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李昕：這是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讀來很過癮

英國著名書籍文化史家詹姆斯·拉文主編的《牛津全球書籍史》問世以來，引起學界廣泛關注。該書旨在同時打破關於書籍的兩道認知藩籬，從時間和地域兩個維度，對書籍在全球的演變、在不同文化中的形態、書籍與不同文明結合的特點等方面，進行了總括性但又有細節的論述。

閱讀《牛津全球書籍史》，我們會發現，從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到承載數碼圖文的電子書，書籍5000餘年的歷史畫卷波瀾壯闊、異彩紛呈，成就了人類文明，其中蘊含的關於書籍史的新視野、新知識、新寫法會讓我們大開眼界。

在出版家李昕先生看來，《牛津全球書籍史》視角新穎，擺脫了以往歐洲學者在撰寫世界史時出現的歐洲中心論的影響，關注到歐洲以外地區書籍發展的歷史，“是真正的全球史”。

細說圖書的前世今生

李昕｜文

本文原刊《中華讀書報》（2025年02月26日）

對於讀書人和出版人來說，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的《牛津全球書籍史》，或許是一本可以填補知識空白的著作。

這真是一本新書，它的英文原版是202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可能知道，書名可以加上“牛津”兩個字的，一定是這家出版社的品牌書。

《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英] 詹姆斯·拉文主編，李家真譯，活字文化策劃，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出版，2024年11月

因為是新書，所以它的視角比較新鮮。它不像以往歐洲學者寫世界歷史，總是擺脫不了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常常忽視歐洲以外地區的歷史發展，所以侷限性很強。這本書是真正的全球史，它把人類五千年來的書寫歷史一網打盡了。從楔形文字的書寫一直到今天風行的電子書，時間上的延續性和地域上的跨越性，使它把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圖書書寫和製作的故事完整呈現。對我來說，讀起來很解渴、很過癮。

書是記錄人的書寫的。要講圖書的製作和傳播，首先要講清楚書寫的傳統是怎樣產生的。這本書告訴你，人類書寫的發明有三個獨立的源頭，分別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尼羅河流域的象形文字和中國黃河流域的漢字。這些文字和圖形需要記錄，起初世界各地的人們，有的是寫在泥土和石頭上，有的是寫在獸骨和竹簡上，也有的寫在莎草紙上，後來，中國漢代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到唐代又發明了雕版印刷技術，開始有了我們今天概念中的圖書，這就是透過製版印刷能夠批次製作，用於傳播知識和思想的紙質圖書。

7世紀的高棉碑版(Khmer stele)，出自柬埔寨吳哥窟。碑版是刻有文字和裝飾圖案的高大石碑或木板，通常為柱狀，用以紀念死喪或重大事件，釋出官方文告，或是確立領地邊界及田土權屬。碑版載有鐫刻或繪寫的文字或圖形標記，形制不計其數，見於古代歐洲、近東、埃及、中南半島、中國及美洲地區。

文德蘭達書版（Vindolanda tablets）是一些又小又薄的木版殘片，來自公元1世紀至2世紀。作為英國現存年代最早的手寫檔案，這些書版為羅馬帝國不列顛行省的北部邊界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證據。直到1973年，人們才首次發現這種載有墨寫文字的木片。圖中的書版（第291號）承載著一封信函，是名為“克勞迪亞 · 塞維拉”（Claudia Severa）的女子發給“薩爾皮西亞 · 勒皮迪納”（Sulpicia Lepidina）的生日聚會請柬。這封信函以碳素墨水寫成，書體優雅，幾乎沒有連字，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女性拉丁文書跡。

應該說，中國在書籍的編輯製作方面，歷史上很長一個時期，是較西方領先的。因為歐洲是12世紀才引入中國漢代的造紙術，晚了整整一千年，而中國產生於9世紀的雕版印刷技術，歐洲也是在13世紀以後才開始應用，晚了400年。歐洲人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做書還普遍使用獸皮紙（比如羊皮、牛皮製作的紙），做手抄本。這樣，費時費力也只能製作一本書。圖書生產效率極低。圖書是無法普及的。

圖為一部展開的中國經摺裝竹製簡冊，為孫子(約前 544 — 約前 469)所著《孫子兵法》的 18 世紀複製件。

北美的歷書可有多種材質，比如圖中這張拉科塔印第安人(Lakota)畫在美洲野牛皮上的“waniyetu wowapi”，亦即“冬歷”(winter count)，現藏南達科他州張伯倫市的阿克塔拉科塔博物館及文化中心。每幅圖畫代表一年(waniyetu，從一次初雪到下一次初雪的時間間隔)的歷史。“wowapi”這個詞可指代任何一種標註在平整表面上供人閱讀或數算的東西，比如書頁、信札或圖畫。

