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如何在全球各地、各個時期不斷重塑歷史？｜2024商務印書館“十大好書”出爐

11月5日，2024商務印書館十大好書正式釋出。由活字文化策劃的《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位列大眾類年度十大好書第五位！

追蹤書籍的歷史，可以使我們看到，書籍本身如何創造了人類歷史。《牛津全球書籍史》就是這樣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書籍史，是一座上下五千年的書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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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市面上一般書籍史不同的是，這部《牛津全球書籍史》集結了來自歐洲、亞洲、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的頂級作者陣容。16位國際作者在各自專攻的國別和時代，提煉全球書籍的面貌和發展脈絡，勾勒書籍的前世今生。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牛津全球書籍史》一書的主編、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詹姆斯·拉文撰寫的導言。

第一章

導言

詹姆斯·拉文（James Raven）/文

文章節選自《牛津全球書籍史（插圖本）》

第十二年參加商務印書館十大好書評選

今年仿畫《牛津全球書籍史》

書架上滿滿的書籍讓人眼花撩亂，又欣喜莫名

正反映了好書評選的糾結與趣味！

綠茶/繪（甲辰十月初五）

說到“書籍”的時候，我們多半認為自己明白這個詞的意思。書籍包含一些字句、一個書封和一個書脊，有時也包含一些圖版，如果是參考書的話，多半還包括一份目錄，外加一堆索引。我們本能地認為書籍都是印出來的。而且我們知道，書籍遍佈整個世界，一般說來有人閱讀。

稍微想想我們家裡的書籍，或者是某座堂皇古建築裡那些塞滿書架的物事，我們還會意識到，沒人閱讀的書也很多。不管讀沒讀過，也不管讀過多少次，書籍總歸是我們十分熟悉的生活資料，往往還具備令人感到寬慰或愧悔的效力。在特定的環境和時間閱讀特定的書籍，完全可能產生改變人生、啟迪思維、駭人心目或予人開解的效果。但你若追問書籍到底是什麼，心中浮現的通常是一個物質化的形象。作為知識、教益和消遣的載體，書籍的物質形態一方面十分易於辨識，一方面又各具文化特色。

近些年來，由於數字媒介的發展，我們對於書籍的傳統認知已經有所動搖。次第問世的行動式電腦、智慧手機和滾屏文字，樣樣都在挑戰我們關於書籍構成、功用和目的的固有觀念。我們編髮短訊息，將“text”(文字)名詞動用，使用並定製電子圖書，建立我們自己的出版物，並且對這類出版物擁有看似充分的控制權。大眾及學術評論家紛紛立說，探究實體媒介與數字媒介之分，紙張與畫素之別。電子圖書帶來種種前所未有的閱讀及求知體驗，這些體驗極大地撼動了我們原有的認識，不光涉及知識的物質形態，還涉及知識的定義、構成和傳播方式。

除此而外，關於書籍的性質，我們的固有觀念還面臨其他一些古已有之的挑戰。如果你是在裝訂成冊的紙張上閱讀這本書裡的這些字句，說明你跟“書籍就是本冊(codex)”的觀念脫不了干係。“codex”一詞源自拉丁詞彙“caudex”(意為“樹幹”“木塊”)，通常的定義是“一種簿冊，由若干紙片、獸皮紙、紙莎草葉或類似材料構成”。這個詞一般指涉手寫抄本，同時又業已成為印刷書籍的代稱，為西方世界所公認。但我們若是放眼全球，便會發現在古往今來的各個社會當中，書籍曾經擁有且依然擁有許多種不同的形態，儘管在現代的全球交流及相互瞭解成為現實之前，人們並沒有對書籍的不同形態和功能進行深入的比較，就算有過這方面的探究，終歸也只是極少數人的學問。

本書旨在同時打破關於書籍的兩道認知藩籬，也就是時間的藩籬和地理的藩籬。接下來的章節將遍訪全球，縱覽古今，從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書版，一直講到承載數碼圖文的電子書版。任何此類著作也不敢妄稱面面俱到，但為本書撰文的16位作者都是各自領域的學術權威，確實為讀者提供了一些新鮮的視角，有助於讀者藉由對比加深認識，瞭解書籍在彼此大相徑庭的各個社會中曾有和現有的意義。

