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那個以一己之力對性侵犯公開抗爭，卻被冠上“日本之恥”的伊藤詩織嗎？
很多人對她的印象來自那張照片：
在法院門口，手舉“勝訴”二字，眼眶微紅，以疲憊的微笑宣佈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
但多數人未必能瞭解到，這張宣告勝利的照片背後，是99%的苦澀碾壓了那1%的喜悅。
程序正義的結果當然重要。
但要推動這個程式生效，到底需要多大的力氣和代價？沒有人真的體驗過。
伊藤詩織選擇了成為那個人。
為了給自己一個答案，也為了給人類一個更好的明天，她用自己瘦弱的軀體，去承受、揭示“黑箱”裡的結構，是如何對一個普通人施予層層壓迫。
5年後的今天，一部由詩織本人親自記錄、展示整個抗爭程序的紀錄片《黑箱日記》，在結尾再次呈現了這歷史性的一刻。
看完紀錄片再看這一幕，你才會懂她能走到這裡，已無異於奇蹟。
不管你是否對這場勝利感同身受，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明白背後的意義——
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她對抗的是什麼。
這是一場絕大部分人都認為必輸的戰爭。
包括那位自信的敵人。
《日本之恥》
先看一組資料。
向警方報案的強姦指控數，以每100萬人為單位，英國是510件，而日本僅有10件。
這意味著日本女性更安全？
當然不是。
遭遇強姦後選擇報警的人寥寥無幾，只因這個國家對女性的規訓，讓她們被巨大的羞恥和恐懼包圍，選擇獨自吞嚥痛苦也不願讓他人知曉。
這在日本甚至成為一種隱秘的社會共識。
性侵害往往發生在“黑箱”之中。
這是一名負責伊藤詩織案件的檢察官說的話，事件發生在私密的室內，不會有第三方知情，這種情況稱作“黑箱”。而在黑箱裡，暴力和傷害能肆意發生，但很難被證明。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也預設，“黑箱”無法被打破，或者打破它需要無上的代價，那代價是一個人無法承擔的。
伊藤詩織之所以成為孤膽英雄，正是因為她打開了那個無人敢碰的“黑箱”。
日本法律過去將強姦定義為“強制性交”，這導致法律很難有效保護受害者的權利和尊嚴，而讓受害者的上訴極其困難，既要證明犯罪者使用了暴力、威脅、藥物或酒精等強迫性手段，又要提供證據證明自己沒有同意。
這預設著一個邏輯，犯罪過程中的反抗是無效的，傷害發生後“反抗”卻要成為衡量受害者是否同意的唯一標準。
證明反抗之後呢，法律途徑就會成為救命稻草？
很遺憾，在取證的過程中受害者大機率會遭受又一次傷害——
日本警方開展調查時，往往採用一種用假人進行強姦案現場復原的手法，除了一遍遍複述事件，詩織還被要求躺在軟墊上，男警官將等身大的假人放在她身上，試圖還原當時的情形。
《黑箱日記》，字幕@華堅馮力士，下同
越過這些重重障礙，詩織終於扒開了“黑箱”的一道縫隙。
不僅給出了明確的反抗——
第一次：在出租車上，詩織就對司機明確表示，我要下車，我要回家。
這也得到了司機的證實。
第二次：到達酒店後，詩織並沒有任何主動下車的動作。山口下車後，半個身子鑽進車裡拉扯了很久，呈現出用力感。裡面的人要麼失去意識，要麼在對抗，才會造成這種下車困難，無論哪種都是非自願性質。
監控完全記錄了山口強迫、拖拽著詩織走進酒店的全過程。
第三次，發現山口的意圖後，詩織用日語表示拒絕，無果，進而用英語辱罵他，制止他。
受害後還要保持強大的心理堅持上訴、取證、維權。