讀這本書，得出一個深刻印象，是宗教對於圖書出版業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可低估。出版活動，需要動力，為什麼要編書？為什麼要印書？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最初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記錄和傳播宗教教義。當然，他們是抱著虔誠的心情，要傳播真理。中國人最早使用雕版印刷印製的圖書都是公元8世紀流傳的佛經，8世紀到11世紀，雖然人們也會印刷一些曆書、星佔書、風水書、醫藥書、儒家經典、文學作品，但是印得最多的還是佛經。大家看看敦煌藏經洞也就明白了。

已知年代最早且附有印行日期的完整印刷書籍是圖中這部《金剛經》漢字印本，印在長度超過五米的紙捲上。人們把經文的映象鐫雕在七塊長長的木板上，然後用墨汁塗刷雕好的木版，把經文印上紙張。經卷末尾印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字樣，說明此卷印製於868年5月11日。經卷不知何故流落到中國西部的敦煌，於11世紀與大約四萬本書籍一起被人仔細封藏在一個洞窟裡，又於1900年被人重新發現。此卷現藏大英圖書館。

在西方，中世紀在羊皮紙上手抄的書，基本都是和基督教信仰相關的書，最多的是各種版本的《聖經》，因為虔誠的教徒們認為，只有這樣的著作才值得費心費力去抄。因為抄寫不易，所以要書寫得格外工整，還要加上精心繪製的插圖。他們覺得，這樣的形式才配得上他們書寫的內容。經過這樣的製作，書籍作為一種物品，在人們眼中甚至都被賦予了一種神聖感。

描繪基督教傳道者的整頁袖珍畫，出自以古代衣索比亞吉茲文及阿姆哈拉文(Amharic)寫在犢皮紙上的一部《聖經》。這個《聖經》抄本成書約在1519—1520年，是衣索比亞皇帝勒布納·鄧哲爾，約1496—1540)的捐贈，原本屬於該國北部拉利貝拉鎮的石鑿聖喬治教堂。該教堂建築精美，至今儲存完好。

但是這一切，都被古登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打破了。

我們都知道，活字印刷術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宋代的畢昇發明於11世紀。這是千真萬確的，全世界都承認。但是，畢昇使用泥土和陶瓷製作活字，因為中國的漢字太多，常用的也在一兩萬個以上，製作全套字模難度太大，不易普及。所以這套印刷工藝儘管啟發了後來西方的古登堡活字印刷術，但它們事實上在中國沒有得到充分應用，此後的幾百年，中國的圖書製作，仍然普遍使用雕版印刷。直到18世紀末，才從西方引進了石印技術，19世紀中葉，又從西方引進了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開始採用鉛活字排版印刷。

清廷的活字印刷。圖為內府聚珍館造辦木活字版框的情景，來自一本乾隆年間刊刻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1773年。此本現藏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

說起來，近現代的圖書出版，是從古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術普遍應用以後才展開的，和以前的各種舊式印刷術相比，這是一種工業化的印刷方法。1455年，古登堡第一次用金屬活字印刷，印製的也是《聖經》。可以說，歐洲相當一個時期裡的出版物仍然是宗教讀物居多。德國宗教改革的領袖路德能夠創立基督新教，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可以翻譯並印製德文版的《聖經》，可以透過重新解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基督教經典，對抗羅馬天主教。這本書介紹，路德在有生之年，他本人著述的宣傳新教的書籍，總共印了3700多個德文版。我們不可低估這種宗教讀物在文明史上的進步意義。讀過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讀者應該知道，基督新教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發展起過多麼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一切都有賴於書籍的印製！

《理性的反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李放春著，活字文化策劃，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出版，2024年3月版

同樣，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化的印刷術，各種型別的書籍都被大量出版，結果是閱讀開始普及，知識得到廣泛傳播。比如，古希臘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1484年出版以後，奠定了歐洲自然科學的基礎，再如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天體執行論》，改變了歐洲人的宇宙觀。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無數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書籍在傳播新鮮的知識和思想，引發了近代科學和哲學幾百年中在歐洲蓬勃發展。

人們都知道，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中國曾經有過領先的時期，這個時期大約一直持續到中國的明朝初年。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在這個階段的書籍製作，也是領先於世界的。然而後來的幾百年，中國科技在整體上被西方國家超越，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做出過重要貢獻，為什麼科技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

閱讀這本書，你至少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國的書籍在過去幾百年出版沒有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至少是阻礙了科技的發展。這個事實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20世紀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改革開放時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作為兩次對於民眾的思想啟蒙，正是以出版大量新思想、新觀念、新知識的圖書為基礎的。改革開放後，中國能在短短幾十年內迎頭趕上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書籍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說，圖書行業的工作者，特別是出版人對於社會發展責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