書中附有為數眾多的圖版和文字說明，不啻一份與正文平行的敘述，為書籍史的各個側面提供了例項。

本書正文之前的“書籍史時間線”，則可使讀者直觀地瞭解，世界各地的書籍生產和閱讀歷史當中，存在怎樣一些出人意表的巧合和反差。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對過往的寫作及出版實踐認識狹隘，抱有一些相對地域化的觀念。這條時間線雖然只列出了全球書籍史上的重大時刻，但應當能產生促使我們停步反思的效果。

實在說來，本書展示的是書籍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各個歷史時期不斷重塑，不斷革新。本書各個章節呈現了書籍的各種恆定形態和殘存形態，書籍演變的各個關鍵時刻，以及異質功能和異質材料的長期共存。

書籍的發展一方面存在差異性，一方面又存在共時性，兩者都要求我們追根究底：新起的特定形式和用途，是否出於替代並改良舊有形式的需要？全球各地的書籍若是在大致相同的歷史階段發生相同的演變，各地的演變又似乎互不相關，此類演變可否歸因於彼此類同的基礎條件，比如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帝國的收縮或擴張，政治和智識的昌明或式微，以及人們對教育需求的相應重估？

除此之外，本書還著重強調了一些較比陌生的學術領域，其中許多都需要更為深入的探究。此下章節彙集了近些年來的諸多研究成果，但在世界各地，比如說非洲、中亞和環太平洋部分地區，關於書籍的創制和閱讀，還有為數更多的未知事物在等待我們的發現和認識。而在中國和俄羅斯，即便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前輩學人的書籍史研究成果仍未得到充分的整理和分享。

指向各異的羅盤

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比較可以提供特殊的視角，幫助我們重估歐洲和“西方”的書籍生產及發行的歷史，以及讀者和客戶接收文字的方式。有一些比較研究探討了現代早期的亞洲印刷實踐，以及中國、朝鮮和日本複雜且可校正的木版印刷術，這些研究帶來了格外寶貴的啟示，尤其是其中關涉商界與知識界、城區生產與鄉區發行之間的相互作用。歐洲和西方的目錄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國家為框架。不管是就文獻學和語言學旨趣而言，還是就簡單的可操作性而言，國別框架都算是可以理解，但對歷史學家來說，這始終是一種值得商榷的做法。不管印刷品的發展歷程與各種方言的成長多麼合拍，又與推動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各種宣傳運動和抗議風潮多麼同步，從其他許多方面來說，若是把民族國家設定為印刷史研究的地理單元，仍然會使人誤入歧途。政治單元(不一定與語言單元一致)顯然是回顧性國族目錄學研究(以短標題目錄的形式刊行)的推動者，但流傳於政治單元內部的書籍終歸是一種國際性的商品，過去如此，今日亦然。

時至今日，書籍史研究已經是一種全球性的活動。新穎獨到的書籍史寫作及研究專案紛紛湧現，覆蓋中國、印度、南亞及中亞、非洲和南美，以及一些目錄學和書籍史研究長盛不衰的地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歐洲金屬活字印刷術第一波全球化風潮的重估，重心是這種技術與抄本生產、木版印刷和其他印刷方法之間的相互作用。金屬活字的第一波全球化風潮肇端於16世紀晚期，大致過程是首先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輸出，稍後是法國、尼德蘭和英格蘭，傳入墨西哥、秘魯、巴西和南北美洲其他區域，同時也傳入了非洲的許多地區，還有印度、中國、日本和菲律賓群島，乃至東南亞和東亞的各個社群。

不過，這一類覆蓋廣大地理範圍的比較研究由來已久。20世紀80年代書籍史研究的先驅，大多數研究的都是印刷時代的歐洲和北美。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1939—)於1982年發表開創性論文《什麼是書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並且在文中提出，“甚至可以把它(書籍史)稱為‘借印刷實現交流的社會及文化史’”。到了90年代初期，在英國、法國和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和澳大利亞，各類書籍史課程、書籍史研究中心和多卷本書籍史出版項目都已經取得一些進展。又過了十來年，中世紀研究專家和古文字學者也紛紛行動起來，藉助原有的研究成果，採用迥異常規的研究方法，著手主持各種通常以民族國家為著眼點的合作專案，研究出版史和涵蓋更廣的書籍史。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書籍史”一詞，藉以推動一些更為寬泛的探討，力圖釐清書籍在往昔時代的意義和功用。這些學者採用了一些新鮮的視角，尤為重要的貢獻則是提高了研究的跨學科性，由此便可使以往的方法和結論得到拓展和修正。

