次徒步旅行，欣賞京都及其周邊地區的美景。他這本為“諸民”(普通人)撰寫的旅行指南用的是簡單的日文，並且為許多字詞注了音。
Q5
電子書不是網路時代的發明？
電子化圖書的源流肇端於20世紀20年代的一些大膽前衛、“電力十足”的實驗性書籍，隨後衍生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些電子化資訊時代平裝本，也就是美國計算機先驅艾倫·凱伊(1940—)創制的“動態書”，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建築機械小組和可視語言工作室就螢幕頁面新架構所做的各種實驗，繼而發展出今天這些品類眾多的閱讀裝置，以及基於網路的各種書籍形態和格式。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演進過程當中，每一個階段都為書籍的理解、閱讀、表演、生產、體驗、分享和傳播方式帶來了重大的轉變。另一方面，書籍也保留了原有的一些重要特徵。
馬拉美的譯者、義大利詩人菲利坡·托馬索·馬裡內蒂(1876—1944)於“一戰”前夕領導的義大利未來主義運動，標誌著本冊書籍在概念化過程當中的一個關鍵時刻，這個過程以大眾讀者為服務物件，把本冊重新詮釋為一種性質幾近現場直播的互動式電子化媒介。
未來主義書籍以新聞紙為首選紙張，採用看完就扔的工業化平裝本樣式，既是書籍又是雜誌，構成元素包括一系列版面活潑的視像及語詞定格場景、有關未來主義運動的各種宣言，以及運動參與者的名單。這個運動也產出了一些文學作品，比如馬裡內蒂於1914年創作的戰爭詩歌《轟隆隆》。
馬裡內蒂 《轟隆隆》的書封，由未來主義詩歌出版社(Edizioni Futuriste di Poesia)於1914年在米蘭印行
馬裡內蒂曾為巴黎日報《吉爾·布拉斯》(Gil Blas)充任戰地記者，這首詩作便是由他從巴爾幹前線發回的電報稿件改造而成。《轟隆隆》一方面仿擬從前線即時發回的戰況報道，力圖營造驚心動魄的現場感，一方面又代表著在詩歌創作、排版方法和書籍設計等方面的一次實驗性探索。
《轟隆隆》扉頁及兩個典型對頁
相關推薦
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
第二十屆文津圖書｜國家圖書館推薦閱讀
馬上覆制淘口令5
￥WFezVXpXUp6￥將《牛津全球書籍史》加入購物車
￥WFezVXpXUp6￥將《牛津全球書籍史》加入購物車很多書籍令我們怦然心動、流連忘返。書籍史的出現，說明書籍將成為歷史嗎？恰恰相反，書籍史告訴我們，書籍不斷地在獲得新的形態。這部《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包羅永珍，圖片精美，會讓我們更加喜愛書籍，對書的未來充滿信心。
——貝小戎（《三聯生活週刊》資深主筆，書評人）
展讀此帙，得見書在無數時空的曼妙化身，得見書在無數時空予我們的宏溥恩惠，豈不令人愛書彌篤，願與書緣定三生，乃至千世萬世？
——李家真（《牛津全球書籍史》譯者）
這本書既是書的歷史，也是書創造人的歷史，箇中人和書的故事令人回味。
——林道群（資深出版人）
此書由來自哈佛、劍橋、牛津等大學的16位學者聯合撰寫，以學術新視野和全球新視角將5000年書籍史做了一次精彩的圖文呈現。若要保持對書籍的熱愛，我們需要重新整理“書籍觀”。而於當今之世完成這一重新整理，非藉助全新視野的書籍史不可。這本《牛津全球書籍史》，可謂來得正是時候。書前的《書籍史時間線》尤其讓人耳目一新。我已經發現這個“時間線”有許多“缺環”，但這也恰恰說明，我們需要有一個獨特的“時間線”來幫助我們梳理自己的“書籍史”。
——胡洪俠（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