而回應呢？同樣明確。
警方本已有了充實的證據，手握逮捕令準備逮捕山口敬之，但在實施前一刻被警視廳高層叫停。一年之後，東京地方檢察廳對此案做出證據不充分、不予刑事起訴的裁決。
艱難走出了犯罪現場，走出了上訴過程的二次傷害，但還是繞不過陳舊的司法系統，同時黑箱展露出隱藏著的更為龐大的身軀，背後還有一雙翻雲覆雨的權力之手。
就像詩織說的那樣，“像我這樣不起眼的小人物，連向眼前那看不見的巨大力量蓄勢發起挑戰，似乎都是不被允許的。”
開啟黑箱後，敵人反而成了薛定諤的貓，彰顯權威時它無處不在，但指控它時，它又消失了。
這也回答了那個問題，為什麼女性反抗性暴力的戰爭總是無法獲勝？
父權制總能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在社會中執行。
在高位的施害者有太多脫罪的話語和手段，畢竟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早已滲透進方方面面，受害者的yes和no都不由自己定義，甚至於no不僅無法表達no，還能被“權威”曲解成yes。
反抗者反而成“出頭鳥”，矛頭一轉，演變為一場對於女性的獵巫。
當敵人變成整個社會的共謀，女性更加舉步維艱。
於是詩織選擇更加決絕的姿態——
站到臺前，召開媒體見面會，公開指控山口敬之對她實施性侵。
“我認為我已經試過了一切我能走過的路，公之於眾是我最後的選擇。”
於是，伊藤詩織，成為了日本第一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
伊藤詩織最初選擇召開發佈會，想打破那堵高牆，發自一種女性本能。
她不願自己只是報道里一個不見其名、不見其貌的“女受害人”，也害怕講述自己的遭遇後要揹負“受害者”的名號生活。
但她又想到那些痛失所愛的人，仍選擇講述逝者故事、還原她們面目的遺屬們。
“讓那些與我有相同經歷的人，變得越少越好。我不願任何人再體驗這份痛苦。決不讓這種遭遇，作為‘常有的事’，落得敷衍收場。”
這讓我想到臺灣me too運動，大牙曝光陳建州性騷擾被恐嚇後，郭源元站出來控訴自己也曾遭遇騷擾。
“現在決定說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
女性反抗壓迫的鬥爭，往往都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她身後站著的是無數個她。
但某種程度，這場戰爭又只是她一個人的戰爭。
哪怕結構性的敵人已然明晰，個人具體生活中依然有無法剝離的隱痛，個人要為之付出的代價依然是難以想象的。
比如，真正的戰爭還未打響，就已經出現的裂痕，而這裂痕恰恰來自她最親密的家人。
母親和妹妹都不願意詩織“拋頭露面”，父親則說：“比起去向社會宣戰，我更希望你作為一個人，獲得人生的幸福。”
詩織曾說，強姦，是對一個人靈魂的殺戮。每個人都有自己“還魂”的方法。在我，則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
而詩織要做的，除了治癒自己的靈魂，還要努力在這場戰鬥中活下去。
在黑箱的凝視下，女性在日常中活著就要耗費許多力氣，而一場對抗黑箱的戰爭中，活下去更是需要綿綿不絕的力氣和勇氣。
如果之前那部《日本之恥》是一雙叩問社會的眼睛，那這部《黑箱日記》補全的就是開啟黑箱後的詩織如何生存下來。
一面是以一己之力改寫日本法律，一面是日本右翼攻擊的日本之“恥”，這其中無法忽視的是社會強迫她支付的宣戰的代價——
因為記者會上襯衣少扣了一枚紐扣，網路暴力和蕩婦羞辱紛至沓來。