籠統說來，分析目錄學、批評理論、閱讀史、圖書館史和目錄學史都能夠獨力解答一些型別各異的問題，都有各自的研究熱情和認識論關切作為驅動，但這些學科一旦相互碰撞，便能夠觸及更深的層面，獲得更大的批評敏銳度。從許多方面來說，在書籍史的復興浪潮之中，最具創造力的一個成果便是收攬了型別眾多的參與者，把他們拉進了相關的對話和合作研究中。這些參與者包括文化及社會歷史學家、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文字編輯理論與實踐研究者、目錄學家、手稿學家、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文獻學家、珍本特藏管理者、古籍修復者和語言學家，也包括譯者、科學史家、觀念史家、藝術史家、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還包括研究媒體學、傳播學和圖文傳播研究的專家。這些書籍闡釋者使用的方法雖然千差萬別，但都以文字為研究物件，都把文字視作人類集體施為作用於物質載體的產物。和語言一樣，這些物態的文字，以及文字符號所包蘊的資訊，都是我們撰著意義史之時最為強大的可用工具。

這樣的一條跨學科路線，還把書籍史牢牢地安插在了歷史的領地之內，可望為階級史、種族史、性別史和情感史的一些方面做出巨大的貢獻，並可為觀念史、革命史、地區及國別政治史、信仰及信條史和外交史提供補正，如此等等。針對實體書籍裡裡外外和一系列非文字來源的各種增益性研究，催生了一些新興的史學門類，比如審查史、版權史、出版經濟學及地理學史和發行網路史，以及圖書館使用史。除此而外，書籍史還使閱讀史和接受史所包含的來源分析型別得到了顯著的擴充套件。關於書籍生產、傳播及影響的歷史研究，與觀念史、宗教信條及實踐史、知識社會史、社會性史及人際親密行為史相互交錯，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展。

雖然有了這些新的發展和新的學術關聯，印刷依然是出版書籍史的主要課題，另一方面，圖文印刷品遠不是人們交流訊息的唯一一種圖文傳播方式。文字可以是壓痕，可以是戳記，可以銘刻，可以書寫，可以繪製，可以模板噴畫，可以雕版或凸版印刷，可以刻版印刷，可以鉛印，可以石印，還可以照相複製或數字複製。舉例來說——這個例子與20世紀晚期許多書籍史著述的重心截然對立——歷史學家若是放眼今日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區域，要對這些地方在絕大多數世紀裡的書籍生產史做一番研究，研究物件就只能是手抄本的傳播。16世紀中葉之前，手抄本是南亞地區唯一的一種書面文字；19世紀初葉之前，也就是天主教傳教士將第一臺印刷機和鑄造字模帶到印度西部將近300年之後，手抄本依然是這些地方的首選。留存至今的古代梵文文字，數量比流傳下來的同時期拉丁文和希臘文文字多得多。

從更為廣大的層面來說，儘管各位聲名卓著的文化史家和目錄學家，包括達恩頓、麥肯齊和夏提葉在內，已經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書籍史的各個方面寫下了開拓性的論著，繼起的文獻研究者仍然對書籍史的發展施加了可觀的影響。20世紀晚期，文獻批評的目標和方法都出現了分化。隨著新的理論方法在歐洲和美洲各所大學的文學系日益推進，一些逃避象牙塔學術的“難民”開始轉向更貼近歷史的學術興趣，著手研究新興的“書籍史”。但在更為晚近的年代，品類大大增加的文獻研究及文字批評方法同樣為寫作實踐、出版行為和文字接受的歷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除去針對傳統經典文字整合的廣泛研究之外，“經典性”本身也吸引了極大的研究興趣。文獻經典，尤其是兼有褒義和貶義的“西方經典”這一術語，指的是公認對文化最具影響力的書籍、藝術品和音樂作品的集合。各種書籍史有助於識別並分析“大眾”文學、“小眾”文學和具體“流派”的文學，並且能推動關於女性、性別、同性戀和種族的研究。除此而外，書籍史還有助於重新發現“非經典”。美國批評家瑪格麗特·科恩(1958—)為“非經典”作品創制了一個飽含歷史戲謔意味的稱謂——“沒人讀的傑作”。