私人生活被完全掠奪，家裡總會出現攝像頭、錄音器，樓下總是長時間停著同一輛神秘麵包車，甚至時常遭受著死亡威脅。
不少人勸告詩織，一旦報了案，你在新聞行業裡，甚至在日本，恐怕都難以立足。
因為她的敵人，山口敬之，是一個能左右執法流程的權勢者，是行業裡的權威人士，還是日本首相的好友，有複雜的政壇背景。
在這懸殊的地位和力量差面前，是可想而知的絕望。
更可笑的是，當一顆易碎的雞蛋與高牆展開對峙時，竟然還有其他同樣易碎的雞蛋，選擇站高牆。
“你憑什麼敢反抗，你的反抗一定意有所圖。”
這些還不是戰鬥過程中最有挑戰的，更具毀滅性的是那些沉重而複雜的矛盾瞬間。
友人告訴詩織，你再也不會如往日那樣笑了。詩織才驚覺，自己從四年前事發後再也沒看到櫻花。
不是生活中沒有遇到櫻花。
櫻花就在那裡，但它已經變成不可觸碰的痛，你的身體選擇讓它消失。
詩織並不稱呼自己為受害者，而是倖存者。
相比大家更願意相信的受害者形象——“身穿白色襯衫，釦子密密實實扣到卡住下巴，臉上帶著一抹憂傷之色”，詩織表示，絕不願生活在別人擅自規定的“受害者模板”之中，更不願自己被性侵害帶來的恐懼和脆弱牽著鼻子走。
也有人認為受害者應該保持憤怒，因為你選擇站在了公眾面前，你應該像個戰士。
這種對受害者憤怒的勒索甚至會轉化為質疑和不滿，你為什麼不足夠憤怒，你不該如此。
當你選擇站在公共視野裡，每個人都開始對你進行揣測和定義。
但只有詩織擁有這個自我定義的權利。
她更希望還原出的，是那個作為新聞記者的自我。將自己抽離，更加客觀更加專業更具公信力地去談論這件事——
“在受害的當時，憤怒悉數指向了對性暴力姑息縱容的司法系統，以及對受害者提供社會援助制度的薄弱。反倒是對實施性侵的加害者本人，再也拿不出一絲力氣去宣洩憤怒。”
不是不憤怒，只是沒有力氣。
跟隨《黑箱日記》觸及詩織的日常生活，看到她不退縮戰鬥的同時，同樣也在害怕與恐懼。脆弱的那一面，是勇敢真實而複雜的內涵。
《黑箱日記》也暴露出一個殘酷事實，就是一部分看起來“幫助”她的人，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共謀者。
比如那個發揮至關重要作用的“戰友”，A警官。
如果沒有這部紀錄片，外界會認為A警官是一位絕對的正義之士，是黑箱中少有的良心。
但當你看了詩織的日常，看了片中記錄的那麼多過程細節時，你會發現A呈現出另一種面目——他一邊熱絡地關心詩織吃沒吃飯，一邊開起了兩性玩笑，讓詩織和他結婚。
“如果要我背叛我的組織去幫你，那你嫁給我的話，可以哦。”
儘管A前期有跟詩織表現出他跟組織存在矛盾，表示過自己想幫她。
但別忘了，他也確確實實是這個組織的一員，也是手握詩織案件走向的上位者之人。
同樣的，那個在最後階段決定公開指證山口的酒店門衛，一邊表示願意承擔風險，一邊說“你應該高興那晚是我值班”，隱隱有種認為對方該感恩戴德的意味。
但他全然忘記了，他本有著阻止這次犯罪行為的機會。
夢魘揮之不去，詩織下意識地微笑、感謝、附和，掛掉電話後，陷入長久的沉默。
“無法拒絕”的東亞魔咒仍然像一層沉重的殼附著在她身上。
2017年9月，東京檢察審查會再次駁回了詩織的起訴，詩織轉提民事訴訟。
2017年日本首次改革了強姦法，加大了對性犯罪的懲處力度；之後2023年日本再次對性犯罪法律進行修訂，“強制性交罪”被改為“非自願性交罪”；性同意年齡從13歲上調至16歲，首次將窺淫癖定為刑事犯罪。
2019年12月18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作出裁決，詩織勝訴，山口敬之賠償其330萬日元，同時駁回山口控告詩織侵犯名譽的起訴。