在更為晚近的年代，更注重比較的書籍史研究拓寬了學者們的非歐洲、非北美及後殖民視角。從比較的角度出發，人們對書籍史的某些給定假設展開了極其有益的探討。舉例來說，要釐清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書籍史，皆須辨明書籍生產的經濟機制：書籍生產所需的資本從何而來，個人或社群為何及如何支付勞力成本和購買成本，各不相同的需求水平有何原因。新的書籍史可以提供全球性的比較，這一類的比較還處於萌芽階段，但它們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前輩學人留下了長期積累、分門別類的地方及國別目錄學和檔案研究成果，為它們提供了堅實的支撐。首先需要探究的問題是跨大洋及跨大陸的書籍生產、流通和接受史，以及知識的在地生產和廣遠傳播。

傳統中文及韓文的“書籍”一詞，業已被採用為歐美歷史著述中“book”的譯名，此一譯名可以涵蓋足夠多樣的型別，比如說未經裝訂的手寫或印製字紙。更具體地說，至遲在11世紀的宋代，中國人已經開始使用“版本”一詞，藉以區分基本一致的文字所衍生的各種不同的書籍版本，但通常同為印本。從詞源學角度來說，“版本”這個術語關涉目錄之學的一種優越形式，重要原因之一是珍本書籍具有可觀的轉售價值，學者必須具備非同一般的人脈，才有能力訪求並積累關於珍本書籍的冷僻知識。在對宗教及其存在問題總體上敬謝不敏的現代知識界，這個術語顯然反映著對書籍物質價值和意識形態價值的一種獨特權衡，以及對書籍儀典及精神價值的一種強調。正因如此，東亞人用來描述書籍及書籍品鑑活動的語言凸顯了他們對書籍的一種特殊看法，這種看法與西方書籍史只有部分一致。

從另一方面來看，全球書籍史的基本意圖之一恰恰是打破國家、帝國或其他政治實體所造成的地理藩籬。新的書籍史摒棄了這類老一套的實用主義的研究單元，轉而從語言、審美、大洋及後殖民視角出發，探討何謂顯而易見的“無國界書籍”。不太顯而易見的是，“無國界書籍”有時還是“無讀者書籍”，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對書籍的歷史體驗表現為對某些書籍的感知乃至使用，但卻不牽涉對這些書籍的實際閱讀。

書籍史的“全球化轉向”促進了一些知識史研究，這些研究起因於現代早期及啟蒙時代歐洲帶來的種種學術挑戰，致力於探討知識組織的變化、觀念的傳播和影響、圖書館的智識及社會史，以及歐洲文化的全球傳播。知識積累被知識湮滅所抵消的種種方式，平行於多種書籍史皆曾探究的一個現象，亦即進步與束縛之間的平衡。在世界各地，為數越來越多的案例史聚焦於被替代、被吸收、被毀壞的各種口頭文化，或是(基於對“印製感”各種表現形式的一種遠比以往開明的分析)聚焦於曾經存在的各種書面語言。除此而外，書籍史家也在考察一些實現了創造性複合的文化，在這些文化當中，強加或新創的語言及傳統發揮了獨特的積極作用。

書籍史研究的這些新鮮路線，最終會啟迪當下實現了數字化和全球化，但智識及意識形態支離破碎、往往不能相互理解的世界。西方與非西方的比較，尤其有助於推動反思，幫助我們理解各種區別與交疊，比如商業出版、非商業出版、體制出版和私人出版之間的區別與交疊，理解靠活字、木版、金屬刻版或其他方法實現的書籍及非書籍印刷活動的社會角色，理解各種書籍生產、發行乃至閱讀模式的相對效能。舉例來說，關於亞洲地區木版印刷的研究結果業已表明，活字印刷牽涉鑄字、排字、校正和費時費力的散字還盤過程，並不總是最為經濟的一種印刷方式，這使得歐洲印刷業必勝的歷史發生動搖。

合在一起看，世界各地的書籍史可以推動一系列品類繁多的新研究，從新聞採集及國際報業史到特定作品的全球史，再到技術及知識轉移的全球史。書籍史研究可以充實、修正、質疑並細化關於實踐、行為及再現的各種涵蓋範圍更廣的敘述，比如顛覆史、革命史、改良史和征服史。在近來的典禮史、語言史、幽默史和情感史探討當中，關於書籍生產、流通和接受的研究也佔據了顯著的位置。書籍史研究有助於認識書籍尤其是印刷文字和原住民書寫文字所蘊含的變革力量，這方面的認識已經極大地促進了關於傳統發明、社群想象、殖民接觸、後殖民主義和庶民研究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