一場寫定無法取勝的戰爭終於獲得了階段性勝利。而這距離侵害發生，早已過去了4年。
詩織表明，這次判決結果並不代表所發生的一切會消失，案件結束，但不代表著我曾受到的傷害就停止了。
這並不是無端的控訴，山口在之後依然身居高位，絲毫不受影響，還公開表示自己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甚至於當時詩織就坐在臺下，她面色平靜，好像只是一個工作的記者。
勝訴並不代表所發生的一切會消失，也不代表過去的一切會改變。
2022年7月，安倍晉三遭槍擊身亡。同一天，最高法院核准了詩織的勝訴。
從25歲到33歲，勝利終於來了。鍥而不捨的行動，終於激起社會的漣漪。
詩織最初嘗試依靠日本媒體，得到的回覆是你的問題太過私人太過敏感，不適合公開討論。釋出會後，她的私人生活全面失守，才終於有了獲得現實影響和社會關注的可能。
與之相對應的是，她不得不投身於私人生活的重建，哪怕這些生活同時有好的和不好的方面。
連她的男友都會質疑她的控訴是否為作秀。
有時連詩織自己也會質疑，“從法律角度來說，我或許打贏了那些言論；但從內心角度，我早已乾涸。”
勝訴的現場，一個女性衝著詩織大喊：你把自己弄得像個偶像，你在作秀。
但同時，在女性記者的交流會上，一群命運與共的女性媒體人聚集在一起，有人表示自己曾經也遭受過性侵犯，但是沒有勇氣揭發，有人對詩織道謝，你做了我們應該做但沒有勇氣做的事。
詩織在臺上泣不成聲：
以前站在公眾面前的我像赤身裸體，今天是我第一次被蓋上了毯子。
這就是這場戰爭在更大範圍內展開社會討論，得到的有益於公眾的結果。
其正向的影響還遠遠不止於此。
飄之前看到過一段來自北師大張莉老師的演講。
她說她有一次上文學課講魯迅的《傷逝》，一對青年男女在熱戀後同居，男主人公感受到生活的困頓後，想分手，他說：“我厭倦了川流不息地吃飯。”
課堂上的一位男同學萬分共鳴，而一名女生站起來說，當她讀到“厭倦了川流不息地吃飯”時，她彷彿看見了那位女主人公，在川流不息地做飯。
她為那位沉默的、川流不息地做飯的女主人公感到窒息。
我覺得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我們一直在努力擺脫“失語”，去看到那些看不見的女性痛苦。
吃飯背後的做飯，我們已然有能力識別。
在女性共同體的探索下，我們川流不息地重建著沒有女性缺失的日常。
但是就像這場戰爭最初預計無法取勝的底色一樣，就算敵人已經清晰可辨，結構性的壓迫已然明晰，勝利也總是無法一錘定音。
我們能在生活的很多個瞬間感覺到這種無力感。
我們已經睜開眼睛，發現世界傾斜的本質，為那些不正義吶喊、質問、憤怒。
我們的姿態終於昂揚，但總是一拳打在棉花上，而巨大後坐力帶來的攻擊慣性，往往又施加在了同行的女性夥伴身上。
歸根究底，我們不相信一個人能帶來廣泛的結構性改變。所以總是希望抱團取暖，希望甚至強求大家應該站在一條起跑線。
好的是，伊藤詩織成功戰鬥到了最後，雖然她本不該是戰士。
那麼現在，我們睜開了眼睛，也找到了那個寄託女性力量的榜樣，我們就能改變現實了嗎？
不會，因為這條路就是這樣，感到無力又總有力量，失望的同時又懷有希望。
彆氣餒，這一切是有用的，它讓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最後，這場戰爭的勝利會由我們每一個人決定。
詩織踏出了第一步。
她身後，還有無數個緊隨其後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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